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16年9月初，鄙号推送了 ，万万鹛想到，这则短短的推送却引来了姜博士这样的有识之士，更为专业且深入地对戴珍的事迹进行了研究。就在上周，姜博士应邀在四川大学博物馆面向公众做了关于戴珍的分享。川大博物馆的前身，即是由戴珍的丈夫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等人于1914年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部。而有据可查，早在1929年的3月，戴珍就在华西坝做了面向公众的鸟类主题演讲。在眼下的这个3月，我们有幸能以姜博士的长文，来纪念戴珍这位百余年前观鸟的前辈。
作者说明：本文整理自川大博物馆于2024年3月9日举办讲座《华西坝的戴珍：被遗忘的观鸟史，被遗忘的女性》部分内容。除《华西协合大学校刊》，文中所引用的档案、书信、书籍均为英文，由作者翻译。戴珍1969年发表文章的鸟种译文部分可参见《成都鸟类名录1.0》附录二。
“她（戴珍）研究四川的鸟类很有心得，曾先后发表过几篇关于鸟类的文章，无论天晴天雨，一早一晚，她总是带着一个望远镜在田坎上，在河边上，在树林里观察鸟类。”
——祝绍琪《戴谦和博士夫妇传略》，1948
1.遇见戴珍
2021年的冬天，成都无花可看的湿冷天气，和朋友们临时起意去南瓜滩（锦江金融岛附近）观鸟，一群人总共也只有两个望远镜。茫然中认识了几种过冬水鸟，随即决定买个望远镜，第二天就下了单，从此入了观鸟坑。准确地讲，这是二进坑了，只不过N年前的首进坑以失败告终。
差生文具多，齐刷刷买了一堆鸟书，最重要的是总算弄到一本《成都观鸟指南》。这个小册子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不是识别了更多成都鸟类，而是前言里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名字——戴珍。跨越一个世纪，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大学（当然彼时的华西协合大学还是所教会学校），我们却都在此工作、生活和观鸟。更巧的是，我所从事的博物学史研究一直关注女性和性别主题，多年来都在探索历史上女性与自然的互动，她们如何探究、书写与描绘自然，性别观念和分工对其博物学实践及自然观念有何影响等。
尽管我关注的时段主要在20世纪之前，所涉及的地域也不是中国，但因观鸟而与戴珍建立起的奇妙联结，让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使命感，促使自己迫不及待想走进她的世界。于是，就联系上“鸦雀有生”的号主，因为他是最先将戴珍观鸟故事带给公众的人，不管是2016年的公号推文、还是观鸟手册里的戴珍故事，以及《成都鸟类名录1.0》附录里戴珍女士鸟种记录的翻译均出自他之手。在他的鼓励下，我充分发挥之前所受的专业训练，开始到处搜寻戴珍相关的历史材料，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不少师友和机构的帮助和支持。这就是我研究戴珍和撰写本文的背景。
2.漫长的旅程
在戴珍去世后，她所在的教会写了一些纪念文章，大致勾勒了她的人生经历。戴珍出生于1886年4月21日，在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1904-1908年）取得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喜欢观鸟和网球，她到了华西之后也一直坚持这两项爱好。待大学毕业，她先后在俄亥俄州奥尔尼贵格学校（Olney Friends School）和费城西城学校（Westtown School）任教，在西城学校教过拉丁文、代数和科学等课程。戴珍深受学生的爱戴，在她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前，奥尔尼的女生们给她写了长达365页的书信，好让她在中国第一年可以每天读一页，以解乡愁。1914年，戴珍在西城学校遇到罗伯特·西姆金（Robert Simkin）夫妇，他们是英国和爱尔兰贵格会教友，在四川传教，借回国度假的机会宣讲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并号召更多人加入他们，中国需要更多传教士和教师。
