《最后一站：奥斯维辛》：身处炼狱如何仰望星空？

人类生存的极端困境莫过于集中营，这是人类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有序系统”地毁灭同类：毒气室、焚化炉、酷刑、人体实验……只要进入集中营成为囚犯，死亡随时来临。

关于“二战”集中营的回忆录有不少，但《最后一站：奥斯维辛》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在集中营里创作完成的作品。

“在风暴中心写作”，它没有经过润饰和修改，没有受到政治干预，因此，书中的故事更加公正、客观，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作者埃迪•德文德是荷兰犹太人，他以第三人称“汉斯”的角度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的16个月。他为何不以第一人称写呢？我想，会不会因为抽离自身更有助于平实叙述？

读这本书很压抑，平静的文字下是令人发指的细节，这些骇人听闻的亲身经历令你很难想象也很难理解：人类这个物种可以对同类残忍到何等地步。你不禁会想，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这一切？写下来是放下痛苦，还是又拉回那段黑暗时光？

集中营的幸存者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减少，他们的记忆和记录弥足珍贵，警醒世人永远不要遗忘这段真实历史。

1943年9月13号晚上，汉斯和妻子弗里德尔被通知收拾东西，准备被送走。十点半火车出发了，没人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第三天，他们终于知道了目的地：奥斯维辛。这不过是一个词，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不好，但也不坏。
夜里，他们抵达了奥斯维辛的大院。

火车停稳，车门拉开，行李被扔在一堆，他们这时才明白将失去所有。

党卫队队员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涌来，推搡着将他们带到一条和火车平行的路上。有人走得慢，他们就踢一脚，或是用棍子打一下，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排成一排排长队。

男人和女人分开排队，军官扫一眼就用棍子指着人们去左边或右边：去左边的是老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去右边的是年轻人和体力尚佳的人。

弗里德尔和汉斯就此分开了，去了各自年轻人那一队。此时来了几辆卡车，把年纪大的男人和女人们都装了上去。

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党卫队的真正嘴脸。卡车那么高，那些被推搡、被踢打的人，很多人都爬不上去。但是不断落下来的棍棒让每个人不得不使出平生最大的气力。

进入集中营，立刻被剥夺所有，成为囚犯。

剥夺所有东西：下火车的时候，他们全部行李已经被收走，还会被带到“财物室”，交出所有东西。

剃头：他们一丝不挂站在太阳底下，理发师粗暴地给他们剃头。

这么热的下午还要干这么多活就已经让他们很烦躁了，他们用已经钝掉的刀片，与其说是剃头，还不如说是将头发生生撕扯下来。要是谁没有转身或者转动配合他们修理毛发，就会被推搡，有时还会被殴打。剃完了的人，理发师会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编号，再拿着这张纸去找文身师，汉斯的编号是150822。

文身：当这个号码被刺在胳膊上，汉斯知道他已经失去医生身份，变成囚犯150822了。

消毒：他们进入浴室，有个戴着大橡胶手套的人在他们的腋窝和私处抹一把刺鼻的消毒剂。喷头洒下一点温水不足以沐浴，他们身上半干不湿的，还沾着汗和消毒剂，就被赶到“更衣室”找衣服穿。

你被推搡着，他们对你吼叫着，如果吼叫还不够的话，就直接动手，直到你把衣服找齐为止。一件衬衫、一条麻布裤子、一件外套、一顶帽子和一双木鞋或者凉鞋。一下子你也找不到合适的尺码，所以人们穿着囚服看起来就跟小丑一样。

