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摄于湖北襄阳米公祠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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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在台湾驻点采访三个月。
有一次，我在台北乘坐出租车时跟司机聊起台湾内部的各种乱象，司机也很无奈。
他说，台湾真正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出来“做官”了。
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在台湾“做官”，就要不时面对立委的质询，很多时候，所谓的质询，完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真正有能力的人，谁愿意去接受那种羞辱？
他的这个观点对我冲击很大。
对于那些立委来说，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我代表人民质询官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结果呢？
当对官员问责的质询演变为一场政治表演秀时，当正常的质询变为“党争”的一部分时，结果就是很多有能力、有骨气的台湾优秀人才根本不愿意出来“做官”。最后，反而是便宜了那些“脸皮厚”、能力一般、善于打嘴仗的平庸政客。
这其实就是“好心办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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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好心办坏事”，全世界都不缺这样的例子。
很多事情，尽管出发点看起来是“好的”，但是，一旦做过了头，反而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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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上面的故事，我今天再来谈谈，在今天的中国，作为网民，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民营企业家？
昨天，我在文章里问大家，民营企业家及其家人是否可以移民？
回答真是各种各样。
有人说，不应该。
还有的人说，“民营企业家在中国赚了钱然后移民，就是吃里扒外。”
还有人说，“民营企业家移民就是叛国。”
也有人说，“你可以选择移民，但是，我可以选择不买你的产品。”
还有人建议，应该对移民海外的人征收“弃籍税”。
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一定要放弃上纲上线、扣帽子的做法。
对于反对民营企业家及其家人移民的意见，我们要去了解这种意见背后的深层原因，而不是简单地说，这些人就是“民粹分子”。
一旦“帽子”满天飞，要进行理性讨论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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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互联网上各种意见都有。
其中，难免有一些“喊打喊杀”的，这让一些人感到很不舒服。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总有一些偏激的声音。只是以前，这些偏激的声音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现在，有了互联网，一些偏激的声音可以传播得很广，能找到更多“同气相连”的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整体就变得越来越“偏激”了。
决定中国社会是否“偏激”的，不是互联网上有没有“偏激”的声音，而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是什么样的？政府的政策取向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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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放眼全球，美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要比中国严重得多。
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政治特性决定的。
那些担心中国大蒜、担心中国起重机、担心华为、担心TikTok的美国政客，并不是真的“笨”，更不是真的“傻”，相反，他们精明得很，他们知道，只有用这种极端化的政治作秀举动，才能引发媒体和选民的关注，才能提高他们的影响力，才能为他们获得更多的选票。
咄咄怪事之下，依然是“无利不起早”的简单逻辑。
这也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最后大概率会走向民粹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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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虽然，网上偏激的声音有很多，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决定中国的大政方针，更不决定中国的法律法规。
在中国，党和政府整体上是非常理性的。
美西方国家政客那种劣质的极端表演，在中国既无必要，也根本不可能产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有民营企业家，或者是知识分子，看到网上有一些偏激的意见，也不用过于担心。
任何时候，看中国，不是看网络意见，而是看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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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说“民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的人，要求打击、禁止民营企业家的人，肯定有，但绝对不是主流。
批评民营企业家的人，也都不是“民粹”。
过去几年，一些不良民营企业家的做法，确实引发了很多网民的不满：
——恒大的许家印及其家族，把财富个人化、债务社会化、责任国家化，引发了很多网民的不满；
——一些民营企业家违法乱纪，偷税漏税，美化“996”，通过非法手段向海外转移资产等，也引发了一些民众的不满。
所以，当有网民对民营企业家提出批评时，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要给人家统统扣上一顶“民粹”“极左”的帽子，而是首先要看看，大家的不满情绪来源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的意见有没有合理的成分？
网民对民营企业家违法乱纪行为的批评，是应该的，也是恰当的，这也是正常舆论监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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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针对民营企业家极端的、非理性的、上纲上线式的攻击，尤其要反对那些为了收割“带血的流量”，故意通过编造谣言在攻击民营企业家的人。
比如，农夫山泉当然可以批评，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作为“中国首富”，他和家人的一言一行，被公众放大来审视，也是正常的。
我们应该反对的是，不良自媒体故意蹭流量，编造农夫山泉旗下“东方树叶”外包装是“给靖国神社招魂”、“是在宣扬日本文化”谣言的行为。
一旦开始用捕风捉影、编造谣言的方式攻击一家企业，这就绝对不再是理性的批评了，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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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还是要多提底线要求，少提、慎提高标准的道德要求。
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的基本要求，还是看他们是否依法依规经营，是否创造了就业，是否缴纳了税收，是否为社会做出了一个企业家应有的贡献。
如果我们习惯于用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去评判一个民营企业家，结果只能是让民营企业家群体感到战战兢兢、动辄得咎，反而会影响他们聚焦精力办好企业。
就拿民营企业家能否移民的问题来说，你说不可以，那么，这个问题还可以延伸一下：
——民营企业家及其家人可以去美国、日本留学吗？
——民营企业家及其家人可以去美国、日本旅游吗？去旅游了，可以公开发朋友圈吗？
——民营企业家及其家人可以去美国治病吗？
——民营企业家可以去美国购买房产吗？
——民营企业家可以用美国、日本的产品吗？用了，可以说美国、日本的产品好吗？
如果不回到法治的精神，一味用道德标准来要求民营企业家，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清单会越拉越长，而且，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判断，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共识，只会产生无休止的内耗、内斗。
还是那句话，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创业本来也是在做一份工作，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用把民营企业家抬到非常高的位置，然后用很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们，甚至是绑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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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少数已经成为公众人物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确实需要谨言慎行。
这就叫做“欲戴王冠，秉承其重”，或者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对于这部分民营企业家，大家有更高的期待、更高的要求，也是正常的。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只要他们不违法违规，这就够了。
他们只要依法依规把企业经营好了，创造了就业，缴纳了税收，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人家去不去美国留学、去不去美国旅游、有没有移民美国的打算，你管他干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舆论环境变得对民营企业家非常严苛，这对国家、对社会、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些民营企业家可能会想：“我拼死拼活，把企业做大，然后，就得接受网民用放大镜盯着我，不仅盯着我是否违法违规，还盯着我是不是一个道德模范，那么，我辛辛苦苦把企业做大有什么好处呢？”
还有民营企业家甚至会想：“如果我动辄得咎，那我还不如‘躺平’算了。小富即安，闷声发大财，多好啊？或者，我干脆移民，顺便把工厂、资产都转移到国外去，你们不就管不着我了？”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有这种“不如选择躺平”的打算，有这种“不如选择移民”的打算，这对中国经济到底是好是坏？对于我们每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相信只要有点常识的人，都能想清楚这个问题。
还是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故事，我们不能“好心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