戴珍于1915年晚秋（11月4日）从美国启程，途经日本，在12月28日抵达上海，之后坐船逆流而上经宜昌抵达重庆（1916年2月22日），1916年3月30日最终到达成都，这段旅途历时将近五个月。戴珍在长江的轮船旅途漫长而乏味，她在颠簸的船上写了很多书信，字迹明显比上岸之后潦草。喘急的江水、沿岸巍峨的大山和神秘的洞穴、纤夫艰难的步履等，她都详细写进了家书。在重庆登陆的时候，她激动不已，因为总算不用再睡在船上了。抵达成都时，这座城市给她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也一扫跨越重洋的一路艰辛。
图2 戴珍在书信中画的船上布局，最左边是船长和厨师宿舍，最右边是船员（有40名左右）宿舍，中间主体是旅客房间，她的床在右上角方框处。
3.成都生活和教职
初到成都，戴珍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很好，“是目前为止见过的中国城市里最漂亮的一座城市（除了上海和杭州的外国公园）。街道比其他城市的更宽更干净，有些街道绿树成荫……到处有漂亮的公园，是鸟类的乐园”（1916.4.2书信）。戴珍一边学中文一边探索这个城市，记录了成都本地的美食、服饰和生活等，她喜欢豌豆尖，也觉得花椒很香，但不能多放，生姜、菊花和其他应季的花都用来作为调料。她也很喜欢逛花鸟市场，从那里买花，尤其关注笼养鸟市场，令她印象很深的是在成都看雪山。那时候成都的房子很矮，空气想必也更为通透，她甚至坐在早餐桌前就可以看到雪山。她估计最高的山峰高度超过6000米，距离成都100英里（约160公里）。
戴珍在短暂的语言学习后前往潼川（今三台县）任教，暑假在峨眉山避暑时邂逅戴谦和，两人于1919年结婚，婚后夫妇俩工作和生活在华西坝。教书育人是她的本职工作，除了日常的教学，她还承担了大量的管理性事务以及教会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和其他女教师一起筹建了华西协合大学女子学院，致力于推动中国女性的高等教育。该女子学院在1924年成立并开始招生，其管理委员会成员基本都是女性，戴珍也是其中一位。戴珍非常支持和鼓励女学生，为她们争取资助，举办讲座介绍美国的教育趋势，帮助订婚女生重返学校。
我只是在查阅观鸟相关材料时发现，戴珍和其他女传教士对中国女性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并没有进一步了解，希望有致力于教育史或女性史的研究者能够去深入探索这段历史。
4.观鸟知音威尔金森
20世纪早期，对中国鸟类的研究主要还是依靠标本，国内外的鸟类学家、博物学家、科研机构、博物馆和职业采集者等仍依赖猎杀的方式收集获取中国的鸟类标本。戴珍一向很关注鸟类学研究进展，自然也很了解主流的方式，何况她的同事和家里接待过的客人中不乏专事采集鸟类标本的人，比如大名鼎鼎的葛维汉、洛克，还有罗斯福探险队成员等，都在四川云南收集了大量的标本。
戴珍具备有利的收集条件，她完全可以通过这些人和当地猎人，甚至可以借戴谦和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川大博物馆前身）收集标本的机会，为自己建立一个可观的鸟类标本室。也还真有人劝过她收集，认为这样可以让她的鸟类研究更契合当时的主流也更有价值，但她非常明确地拒绝加入标本收藏的队伍，攥写相关鸟类文章的时候也会强调自己并不收集标本。因为她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在当时还有其他人也依靠野外观察来研究鸟类，而且早已道出了她的心声，那就是上海的威尔金森（E. S. Wilkinson）。
身在上海的会计师威尔金森是戴珍的观鸟知音，他在大众报刊上频繁发表观鸟的文章，还集结成书予以出版，先后推出了《上海鸟类》（1929）、《上海乡间漫步》（1934）、《上海鸟历》（1935）和《上海学生观鸟手册》（1941）等书（全部是英文）。作为业余爱好，他甚至担任起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的“上海鸟类研究项目”的执行人和该会上海博物馆鸟类部的荣誉馆员，是公认的上海鸟类权威。