“注册”：所有能想到的个人信息和其他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

汉斯问营地里的“旧人”，这里要做什么，他们说会分到工作小队去干活。

汉斯表明医生身份，被带去28号楼，开始了他的集中营生涯。

生活是一个循环，由两个时段组成：晨钟到晚钟，以及晚钟到晨钟。

一天，汉斯和另一个新人范里尔被派去运尸队。

他们出去了。外面停了一辆大的平板货车，运尸工从地下室把尸体抬了上来，一个架子上放两具。一次抬两个一点也不困难，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残破不堪，瘦得皮包骨，和骷髅差不多了。
他们抓着尸体的胳膊和腿，把一具具尸体扔进铺着锌的卡车里，从尸体上滴下来的水湿润了金属表面，尸体便这样滑进了货斗里。然后汉斯和范里尔要赶快跳到一旁，以免尸体碰到他们的衣服。尸体滑到后面去时，他们就捡起来，整齐地堆成一堆。然后要马上跳开，因为下一个已经滑过来了。运尸工人尽力地将尸体向汉斯和范里尔的衣服上扔，于是他们不得不在车上跳来跳去。
一切有序得就好像一个专做惊悚生意的公司在正常营业一样。天已经快黑了，电网上的灯照着他们。尸体不断在车上滑落，上面还有人“跳舞”。他们的手变得又脏又滑，已经抓不住尸体了。于是尸体一个接一个撞到他们的衣服上。

在集中营里，医院算是好地方。

就算是党卫队最健壮的野蛮人，也总有个“你或许某天就需要看医生”这样的感觉。也多亏了这点，医生、护士、技术人员，才没有被过分催促和殴打。

汉斯在29号楼住院部“工作”过，也曾被9号楼的楼长选去帮忙。9号楼的楼长50岁了，他鼓励汉斯坚持下去。

“噢，一旦你开始适应了营里的生活，还是可以坚持的。你知道吗？九成的人都是在第一年死去的，但一旦你度过了那一段，后面就好了。你适应了这里的食物，你的衣服会好一些，而如果你成了老囚犯，党卫队队员们也会尊重你一点。”

营地医生有时来巡视，卫生员把重病号的编号记下来，让他们“转移”。

楼长拿着一张名单，上面写着这些受害者的姓名和编号。他们要尽快出列，每个人分到了一条裤子和一双凉鞋之后，就被赶上了车。
那些没法走路的重病号，则被护士用担架抬出来。如果动作不够快，护士也会挨一脚，党卫队队员就会接过这些可怜人，把他们像扔面粉袋子那样扔上车。
这些人倒也不重。一个本来长得很结实的大汉，一开始可能有80公斤，现在也就50或者52公斤那样，还有些本来是正常身材的，现在都不超过38公斤。

每当这时，汉斯就极力控制情绪，以免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之前有一次分选的时候，一个护士帮了一个可怜人一把，管事的党卫队队员对因为这一个人耽误了整件事很不满。护士抗议了一下，营地医生过来，把护士的名字写了下来，于是他也得一起上车走。

汉斯曾被派到 “道路建设小队”拉货车、运石头；也因为得罪人，被送去比克瑙集中营的惩罚小队。

每天几乎都在催促中度过。汉斯被分到了一个建筑小队。人们无休无止地排队搬石头；有时候是铁轨的枕木，有时候是沉重的铁块，把你肩膀上的皮肤磨得没一块完整的地方。

在比克瑙，汉斯有一晚被叫去“收尸小队”。

自从所有的灭绝都去比克瑙执行以后，奥斯维辛只有“自然”死亡的人，这些尸体会在晚上被装上运尸车送去比克瑙的焚化炉。
在火葬场的一角，许多铁罐堆积如山，那是在这被火化了的波兰人的骨灰盒。和犹太人不一样，每个“雅利安人”都是被单独火化的。尸体上放着一个石头编号，骨灰就被装进铁罐里。家人会收到死讯，可以过来领取骨灰盒。但是这些年来，剩下了四万个骨灰盒，现在它们要被运到别的地方去。
人们排着队，像是一条长长的铁链一样穿过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三个大焚化炉。他们把骨灰盒抛给对方，就好像扔的是奶酪或面包一样。汉斯还从来没有像过去那几个小时一样经手过这么多死人。铁罐都生了锈，一掉到地上就直接碎了。那也没关系：一个人拿着一把笤帚，把所有东西扫成一堆。又有谁会去过问呢？

