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楷洛他是唐朝契丹族蕃将，他曾经参与久视元年的契丹叛乱，同年兵败后归附唐朝。李楷洛附唐后累次奉命征讨，为唐朝边疆防御做出重要贡献。
李楷洛的后代亦是曾经在唐朝任职与生活，所以他可谓蕃将世家。李楷洛行迹及其家族可反映出唐代的民族融合，主要体现在姓名汉化、地望变迁、官职转换、与汉族联姻以及对汉文化认同等五个方面。
唐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唐朝这一时期，唐朝对周边民族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与唐朝往来逐渐频繁，涌现出许多其他民族将领。
我们通常都称这一群体为蕃将。蕃将的族属大部分来源众多，其中包括契丹、奚、突厥等。
这些蕃将成为唐朝将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朝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唐代蕃将问题涉及较早者为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并提出了唐玄宗时府兵制衰落，随之蕃将成为唐军中坚，并且指出了唐代前后期蕃将的区别。
马驰的《唐代蕃将》与章群的《唐代蕃将研究》和《唐代蕃将研究续编》对唐代蕃将做出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但是唐代蕃将的个案问题仍然是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说契丹族将领李楷洛。李楷洛是营州柳城人，本为契丹酋长，武则天时期依附于唐朝，成为唐朝将领。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李楷洛的研究尚属缺乏，仅在谈及其子李光弼和唐代蕃将相关论文与专著中有所涉及。
马驰在《李光弼》中，论证了李光弼生父为入唐蕃将李楷洛；任爱君《契丹史实揭要》论及唐代中期契丹归化人时以李楷洛及其家族作为个案，并提出李楷洛归唐与李楷固的降唐有关。
以上学者对李楷洛做了初步的探索，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李楷洛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性阐释。
本文充分运用了文献史料和碑刻资料，对契丹族将领李楷洛的事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考察了其所反映的唐朝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融合等问题，对于唐朝蕃将专题研究和唐朝多民族交融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李楷洛本为契丹酋长，武后时成为唐朝将领，天宝元年（７４２年）五月二十日薨于怀远县（今银川），“享年六十有七”，可推测其生于仪凤元年（６７６年）。
有关李楷洛最早的历史记载见于久视年间，《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记载其于久视元年（７００）参与契丹叛乱，兵败后受唐朝招抚。
“久视中，以骁骑岁入于辽，西临太原，南震燕赵……朝廷忧之，有命招谕，合以信誓，际于天人。
话言感寤，抚剑叹息。是岁以控弦之士七百骑，垂櫜入塞，解甲来朝。以其本枝，复赐李氏，授玉钤卫将军，左奉宸内供奉。”
李楷洛的归唐与当时唐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融合环境息息相关，而直接原因很可能是李楷固的招安。
唐代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与蕃汉融合的大环境是李楷洛依附唐朝的原因之一。
唐朝前期相对于其他朝代较少有民族偏见，民族政策比较宽容、开明，因而吸引了许多周边民族与之交往，并有大量其他民族迁入内地，受到了唐朝的任用和优待。
唐朝初年契丹已形成了稳定的部落联盟，在唐朝发展前期契丹部落就积极地与唐朝取得了联系，唐置松漠都督府对其进行羁縻，同时实行怀柔安抚策略。
正是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李楷洛才能作为入唐蕃将出现在当时的历史舞台。李楷洛归附唐朝很可能源于李楷固。
李楷固也是出于契丹族的将领，曾作为李尽忠的别帅参与营州之乱，“楷固等屡率兵以陷官军，后兵败来降”。
因当时形势所迫而降唐，武则天因李楷固追随李尽忠叛乱欲对其治罪，于是武后将其留下授予官职，“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使将兵击契丹余党，悉平之。”
武后采取“以夷制夷”策略，使其为唐朝效力，平定契丹叛军余众。李楷洛与李楷固关系密切：首先二人同出于契丹族。
“楷洛，本契丹酋长”，“初，契丹将李楷固，善用乾索及骑射、舞槊，每陷阵，如鹘入乌群，所向披靡”，可知李楷固与李楷洛同样出自契丹。
