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在河南法院调研中提出“没有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和司法能力的增强，公正与效率就是空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努力践行“善于从政治上看，精于从法治上办”“小案事不小、小案不小办”“如我在诉、情同我心”等新时期司法理念，2024年新年伊始，菏泽中院组织各条线7位审判业务专家，以“法官教法官”、“专家教法官”的形式，对全市法院干警开展集中业务培训，内容涵盖民事、商事、刑事、行政审判和执行5大领域，重点针对执法办案过程中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买卖合同、审判监督、行政行为、执行变更等审判执行事务中的常见问题，7位审判业务专家的授课，既有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的理解，又结合所办案例以案讲解，授课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达成共识。为推动菏泽法院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统一裁判标准，菏泽中院公众号开设“法官教法官”专栏，集中展示7位审判业务专家的讲授课程，以飨读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市法院刑一庭副庭长王令己 关于 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的司法认定 的解读。
王令己 刑一庭副庭长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居高不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诈骗与反诈骗的博弈正如火如荼，与此同时，为电信网络诈骗充当“工具人”、“输血供粮”的上下游犯罪，也呈愈演愈烈之势。司法实践中，要用足用好法律武器，依法准确打击各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
1.定罪处罚标准。（1）《诈骗罪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2）《电诈意见》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电诈意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行全国统一的数额标准和数额幅度。
2.从重情节。《诈骗罪解释》规定了五种从严惩处的情形；《电诈意见》规定了十种从重处罚情形，同时规定，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且具有十种从重处罚情形之一的，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上述规定的“接近”，一般应掌握在相应数额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3.既未遂认定。（1）《诈骗罪解释》规定，利用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如果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述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2）《电诈意见》规定，诈骗数额难以查证，如果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或者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页面浏览量累计五千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具有上述情形，数量达到相应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4.跨境犯罪认定。《电诈意见（二）》规定，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证据证明其出境从事正当活动的除外。（即“30日条款”）
二、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的司法认定
1.帮信罪法条解读。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的规定，帮信罪的构成要件包含“行为人明知他人（即被帮助对象）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行为人提供的技术支持或帮助达到情节严重程度”和“被帮助对象利用行为人提供的技术支持或帮助实施了犯罪”三个方面。
2.当前形势特点。一是帮信罪案件数量激增，位居各类刑事案件第三位。二是案件类型以“两卡”案件为主，主要是涉银行卡案件。三是被告人“三低一高”特征明显，“三低”是指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一高”是指初犯人员占比较高，另外，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群体涉案问题突出。四是帮信犯罪组织性增强、打击治理难度大，涉“两卡”帮信犯罪已经形成了“卡农—卡商—卡头”的组织模式，犯罪手段从出租、出售、非法提供“两卡”，发展到提供非银行支付账户、互联网用户账号、批量注册软件、多卡宝等技术设备，并且跨境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集团 “输血供粮”、提供“技术助攻”。
3.帮信罪的类型。主要有六大类型，分别为：收购、出租、出售“两卡”类、办理贷款类、刷单类、推广引流类、非法提供社交媒体账户、“解封”封禁账号类、提供软件开发、技术支持类。
4.主观明知的认定。《帮信罪等解释》规定了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七种情形；《电诈意见（二）》规定，认定主观明知，应当根据行为人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手机卡等的次数、张数、个数，并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获利情况以及行为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予以综合认定；《2022“断卡”纪要》规定了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七种情形。
5.情节严重的认定。（1）《帮信罪等解释》规定了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七种情形，其中，较为常用的两种情形是：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该解释同时规定，实施上述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述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信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即“五倍条款”）。（2）《电诈意见（二）》规定了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两种情形，分别为：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个）以上的；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的。（3）《2020“断卡”纪要》规定，出租、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达到犯罪程度（三千元），该信用卡内流水金额超过三十万元的，按照符合《帮信罪等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处理。
6.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的区分。《2022“断卡”纪要》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司法实践中，一要重点审查行为人对所帮助犯罪行为的认知程度，二要重点审查双方意思联络和行为联系的紧密程度，认定诈骗罪共犯常见的三种情形：行为人与诈骗犯罪分子事前通谋或事中勾连的；行为人在较长时间内相对稳定地帮助诈骗团伙实施特定行为（如转移资金、提供个人信息、引流推广等），形成较为稳定的协作关系，已经成为整个诈骗链条上的固定环节；行为人向诈骗集团提供特定支持帮助的黑产团伙，如为诈骗集团开发专门用于犯罪工具、程序的团伙，其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一般与诈骗犯罪分子联系紧密，对其所帮助的行为有着明确的认知。
7.帮信罪与掩隐罪的区分。《2022“断卡”纪要》规定，行为人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后，在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下，又代为转账、套现、取现等，或者为配合他人转账、套现、取现而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主观方面，帮信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是一种概括的明知，并不要求知道所帮助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具体类型，掩隐罪明知“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需要明知资金系犯罪行为所得，二者明知的程度、深度不一样。客观方面，“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系帮信罪法条规定的行为方式之一，“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系掩隐罪法条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行为方式之一，二者存在交叉，实践中应重点考察是否实施“转账、套现、取现等行为，或者通过人脸、指纹等生物识别验证等方式协助大额、频繁交易”。
整理人：王令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