在比克瑙，所有人都无法忽略“火焰”：“你能看见的是火焰，那是火葬场的烟囱里永远燃烧的火焰。从白天到黑夜，那火焰永远提醒着你那边有人被焚烧。”

有时候是阴雨天，烟雾笼罩整个营地。空气中充满灼热的烤肉味道，像是锅里没有放油就烤的牛排。那空气就是你的早餐，反正你也没有面包了。之后你坚持不下去了。你疲累，受够了自己，想到自己就觉得恶心，因为你是一个人，而党卫队队员也是一个“人”。

▲ 1942 年，纳粹在万豪别墅秘密制定系统化、产业化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最终解决方案。计划提交后，德国人去图书馆啜饮雪莉酒。

集中营的囚犯中，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标识。

楼长穿着条纹清楚并且合身的亚麻套装，戴着黑帽子，穿着长靴，左臂上套着一个红袖章，上面有个编号。

政治犯戴着红色的三角臂章，上面有个字母P。

罪犯戴着绿色三角形的臂章。

“反社会人士、懒惰分子”戴着黑色三角形的臂章。

骨瘦如柴、筋疲力尽，就像去麦加朝圣的瘦弱者被称为“朝圣者”，他们通常很快被送去“清理”。

奥斯维辛更像是一个大型的欺凌场所。它的工厂和矿场是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重要部分，劳动力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便宜。他们不需要工资，也基本不吃什么东西。如果要是被累垮了，就直接沦为毒气室的受害者，反正欧洲还有足够的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的人来把缺失的人数再补齐。

在汉斯看来，奥斯维辛完全是个黑市，医生和护士会用汤去换黄油或面包；护士负责发汤，病人拿到的是上面的稀汤，汤里面的土豆和豆角什么的都被护士自己留下了。

在这里每个人成天都只想着怎么尽可能多捞些东西，而这经常要以牺牲同志为代价。点名之后的那几分钟空闲时间，就完全是一个黑市。

汉斯被人监视，也暗中观察别人；他努力记下一切，包括别人告诉他的事情。他相信唯有揭露纳粹之恶，才能避免人类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

莱克斯是一名爵士小号手，汉斯以前和他一起玩过音乐。莱克斯讲述了在亚维绍维采分营煤矿区的情况：两人一组，每天运四十辆推车，和专业矿工一样的工作量，交不够数量就罚站地牢。

“那是一个地窖，矮到你无法站直，但是又不能躺下，因为地上还有几厘米深的积水。你就得一整晚佝偻着身体站在一片漆黑里。可以想象你第二天得有多难受，根本没法干活。于是等待着你的就是再次挨打和其他的惩罚。没人能挺得住这个。”

挖煤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事故时刻发生，生病没得休息，半年前1000人从荷兰过来，现在活着大概还有15人。

“我算是走运的。有一天营长带过来了一只老旧的圆号，我不知道他这是从哪儿搞来的，但是他问我是不是真的会吹号。于是我给主管助理演奏了一首《平安夜》。当时是圣诞，他们一整晚都点名要听这首曲子。‘平安夜，圣善夜。’我不由得想起了在罚站地牢里面的那一夜。好吧，我后来就成了值日人员，不用再去矿场了。
我需要做打扫营房、取面包之类的杂活，偶尔给先生们演奏几段，就多拿到一些食物。对，你在这得找到一些自己的特别之处，不然就是死路一条，毫不留情。”

卡贝利以前是雅典文学院教授，他在特遣队（在毒气室和火葬场工作的囚犯小队）工作一年了。

他告诉汉斯，比克瑙一共有四个火葬场，1号和2号在火车那边，3号和4号在营地北边的瞭望角，他在3号和4号火葬场工作。

我永远记得那天，那250个波兰犹太裔小孩是怎么被毒气杀死的。他们脱掉衣服之后，自觉地排成了一个长队，唱着犹太人为逝者唱的唱诗，很有纪律地走进了毒气室。党卫队队员掐着表，百叶窗要关上五分钟。然后他按了一个钮，毒气室两边的电动百叶窗打开了。如果毒气散得差不多了，特遣队就要进去。

