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陶渊明--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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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01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陶渊明,在于他别具一格的独立人格魅力。

在他的价值观念里,有强大的平等意识,这是他了不起的超越时代的精神所在。他从不曾端着他的灵魂。面对几个顽皮小子,临终遗言也没有大家长的说教,而是以平等的视角劝解上进,这种如唠叨一般的劝勉,在那个时代有着无可比拟的先行性;面对他的庶妹和堂兄弟,他倾心以待,他的世界里只有血缘的亲随,从来就没有嫡庶和亲疏的分别。面对他身边的邻曲,他从不曾计较地位有别而真诚相交,“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而后把酒话桑麻。

要知道,那是一个等级尤其森严的时代。

西晋末年孙吴名士顾荣与陆机兄弟共称“洛阳三俊”,孙吴灭亡之后,顾荣入洛阳供职晋庭。在洛之时有一次受邀赴宴。在宴席上他看到端肉的仆人眼中的渴求,心有不忍,便将自己的灸肉赏赐给了那个仆人。后来顾荣在晋末战乱南渡避祸的路上,受到了这位仆人一次又一次不顾性命的救护。

这本是一个善有善报的动人故事,但也让我们认清了那个时代的残酷真相。在我们看来顾荣的赏赐是根本不值一提的施舍之举,同席之人却嗤笑他有失身份。因为一饭之恩而以性命相报,不是因为那顿灸肉美味到生死相许,而是因为顾荣的那份善意跨越了巨大的阶级鸿沟,对于那位仆人而言,这种施舍显然已经上升到人格的境界,隐然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范畴了。

“人生而高下有别”的谬误,在那个时代泾渭分明得残酷。

02

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陶渊明有种悲天悯人的天性。

纵观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还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像他那样恭敬地弯腰面向那片黄土。他躬耕南山际,虔诚的披上葛衣,腰里系着麻绳,挥着锄头向大地讨要人生的答案。他耕耘着土里的种子,也耕耘着自己的人生。

当然,他收获满满,他既丰富了家里的粮仓,也讨到了生命的自得。在与这片大地的互动中,他风霜四季,沐尽阳光也遍历严寒。中国诗坛向来不乏“悯农’的主题,但从来没有一个诗人能如他一般,将这份悲悯镌刻到骨子里。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高高在上,看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他们有如佛祖一般满目慈悲,口吟佛号,但是这份悲悯因为刻意保持的距离,而失了应有的暖意。陶渊明是不同的,他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如农人一般的虔诚。因为感同身受,他的悲悯自然带有人性的温度,而且具有超越文学意义的广度和深度。

李绅向来被当做“悯农”诗的代表,他的一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千年传唱。作为“官三代”,李绅在表达他对农民阶层的同情之时,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口号一般的符号宣扬,显然带有政治家的目的和机心。

03

关于农事的艰辛,陶渊明的表达随意却更加深刻。

估计公元410年的天气还算给力,这年秋收后,陶渊明郑重又愉快的创作了一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以表达他对于丰收的喜悦之情。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彻底归隐没有几年,陶渊明的角色转换是如此的自然。他将自己彻彻底底的抛向了他向往的那个田间,每日勤勤恳恳的解决衣食之道,去尽他为农的本分。春种秋收总是少不了身体力行的辛劳,天蒙蒙亮就得出门,日落之时方能背着锄头回家。山中多霜露,气节未到寒冷就已先至。田家的辛苦又有几人能体悟,“汗滴禾下土”又能算得了什么,风霜雨露是艰难的常态,劳苦一季,到头来颗粒无收才是无法言说又避无可避的绝望。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灾年”。

田间地头时时都有这样窘迫的境况,却不是所有悯农诗都能写出“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这样的锥心之语的。能吃上菽麦一类的饭食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会去肖想甘肥的梁肉呢?日子穷苦,没有多余的衣裳,冬日里不足御寒而夏日又以为累赘。

这样的恻恻之语,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也。

04

看天吃饭的农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天灾,更何况还有苛捐杂税这重人祸,那是“李绅”们的世故和回避。所以陶渊明才会说这日常的辛苦都不算什么,该值得庆幸的是没有灾祸降临。

祖祖辈辈伺候大地的农人们真是卑微到尘土里,吃饱穿暖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那样朴素的生活理想,与士大夫阶层济世天下的远大相比,当真是不值一提。

千百年写农的诗人,只有陶渊明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卑微、不易和素朴。

但即便是如此不值一提的理想,却依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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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00多首诗,陶渊明还写过几篇类似小说的短文,像《白水素女》《袁相根硕》等,大多都是源出《搜神记》的民间故事。这些小故事无一不是情节精悍结局美满的神话喜剧,《白水素女》讲得是少年谢端喜逢田螺姑娘的美好传说,后者则是讲两个猎户袁相和根硕的一次艳遇。

陶渊明真的是将自己深深根植于田间,他的那些神鬼故事里全部都是农人们最原始的神鬼超脱之境。对于神力,他们不求永生,不求富贵,只愿“居常饶足”即可。这种有节制的贪婪,就是相承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小富即安”之精神内核。除非被逼到绝境,中国的农民从来不敢越线,他们像守着陇亩界碑一般的守护着朴素的仁义礼信,可悲又可敬。

05

说到农民们的最高理想,无非就是一个“桃花源”而已。

有没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当然,如果还能够“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就是最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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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知晓陶渊明是在何种心情下虚构桃源的。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归根结底,是因为众生平等,没有利益相争。

陶渊明深感于黎明众生之苦,先是期翼于神仙的安慰,后而干脆开展自己的想象,为自己和普罗大众搭建了一片神幻虚境。我相信那一刻的陶渊明一定是疲惫和无力的,饱受战火荼毒的残败社会将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悲悯和哀愤无处停驻,所以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超能力的神怪之上。就像许多绝症患者的家属,最终都不免走上求神拜佛之路。也像失智赌徒的最后一把梭哈,仪式感显然多于输赢结局。

06

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包含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农民的幸福。可悲的是,逐利的天性决定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存在“桃花源”,“桃花源的背谬”命题广博涉及全人类,当是全人类的“求不得”之苦。

这是陶渊明留给世界的,一部最像喜剧的悲剧。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再读依然“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