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看金庸小说

我在江西一个小小的县城长大，初中时开始看金庸。那时候没有互联网，电视上金庸露脸也少，在喜欢上金庸小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近两年吧，我都不知道金庸长什么样子。

一个少年人居然不知道偶像长什么样子，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当时这就是事实。

直到初中年级，一个晚自习之后，我忽然发现学校门口的小书店里忽然多了一本书，叫《金庸传奇》，那是一本金庸的传记，作者叫费勇、钟晓毅，而书的封面就是金庸的照片。

那一刻，整个店堂的灯光好像都明亮了起来，我整个人都笼罩在橘黄色的光晕里。时至今日已过去二十八年了，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心情，那种惊讶、欢喜、错愕。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金庸的模样。他穿着一件貌似是小说里刘正风所穿的“酱色茧绸袍子”，戴着眼镜，四方脸，面露微笑，非常温和。因为毫无思想准备，我愣了一小会儿，才欣喜地接受了金庸的样子。是的，这就是金庸，金庸就应该长这样。

几天后，我带着攒下的钱买走了这本书。至于它写得好不好，根本没来得及多想，也并不很关心，只是怕它先被他人买走了。

那时，没有人支持一个中学生看金庸小说，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连向来最散漫、超脱的父亲发现我读金庸，也瞬间面露郑重，说：“你看书还是要选择一下，这种书就不要读了。”

（中学时和同学在一起。他也是一位金庸迷，还因看金庸被勒令用刀割手）

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唯一一次来自师长的对金庸模棱两可的评价，来自一名小学校长。

他叫贾金文。

那是一次大型会考，考场设在我中学对面的二小，贾金文就是二小的校长。

下午开考还早，我坐在水泥乒乓球台上看着那本《金庸传奇》。忽然贾金文校长路过，好奇地把书从我手中拿了过去，看了一眼封皮，脱口而出两个字：我草。

然后把书塞还给了我，自顾走了。

那是含混不明的一句话，我至今都不知贾校长那句“我草”是什么意思，是感慨这位中学生兴趣广博？还是感慨这孩子不知死活，都考试了还在看金庸小说？

真的很想回乡再找到他，问问他当时的本意，但多半他早已忘了这件小事吧。

九十年代，社会氛围已经日趋开放，但爱上金庸，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天然地要背负许多沉重的东西。

在当时的鄙视链里，“武侠小说”只比“言情小说”好一点，仍然属于是被瞧不起的最底层，而且经常被扣上挺沉重的帽子，被批判一番。

有一次，《光明日报》上忽然登出来学者何满子的文章，批评金庸小说是“为旧文学续命”，措辞挺吓人的，说武侠小说是“和新文化抗争”，“拖思想解放和群众觉醒的后腿”，“助长并绵延旧势力”，“可知它（武侠小说）和新文化抗争中所起到的凶狠作用”。

这张报纸的这一版恰恰贴在教学楼下的报栏里，被我读到了。

记得那是1999年，我15岁，当时的心情自然是抑郁难伸的。回想起来也真的好笑，我最难过的倒不是金庸被扣那么大的帽子，而是当时那些批评金庸的人包括何满子在内，根本没有读过金庸小说。王朔则只读了盗版的《天龙八部》第一册，还没读完。

为什么金庸就活该被从没被读过的人批评呢。

那天放学后我没有回家，留在教室给《光明日报》写信，写了厚厚一沓信纸。信里说：何满子先生说文学要呼唤“人文精神”，要讲“民主”，要让人不要沉迷“好皇帝和清官救命”，可他根本不知道金庸的《笑傲江湖》恰恰就是讲人文精神的，讲让人不要沉迷好皇帝和清官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批评的是什么东西嘛，天然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贵，不是什么好习惯。

信写好之后，我在信封上大大地写上“声援金庸，批判何满子”，忿忿地寄到《光明日报》社，自然是石沉大海。我连地址写没写对都不知道。多年之后和《光明日报》的朋友说起这件事，都当成是笑谈。

说了这些趣事，回答一个问题。前不久去到一所中学，就有孩子问：磊磊你小时为什么喜欢金庸小说呢？是因为它有许多传统文化知识吗，还是觉得它丰富、深刻？

诚然，在“辩驳”何满子先生的时候，我拼命要把金庸小说说得深刻些。你指责我的偶像不够“革命”，我便要说他非常“革命”；你指责他不够“进步”，我便要说他“进步”。但真心而言，少年时喜欢金庸，大概主要还是因为一个理由：我觉得金庸是为我说话的，而课文里几乎绝大多数文章都不是为我说话。

从小到大，学了那么多课文，当然它们无疑多数都是优秀的文章，但它们似乎都是为大人说话，被精心选择来替大人教育我们的，告诫我们不可这样、不可那样，而要这样、要那样。但金庸小说我觉得是替我说话的。

譬如杨过，看到他被大人轻蔑，就像少年的自己遭了轻蔑；看到他遭了白眼，就像自己遭了白眼。凶霸霸的柯镇恶，世故又算计的黄蓉，仿佛都是自己遇到过的怀着鬼胎的大人。刁蛮又肤浅的郭芙，就像是优越得不可一世但又没内涵的姑娘，大武小武就像是她狗模狗样的跟班，还戴着学生干部的“几道杠”。

作为一个少年人，遭遇的许多不平，许多的势利眼——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自己凭空想象的——都在金庸小说里找得到，金庸仿佛在替我说话，做我的代言人。

甚至，他能明白少年人心底最细微的东西，就像小杨过当初心底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郭伯伯，我不想和臭道士学功夫，我想跟你学”，但这句话始终没说出口，因为少年的矜持和自尊，因为你太太、你家人瞧我不起，我明明佩服你、艳羡你，但我就是不说。

这些少年心事，没有别的课文会抚慰到，当时只有金庸。

他明明离我如此遥远，香港，在我当时的概念里那是一个极远极远的地方，但透过文字，他又离我如此之近。

如今已经是金庸诞辰一百年，他辞世也已有六载。作为一名读者，我与他的距离此刻只会比江西小城和香港更加遥远。

此时此夜，只有拿起熟悉的书本，再读到杨过、令狐冲的故事，恍惚之间会穿越时空，仿佛又身在放学后的校园，外面阵阵蝉鸣，楼下报栏里贴着《光明日报》，登着批评金庸的文章，我已忿忿地写好了信，到处找光明日报的地址。又忽然，仿佛穿越到十年前的二零一四年，金庸还在世，我幻想他偶尔读到了我写的聊他小说的文，脱口而出《鹿鼎记》的台词：

“英雄所见略同……呸，这小子是什么英雄了？”

70岁大臣被赐死，断头饭吃了2块肉喝了3杯酒，皇帝看后：放了他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一句清新小韵的诗句背后，却是一条血腥的命案，这就是清朝“文字狱”。

乾隆在位60年，有130余人因“文字狱”获罪。其中一案的罪人实属“罪有应得”，却在断头饭时吃了2块肉，喝了3杯酒，被乾隆释放，简直怪哉。

始于尹嘉铨

文人往往很天真，尤其是古代的文人，都有一种不挨打不醒悟的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