火葬场24小时工作，党卫队嫌效率不高，还会扔进沟里焚烧。

火葬场后面挖了两条大沟，就像您看到的这样：30米长，6米宽，3米深。底部放着大树桩，洒了汽油。那火烧得可旺了，附近几公里的人都能看见。这样一条大沟里能同时装下上千具尸体。大火持续燃烧24个小时，然后再扔一批进去。所有情况都被考虑到了。
沟里还有一条小沟，有一个排水口。通向几十米外的一个小峡谷。通过这些小沟，烧剩下的灰烬就去了峡谷。我跟您保证，我亲眼见到过，在这柴堆旁边工作的一个人，顺着小沟下去，用融化了的人体脂肪涂抹在面包上。那是得多饿啊！

汉斯的妻子弗里德尔是护士，她在10号楼看到很多恐怖事情，用女孩的身体来做各种实验。

汉斯对10号楼里发生的事情和目的不过是一知半解。大规模的绝育不是德国人的计划项目吗？他们会不会想让所有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甚至其他人种都绝育？除了尝试绝育，这些妇科实验还能有什么意义？犹太妇女是廉价的实验品。他们盼着她们受苦，而她们是否会惨死才没人关心。

弗里德尔有一次参加香料劳动小队，到靠近比克瑙那一带采摘香料，看到一些之前被送走的女孩。

三个星期前，有70个人被送走。现在在比克瑙看见她们真是难受。她们变化很大。全都光着头，赤着脚，身上不过围着几片用绳子连起来的粗麻布。你知道吗，汉斯，她们已经不再是女人了，只是活物而已。没有性别的活物。我们这边的女孩看起来还很好，可是还能好多久呢？

党卫队员的行事方式毫无逻辑，随心所欲。

你永远也不知道党卫队队员都想干什么。你看到的最大的矛盾是这样的：早上，调遣上千个人，把他们分成五排，做一整天可以累死人的劳动，让他们忍饥挨饿，饱受毒打，然后在大门口有一个由50名囚犯组成的军乐队在演奏。医生们今天需要列张单子写出需要额外食物的人，名单交上去的第二天，这些营养不良的可怜人就要被拉去毒气室了。

汉斯认为党卫队里面，老的看上去偶尔有点人情味，实则更加恶劣。

相反，那些年轻人从骨子里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别的道理。但是恰恰是那些老人，比如那个营地医生，从一些小事情还是能看出来以前的教育在他们身上的残留。他们以前受到的教育不同，所以还能保留自己作为人的一面。所以他们比那些年轻的纳粹更可恨，因为后者从来没见过以前的美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汉斯认为党卫队是“仇恨的产物”。

在这些营地里，党卫队鼓吹种族纯化，在犹太人、俄国人和吉卜赛人身上练手……在集中营里，党卫队队员们的施虐欲望被唤醒，并得到满足。而且正因为他们有机会获得这种满足感，他们一直是希特勒温顺的追随者。

汉斯认为整个德国人民对此都负有责任。

他们现在战败了，就和自己的领袖撇清关系。但是他们要是战胜了呢，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人问元首他都采取了什么手段，也不会问所有的共产党人和犹太人都去哪儿了。

俄国军队进来了，汉斯鼓起勇气爬上塔楼，第一次“站在高处远眺那座他可能永远也逃不出来的营地。”

这里曾经很大，像是一座彰显恶魔的强大的工程。在这里死去的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都要多。这里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毁灭系统。但也不是完全正确。不然他也不会活着站在这里。为什么他活着？是什么赋予了他生存的权利？比起那几百万丧生于此的人，他从哪里得来的资格呢？
似乎，他没有和其他人共享同样的厄运，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坏事。但是他想起了“禁止通行”屋里那个女孩的话：“我要活着，我要告诉每个人这件事，我要让他们相信，这是真的……”