其次，二人还是翁婿关系。据记载“初，天后万岁中，大将军燕国公武楷固，为国大将，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韩国太夫人，才淑冠族。尝鉴之曰：‘尔后必生公侯之子。’因择蓟公配焉。后果生公。”
久视元年（７００），武后曾赐姓李楷固武氏，因此这里所说的武楷固即李楷固。开元初年，唐朝册封李楷洛为蓟郡公，此处的蓟公即李楷洛。
因此早在天后万岁中两人就已经结为翁婿，李楷洛的降唐与李楷固的关系显而易见。
李楷固曾奉命平定李楷洛参与的契丹叛乱。久视元年（７００）契丹进犯，武则天诏李楷固与骆务整征讨契丹，李楷固再次平定契丹叛乱。
是年秋七月，李楷固被授予“燕国公，赐姓武”。《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记载李楷洛于久视中降唐。
李楷固平定契丹叛乱后被授予燕国公与李楷洛降唐应为同一年并为先后关系，因此李楷洛很大可能是受到李楷固的招安而归降唐朝。
李楷洛从受到唐朝招抚至卒于怀远县，无史料表明其曾被遣回本蕃，而且他最终埋葬之地是在富平县坛山原，死后没有葬于本蕃，因此毋庸置疑李楷洛为入朝蕃将，地望已汉化变迁。
可看出自李楷洛起其后代亦在唐朝内地任职，没有迹象表明曾被遣回本蕃，并且卒后未葬于本蕃，其子李光弼葬于富平县先茔之东，其孙李汇葬于父茔。可见其家族的地望已经变迁。
李楷洛归唐后与汉族交往逐渐加深，其后代亦在唐朝任职与生活。通过李楷洛及其家族成员的行迹可反映出当时的民族融合情形，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姓名上的汉化；地望发生变迁；官职上的转换；与汉族联姻；对汉文化的认同。
官职上的转换，主要体现在由武职逐渐转为文职。李楷洛历任玉钤卫将军、朔方讨击大总管、幽州经略使、朔方节度副使、左羽林将军等职，官至云麾将军、蓟国公，以武将著称于世。
其子除光炎不幸早逝，其余均在唐廷为官，尤其是光弼立下赫赫战功，史称“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自艰难以来，唯光弼行军治戎，沉毅有筹略，将帅中第一”。
蕃将本多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善骑射，战斗力强，在征战方面可发挥出骁勇善战的优势，李楷洛即有着较强的蕃将色彩。
李楷洛的妻子辽东李氏，为同出自契丹的将领李楷固之女，后封为韩国太夫人，可知李楷洛时期尚未与汉族联姻；其子李光弼时开始与汉族结为姻亲，天宝十三年“思顺爱其材，欲妻之，光弼称疾辞官。”
李光弼拒绝了与安禄山堂兄安思顺之女结为婚姻，而是娶汉族士人太原王氏女为妻；其孙李汇娶扶风窦氏女为妻；其曾孙女李氏嫁与沈房之子沈师，沈氏为关中望族，“沈氏之先，继列祖冕，显于籍牒者，皆由文学。”
沈房之姑为代宗妃子，“及德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太后昆弟父祖既追封矣，其子侄皆蒙宠荫”。
可知沈氏为皇亲国戚。观李楷洛家族婚姻，李楷洛时与同为契丹族的李氏结为婚姻。
其子、其孙时开始倾向与汉族士人结为姻亲，至其曾孙一代时已与皇亲国戚结秦晋之好，其家族在婚姻方面与汉族的交往是愈来愈深入的。
首先可从李楷洛族源认同体现出来，李楷洛不承认族属为契丹族，而是声称汉族名人是自己的祖先。李楷洛曾与其部下说“吾乃祖本汉将”《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中还记载“先族汉校尉之裔也”。
称其为汉朝时投降匈奴的李陵后人，而这与史料完全不同，显然是杜撰的，但显示了其在族属上对汉人的认同感。
这在唐朝并非个例，突厥出身的李怀让、阿史那忠等也攀附汉人为其先族。正是因为当时唐王朝的强大，在情势的影响下，其他民族出身的蕃将才会积极主动地自称为汉人后裔，以作为大唐帝国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
李楷洛等蕃将认为自己为汉人还与唐朝统治者开明的民族政策有关。唐太宗曾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唐朝给予蕃将优厚的待遇。其次，李楷洛的后代亦体现出对汉文化的认同。
李光弼作为蕃将不仅“善骑射”，“少从戎”还“能读班氏汉书”文化水平较高，且儒家孝悌之道在其行迹中有所体现，“太夫人高明整肃，有慈有威，公下气怡声，承顺而每竭其力。
虽已官达，小不如意。犹加谯让之责，故能济其勋业。“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李光弼其行迹还体现出忠义思想，面对史思明的劝降，光弼回应：“我三代无葬地，一身必以死国家之患。
尔为逆虏，我为王臣，义不两全。我若不死于汝手，汝必死于我手。”光弼弟光进亦有儒家孝悌的观念，他“虽与光弼异母，性亦孝悌”。
李楷洛孙李汇“又从东平军，事李正己于淄青。正已悖，公说之以善，语虽不从，然得重赐与驰归”，体现了忠义气节。
李楷洛后代之行迹无疑与汉文化的长期熏陶息息相关。李楷洛作为契丹将领，归附唐朝后曾出征奚、靺鞨、突厥，吐蕃等，立下赫赫战功，其家族成员亦为唐朝名将，战功卓著。
李楷洛虽参与过叛乱，但是唐朝仍给他机会成为唐朝重要将领，体现了唐朝开明包容的民族政策。
李楷洛家族几代人在唐朝为将，可谓“蕃将世家”，是唐朝周边民族向唐中央汇聚靠拢的一个典型事例，是唐朝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