《上海观鸟》是戴珍最喜欢和重视的一本书，在拿到这本书时她开心得像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戴珍曾在1930年的书信里写道，“《上海鸟类》是写给那些想在鸟类栖息地观察它们的人，而不是那些靠博物馆标本研究鸟类的人。从这点上讲，它比我其他所有鸟书都更适合我。当然，里面只有一部分鸟类和四川的鸟类相同。”威尔金森在这本书中尖锐地批判了以科学之名过度收集鸟类标本的行为，指出大量描述错误、拙劣的填充标本不过是让鸟类成为收藏者不良怪癖的殉道者。他提倡在自然生境中观察鸟类，将科学信息的收集和个人爱好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威尔金森的观点为戴珍拒绝收集标本提供了完美的辩护，他应当也是中国观鸟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人物。
图5《上海鸟类》插图，从上到下依次为大山雀、沼泽山雀、银喉长尾山雀、棕头鸦雀和鹪鹩
我还没有发现戴珍和威尔金森见过面的证据，虽然她提到过1928年在上海遇到了几位对华东鸟类很熟悉的朋友，但并没有说名字。不过，很显然她应该早就读过对方在报刊上的观鸟文章，而且急切地想获得一本《上海鸟类》。威尔金森则在1932年的观鸟文章里专门评论了戴珍《华西协合大学校园20种常见鸟类》一文。他比较了成都和上海的常见鸟类，称这20种里至少有12种在上海也很常见。
他从戴珍记录的鸟类出现频次表格得出结论说，“作者在刚开始观鸟时对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所知甚少，她专心致志，不仅学着识别所有看到的鸟类，而且每天都会仔细记录，最终呈现在这张表格里”。在威尔金森看来，这张表格具有特别的科学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当地鸟类数量变化和迁徙情况，也可以看出作者具备很强的观察能力，她的科学知识进步迅速，所以每天看到的鸟数量也在增加。威尔金森甚至在文章最后总结时鼓励全国的爱鸟之人以成都为榜样，而戴珍无疑是引领成都观鸟潮流的杰出代表。
5.特别的观鸟体验
在戴珍的年代，成都的城墙大部分还在，她经常会和朋友到城墙上去散步。城墙就是最佳观鸟点，城墙两侧的竹林、树林、屋顶、田地都比城墙低，一切尽收眼底，她也常常看到白鹡鸰在城墙上跳来跳去，养鸟的人提着鸟笼在城墙遛鸟。现在的城墙已经所剩无几，高楼林立的成都再也无法有这样开阔、便利的观鸟点了。
戴珍另一个特殊的观鸟点是华西的钟楼。戴先生负责钟楼的维护和时间调节，有时候还会带着学生爬上去参观，戴珍不时也会上楼看看。她注意到有一只游隼每年都会光顾钟楼，麻雀和其他鸟也会在上面筑巢。
图8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位西方女性在残存的城墙上散步，城墙外是农田和树木。可以想象戴珍手里拿着望远镜在城墙散步观鸟的场景
6.鸟类讲座
戴珍在华西坝期间做过几次讲座，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和书信中能查到的至少有这么几次：1929年3月23日、1930年11月初、 1937年11月中旬和1948年1月27日。其中，1929年这次尤其值得一说。
3月20日的讲座海报上写道：“本次讲座将会展示填充和未填充的鸟类标本，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活标本帮助大家认识最常见的鸟类”，讲座时间是3月23日周六下午两点半。戴珍对这次讲座极为重视，准备了几个星期，真是操碎了心。在讲座第二天（3月24日），她在家书中详细谈到了这次讲座的准备过程，“我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准备鸟类讲座了，把想到的事项都写下来，昨天下午总算结束……准备讲座这几周实在很辛苦，我正慢慢从中恢复过来”。
这次讲座最让她耗神的是租借“活标本”——笼养鸟。在缺少图像、视频、录音等展示方式的年代，戴珍坚定地觉得直观的标本（尤其是活鸟）对观众认识鸟类非常必要，“会有儿童来听讲座，我觉得（租用笼养鸟）确有必要。对成年观众也一样，如果我能展示真实的鸟类，他们的兴趣肯定会加倍”。好巧不巧，讲座那天花鸟市场还没有正式开张，笼养鸟的种类不多，她恳求老板借几只鸟，几个小时就还，老板非但不借，还嘲笑说只卖不借，花钱租也不行。
她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后来不得不请路上偶遇的中国园丁帮忙，看在戴先生好几年都在他那里买树苗的份上，园丁和她一起去讨价还价。最后，老板答应了，但坐地起价，要价一美元，心急如焚的戴珍此时也顾不得价钱了，总算在讲座开始前两小时谈妥。戴珍最后为这次讲座租用了八只笼养鸟，在讲座现场不仅向观众展示自己描述的大部分鸟类，也展示了一部分鸟类的鸣叫，她很庆幸自己的坚持，对讲座的效果很满意。
