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克格勃起源于“契卡”，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看此名称，不难猜想这个机构从事的是哪方面的工作。
“契卡”首任领导人为捷尔任斯基，随着其业务量不断增长，契卡经历了多次扩容升级，并于1954年改组升级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
克格勃下设“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人事局、军事建设局、医疗保障局、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侦查技术局、16个行动总局（或行动局）、数量不明的大量驻海外工作站（组）等多个机构。
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的总数量在高峰时期曾达到50万人之巨，其中总部机关员工约1万人，间谍、反间谍及技术保障等部门约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克格勃在全国各地还拥有至少150万名“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
克格勃年度计划预算约100亿美元，其经费开支不受政府任何部门的约束与监督。在人员数量、活动范围、权力和财力方面，绝对让世界另外三大情报机构的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及以色列摩萨德等望尘莫及。
克格勃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今天我想介绍的，是克格勃麾下最臭名昭著的第五局。
克格勃第五局，又被称为意识形态保卫局，或者反思想破坏局。是在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后，于1967年提议成立的。
安德罗波夫在当年5月呈交的报告中警告说，“由于受到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有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
因此，他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机构。
为什么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此时成立一个专司意识形态反间谍、反颠覆工作的第五局呢？
这要说到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在整个国际社会引发了剧烈震荡，其影响远远超出事先估计，导致相当多的苏联公民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质疑。
此后，去斯大林化进程虽被中止，再想禁锢思想却不那么容易。为此，1960年，苏共政治局先后通过了几个决议，对刑法第190条做了几项增补：如果以口头形式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或者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等作品，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劳动改造一年或者100卢布的罚款。如果组织参与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行动要进行严惩。
那么到底什么算是明显谎言？这件事情，本人说了不算；律师说了不算；甚至连法官说了也不算，苏共中央把解释权交给了克格勃。
赫鲁晓夫被废后，为了全面遏制和消除赫鲁晓夫执政十年期间所形成的严重“自由主义思潮与反苏情绪”，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专门成立第五局，由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分管。从此，对这个刑法第190条增补内容的判定权，就归属于第五局。
克格勃第五局的机构组成及其职能情况是怎样的？根据俄罗斯学者А.С.斯梅卡林的研究，第五局的构成主要是：
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的反间谍工作，对外国人进行分析研究，负责创作协会、科研院所、文化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反间谍工作；
二处，负责跟克格勃第一总局合作，拟定并实施针对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中心的各项反间谍活动措施，遏制人民劳动联盟、民族主义者以及沙文主义分子的活动；
三处，负责大学生交流渠道的反间谍工作，遏制青年大学生、高校教授和教师的敌对活动；
四处，负责宗教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教徒系统的反间谍工作，同时负责防范境外宗教势力和宗教中心的破坏活动；
五处，负责在预防大规模群众性危害社会的活动发生方面，给克格勃的地方机关提供切实帮助，侦查匿名反苏作品和传单的作者，检查恐怖活动的预兆和信号；
六处，负责总结和分析敌人在实施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方面的情况资料，在拟定可行性计划以及情报工作方面拿出具体措施。
1969年8月成立了七处，其职能是“揪出并检查出于反苏目的企图使用炸药和爆炸装置的人”。对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口头恐吓和书面威胁都可以视作恐怖活动。针对地方领导人的恐吓和威胁，则由克格勃的地方机关查处。
一开始，第五局只有6个处， 但是克格勃很快发现，6个处根本不够用。于是第五局迅速扩充，最后达到了15个处的规模。其中知名者如宗教处、文艺界及知识分子问题处、国际关系处、学生和无组织青年处、侦察匿名反苏文件作者处、民族工作处和反犹太复国处，等等。编制也一再膨胀，从成立时的201人，到1989年已扩充为25000人，20多年膨胀了125倍。
第五局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苏联国内公民，聚焦于知识分子、青年大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等阶层和群体。但这绝不意味着第五局的工作人员就只能在苏联国内开展工作，实际上，为了更有效地监视对象，第五局的工作人员必须时常出国。
奇怪的是，由于有这个便利，导致许多人开后门拼命想进入第五局。危不危险不重要，跟谁出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出国机会，能获得一些物质上的享受。
当然，第五局绝不是善茬，他们的工作效率极其高效。仅仅在1967年到1970年三年以内，就有2456人被第五局追究刑事责任，而这些人有可能仅仅是收听了外国电台，或者在公开场合讲了一下国外的奇人异事。
这些人中有著名人物，如索尔仁尼琴，在他刚刚荣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一个月，第五局就建议“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此后又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同样建议。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飞机驱逐出境。
还有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三次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由于站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前列，1980年1月22日，他在上班的路上遭克格勃逮捕，被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并长期监禁。
因此，第五局也被克格勃内部称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局”，也有人称其为“思想五局”。
但是如果你以为第5局仅仅就这么点本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第5局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把人驱逐、流放，或是送去劳改，而是把这些思想不对的人诬陷为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直到这个人说他是因为精神不正常才说出反苏联的话。
如此一来他的精神病嫌疑就会被证实。而第5局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让他们住在精神病院。甚至第5局还让精神病院的负责人用保护病人的隐私，对外不说出病人的数量和名字。
这些内容后来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证实，戈氏在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进行评价时曾明确指出：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被驱逐出国境。”
这里所说的“疯人院”，就是精神病院。
至于具体人数，根据苏联著名记者、作家、两届TEFI奖得主姆列钦的专著《被解密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中披露：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1967年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们大为震惊报告的起草者们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企图在红场上用自制炸药炸死自己……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改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第五局的分工精细而明确，工作覆盖面非常广泛，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第五局给勃列日涅夫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更为安德罗波夫积攒下可观的政治资本，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得以接任总书记的重要原因。
讽刺的是，如此强大的第五局业绩不俗，效果却越来越差。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和关键时刻，第五局包括整个克格勃都一反常态的低调。哪怕是当时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联合紧委会其他成员发动8.19之时，也仅有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一位克格勃高官参与其中。且不说人数高达50万的克格勃，哪怕是本该以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为目的的第五局，都压根就没有存在感。
毫无疑问，到了末期，苏共的统治已经失效，它更像是个垂死的巨人。而导致它病入膏肓的原因之一，就是苏共的特务政治。
叶利钦在当选俄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拒绝接受克格勃机构提供的警卫服务，并且说：
“在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不是‘助手’（线人与告密者的代称），而是相关的国家机关的间谍网。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道德伤害……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叶利钦当然不会为克格勃说好话，不过就连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季姆•巴卡京也对自己的组织没有好感，就不能不说明一些问题了。
巴卡京总结道：
“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勃格），构成极权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