▲ 图为1945年4月4日，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将军们在奥尔德鲁夫查看囚犯们烧焦的尸体。巴顿将军出现严重的生理不适，呕吐了。

书中的故事说完了，再来说说作者埃迪•德文德，他被奥斯维辛改变了一生，生活似乎可以分成了三个阶段：奥斯维辛前、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后。

• 奥斯维辛前

埃迪•德文德1916年出生于荷兰，是独生子，家境不错，在德国入侵荷兰之前，他在莱顿大学学医，前途一片光明。1941年初，德国入侵荷兰，埃迪在老师的帮助下加速毕业，成为莱顿的最后一名犹太毕业生。

• 奥斯维辛

1943年9月14日，埃迪和妻子弗里德尔被送往了奥斯维辛。

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终于解放，夫妻两人却失散了。

之后，埃迪加入苏联军队，留在奥斯维辛照顾伤病人。

1945年7月24日，埃迪返回荷兰，奇迹般与弗里德尔重逢，两人勇敢重启生活。然而由于战争的创伤过于严重，在离开奥斯维辛12年后，两人遗憾分手了。

• 奥斯维辛后

奥斯维辛成为埃迪之后的工作重点，他进修了心理分析学家课程，创办了自己的诊所，专门治疗遭受过重大战争创伤的人。

埃迪在晚年建立战争影响心理研究基金会（SOPO），1984年被授予奥兰治-拿骚勋章，军官头衔。对他而言，这份荣誉不仅肯定了他的杰出工作，也肯定了他幸存的意义。1987年，埃迪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书本附录有埃迪的 “集中营创伤症候群研究”，他说集中营也可以看作社会心理实验。

在来到奥斯维辛的450万犹太人里，最多只有4000人（千分之一！）活着回来了。死去的那些人里，大多数人都知道死亡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疯。让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可能会这样。

埃迪和其他人一样，被运送到奥斯维辛之前对毒气室的说法充耳不闻，认为是“英国的政治宣传”。直到到达集中营，事实以“雪崩速度”扑来。

保持希望，直到最后一刻，这也是集中营系统的一部分。除了偶尔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针对个人的威胁，党卫队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的目的是灭绝囚犯。谣言像麻醉药一样，在营地里人为地散播着，不断充实着囚犯们并不明智的幻想，从而让他们主动放弃抵抗。与年龄较大的集中营居民，包括几个他们的同胞，谈一次话之后，“劳动带来自由”的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
关于酷刑、传染病、饥饿，以及尤其是每周一次的“分选”，即挑选出最弱者并带去毒气室的真相，很快地击垮了这些新来的人。

来到集中营的囚犯在头几周都是麻木的，直到内心和“和死亡和解”。

所以我们发现，完全向营地生活投降的人很快就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人们运用自己的活力来对抗自己，迅速耗尽精力，在这场对抗“集中营世界”法则的无用之仗里耗尽了自己的身心。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悖论，那就是，与死亡的和解是囚犯生活的必要条件，囚犯必须投降，只有这样才有机会保命。如果他除了投降之外，还可以找到另一种现实的方式从内心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他关键时刻仍然具有足够的活力，找到最佳答案。

看这本书，你会不禁叩问“人本恶”是否才是真相？“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从不吸取教训，人类社会不断换个形式，重复过去。“一切未知都是已知”，人性永不变，人类的命运就是被自己的人性裹挟而行。

人性的深渊深不可测，人性的黑暗没有尽头。

虽然无论何时何地，人性的光辉永远闪耀，但人性的黑暗面稍有土壤就肆意生长、开枝散叶。假如我们不对这股力量保持警惕，你猜：恶龙是否随时会唤醒？历史是否随时可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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