对第二年（1930年）11月初的那次讲座，戴珍在信中写道，“约60名学生来听了我的鸟类讲座，他们似乎很感兴趣，但丹（戴谦和）说我讲得太长了。我希望从他们那里了解更多鸟类名字和民间知识，这也是我要收集的信息。”
7.消失的鸟画
戴珍在鉴定鸟类的过程中深知图像的重要性，但她所有的文章都没有配插图，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插图的印刷成本太高，尤其是彩图。她采用的一个弥补方法是，如果某种鸟在她参考书里有插图的话，就提供插图所在的位置。这种方法也很有限，因为当时就没有中国西南的鸟类学专著，她手里仅有的两部插图鸟书——《中国鸟类》和威尔金森《上海鸟类》也只能提供部分鸟的图像，因此她也无法为所有描述的鸟类都提供这样的图像线索。
图10 《上海鸟类》的寿带插图，戴珍在谈到这种鸟时提供了这幅插图的来源，方便读者查找
然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戴珍当时自己绘制了一些鸟类图像。她曾在文章和书信中提到，自己跑到花鸟市场去租借笼养鸟回家作为绘画参考，这样她就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观察它们并画下来，她以这种方式至少画了金翅雀、松鸦、红嘴相思鸟等。她还曾在聚会时将自己画的图像分发给宾客，向他们科普自己身边常见的鸟类，她甚至觉得连最常见的鸟类都不认识，多少有些“跌份”。虽然她也说不好他们是否会记得这些鸟的名字，也许下次就忘了，但试试总归没错。另外，她的鸟画应该也比较漂亮，因为有位女友曾把这些画借去当刺绣图样参考。
很可惜，我查询过美国几个主要的鸟类学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机构，也问了川大博物馆，都没有这些画的下落。在讲座时有听众给我提供了几个新的搜寻思路，希望可以找到一点线索吧，在此也恳请本文读者朋友要是知道什么线索麻烦告知。
8.戴珍的四川观鸟圈
虽然戴珍那个时代观鸟的人寥寥无几，但她也并不孤独。华西坝的人都知道戴珍喜欢观鸟，不时有大人小孩加入她的观鸟小分队，她不收集标本的主张似乎也影响了身边的人。她在1931年一封信里写道：“校园的一些外国孩子对鸟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个孩子前几天拍到了一张鸟巢照片，里面还有几枚鸟蛋，他并没有惊扰鸟。这真是太棒了，我不太擅长找鸟窝，也不会爬树，很开心有人可以帮我观察到鸟类生活的这一面”。
戴谦和很支持她观鸟，在戴珍的熏陶下他对周围的鸟类也多了几分关注。他们在峨眉山、蒙顶山这些地方度避暑时常常会一起在山上徒步观鸟，戴谦和会帮忙记录位置和海拔等信息。有时候，同在山上避暑的朋友也会加入他们的徒步、观鸟活动。《蒙顶及峨眉暑期之鸟类》一文中她谈到了另外两位女性观鸟者，她们在山上观鸟的时间更长，这篇文章“忠实地记录了柯培德夫人、丁玉成夫人和我自己的观察”，是几位女性观鸟者的集体观察成果。
戴珍在1937年的信里还提到了雅安的贝克（Beck）女士，她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观鸟时光。贝克女士把戴珍当成四川的鸟类权威，戴珍的鸟类文章是她主要的参考资料。贝克似乎有较长的观鸟时间，她们还相互比较了彼此的观鸟笔记。在戴珍离开雅安前一天，她们甚至“走了一整天，爬到山顶，看到了漂亮的寺庙，那里离城区有差不多十英里路，返回时沿着峡谷里美丽的溪流而下。这一天看到了差不多40种鸟，累并快乐着。”
从这些只言片语里，我们不难发现戴珍的观鸟活动、讲座和文章在华西坝乃至四川各地都产生了影响，也不断有人像她一样观鸟，尤其是身处异国他乡的西方女性。然而，她们的观鸟实践很少像戴珍一样写出来公开发表，多半散落于她们的笔记、家书等私人材料，比如这位贝克女士的观鸟笔记。
9.结语
对于内地的观鸟史，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国门重开之后，1980年代初就有外国友人最早到我国东北和观鸟，至1996年，有识之士在北京开启了内地民间观鸟的序幕。然而，这样的表述会给人感觉仿佛在此之前，观鸟活动就不曾存在于这片土地。
戴珍的故事浮出水面，提醒人们20世纪早期那段被遗忘的观鸟史，不管是她，还是上海的威尔金森，亦或是他们周围那些观鸟的人，都应被写进中国的观鸟史。观鸟本就是一项大众爱好，虽然它与鸟类学研究联系一直很紧密，但终究因为其“业余性”在进步主义的鸟类学史中很难被看见。戴珍和其他人的观鸟故事常常隐匿于书信、笔记、日记等私人材料里，为观鸟史的书写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戴珍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希望将来有更多的观鸟故事能被发现，从而进入我们的视野。
编者按：关于戴珍中文名的一点说明：
听闻讲座现场有人指出戴珍的名字应沿用《华西协合大学校刊》上的记录，一是“俭恩·鲍德敦”，一是“戴鲍德敦”。作为最早使用戴珍这一译名的人，在此特地加以说明。戴珍的英文全名为Jane Canby Balderston Dye，Balderston是她娘家姓，婚后跟随戴谦和改姓Dye。所见的中文材料对她的称呼多是戴夫人和戴师母（学生称的），英文里通常是以Jane B. Dye出现，包括她的鸟类文章署名。民国时期有很多外国人的名字或是存在当时所用的中文名，或是译名跟今天的习惯用法差别很大，且存在并不统一，甚至放在今天来看比较奇怪的例子，例如将“Jane”音译为“俭恩”，现在必然不会有人会再这么操作了吧？
虽说有的中文名/译名约定俗成沿用至今，但没有如此幸运的则是更多。具体到这个案例，“戴珍”显然要比“戴鲍德敦”更加简洁易记，也更符合今天对于外国人译名的操作和要求。若是严格按照她的英文署名“Jane B. Dye”进行翻译，也应该是“珍·鲍尔德斯顿·戴”，而非“戴鲍德敦”。事实上“戴鲍德敦”只体现出了夫姓和父姓，那么，Where is Jane呢？戴珍观鸟的故事在被发现之后，已经越来越为更广泛的人群所知，今天真有必要依然牢牢执着于“戴鲍德敦”而不放吗？当然了，愿意用“戴鲍德敦”敬请继续用，这是您的自由。我们觉得用戴珍更贴切，那也是我们的自由，对吧？
参考资料：
1.戴珍鸟类学文章
1）“华西协合大学校园20种常见鸟类”，“Twenty common birds of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campus”, Journal of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 (1929) III, pp. 9-26【《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2）“观鸟札记”，“Bird notes”,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 , (《华西教会新闻》1930.9-1931.8），每月一篇，总共11篇，最后一篇包括了1931年7月和8月。
3）“蒙顶及峨眉暑期之鸟类”，“Summering with the birds at Meng Ting and Omei”, Journal of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 (1946) 46 B, pp. 29-56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53种】
4）“1916-1949四川成都观鸟札记”，“Bird watching 1916-1949 in Chengtu, Szechwan, West China”, The Chung Chi Journal , (1969) 9 (1), pp.48-65【《崇基学报》103种】
2.文中所引书信内容（包括书信截图）均来自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Library）戴氏夫妇档案（Daniel S. and Jane Balderston Dye Papers），照片和图像未作特殊说明都来自耶鲁大学图书馆开放资源。
3.《上海鸟类》，E.S.Wilkinson, Shanghai Birds , 1929.
4.祝绍琪《戴谦和博士夫妇传略》，刊载于1948年11月10日《华西协合大学校刊·戴谦和博士暨夫人来本校任教四十年纪念特刊》
作者介绍：鸢尾，博物学史研究者，观鸟爱好者，因观鸟而得缘走进戴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