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成为了一种原罪。

似乎在有些人看来,如果不是伤害了自己的民族,如果不是成为了西方利用的工具,就不可能得奖。

在瑞典文学院发表演讲时,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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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还说过: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讲假话的作家对社会毫无意义,对老百姓没有意义。

一部分人就抓着莫言的话,断章取义,认为莫言是在给西方递刀子。

最近,竟然有人向法院起诉莫言,控诉莫言在作品中“涉嫌抹黑英雄先烈”“涉嫌美化日军”,并在网络上获得万人投票支持。

有位叫毛星火的博主,罗列了莫言的“十大罪状”,并且向法院起诉莫言。

他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蛙》等作品中,找了26个具体的问题。

比如,《红高梁家族》第190页写到八路军队长被土匪骂了一顿,第269页写八路军和民间抗日组织铁板会互相残杀。

毛星火起诉莫言,要求法院下架莫言的书籍,令莫言向英雄先烈和全国人民道歉,令莫言赔偿全国人民每人一块钱名誉损失费,一共15亿。

这位“爱国博主”的评论区,也充斥着某种熟悉的可怕气息。

在他发表的投票中,近万人支持博主,反对者只有十分之一二。

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当年投湖自尽、含冤而死的大作家老舍。

在1949年6月,首次文代会召开之际,全国的文艺力量在北平汇聚,周总理说:“现在只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

随后,郭沫若、茅盾、丁玲、曹禺和冯雪峰等30多人签署了一封邀请信,秘密传递给远在美国纽约的老舍。

当时的老舍在美国讲学,汉学家费正清劝他再等一等,但老舍坚决表示要立即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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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老舍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工作。

在散文《由三藩市到天津》中,老舍写道:我为祖国的进步感到高兴,祖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束缚,成为崭新而强大的力量,能够领导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和幸福。

1950年元旦,老舍创作了太平歌谣《过新年》,表达了对新社会的赞美之情。

在1950年7月14日的宴会上,周恩来邀请老舍并询问他的创作计划。

老舍表示,他计划创作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以此歌颂新中国。

不久之后,老舍写出了话剧《龙须沟》,深受大众喜爱,并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老舍谦虚地表示,这个荣誉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全体劳动人民。

获得殊荣之后,老舍深受鼓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直到1966年8月23日,身体状况极差的老舍仍坚持去文联上班。

如果老舍当时选择在家养病的话,很可能会避免灾难,但可惜他还是决定去上班了。

那天下午三点左右,一群中学生闯入文联大院,将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拖出来审问。

萧军回忆道:她们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摔倒在地,开始殴打,鉴于是女性,我只能忍受她们的侮辱和殴打,毫无反抗之意。

端木蕻良回忆称:她们拿着名单大声唱名字,挑出被点名的人,强迫他们到广场上站队,遭到残酷对待,而老舍则是被最后拖出来的。

等待所有人集合后,老舍、萧军、端木蕻良等被赶上卡车送往孔庙,到达后受到殴打后被迫下车,被当做牲畜一样对待。

到达孔庙后,众人被命令趴在地上,一圈圈地围成,“五体投地”,中间点燃了装饰和道具。这些行动是为了“破四旧”。

老舍被打后,被带到一个广场上,被迫趴在地上,周围堆满了燃烧的装饰和道具,火光冲天。

老舍头破血流,坐在那里,血流不止。他轻生问身边的王松声:松声,这究竟怎么了?

这突如其来的遭遇,着实让老舍想不通。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创作,为何受到这样的对待?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位女作家突然站出来,污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而且不要人民币而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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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作家名叫草明,知名度不高,但她的言论却引起轰动。

听到草明的指控后,众人也不管真假,就将怒火集中在老舍身上。

由于头部受伤,老舍用袖子包住了头。尽管他已经受伤,但还是再次遭到了殴打。

回到家后,老舍感到深深的屈辱和怨愤,难以消解。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受到人格侮辱是最严重的打击。

最终,老舍怀着深深的哀愤离开了家,走出西直门,一直沿着古城墙走到太平湖边。

他在那里坐了一整天后,决定跃入湖中。老舍最终选择了气节,他曾说:

谁知道这点气节又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愿死,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

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当时,老舍的妻子胡挈青和儿子舒乙都不在家。离开家时,老舍只是抱了一下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孙女,温柔地对她说:“爷爷要走了,和爷爷说再见。”

第二天清晨,住在太平湖畔的一位演员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当舒乙赶到现场时,看见他的父亲躺在河边,被一块破席子掩盖着。

后来,舒乙回忆说:他没有戴眼镜,眼睛肿了起来。他的头上、颈部、胸口、手臂上都有已经干涸的大块血迹,还有大片淤血,伤痕累累。

莫言如今同样被人污蔑,被一些人打着正义的旗帜审判,着实让人不禁想起当年的老舍。

有人可能会问,莫言能跟老舍比吗?

这里且不说能不能比,就文学成就来说,莫言无疑是值得大家尊敬的优秀作家。

莫言继承了鲁迅和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并且赋予此主题更多层次和丰富性,这正是中国百年新文学的精神渊源。

不仅如此,莫言还重新探寻了民间文化的价值与立场,推动当代文学走向更广阔的美学境地。

根据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陈思和先生的观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具有三重要意义。

首先,在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莫言的获奖证明了中国文学地位不断提升。

其次,莫言获奖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也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成就在国际上受到关注。

第三,莫言在作品中塑造的经典人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典型,用独特的中国经验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

莫言的获奖,无疑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增加了份量。

最后再以《红高粱》为例,具体说说莫言的作品。

《红高粱》以民间视角讲述抗日故事,将余占鳌刻画成既是土匪首领又是抗日英雄的角色。

莫言在这部小说中不墨守传统意识,而是通过个人文学想象重新构建历史。

在抗日斗争中,余占鳌展现出坚决的抗日英雄气概,毫不胆怯地面对侵略者,表现出民族气节。

尽管遭遇兄弟和乡亲全部战亡,他的英勇不屈,象征着日本侵略者无法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

而在爱情线中,戴凤莲被卖给麻风病男子后,内心的叛逆被激发。

她开始反抗传统,挑战观念,拒绝逆来顺受,展现了独立意志和追求自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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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说,这部作品饱含生命力和民族精神,充满勇气和坚韧,展现了抗日精神。

当然,文学不是现实的记录,更不是某种观念的传声筒,而是充满了作家个性的艺术创作。

如果非要抠字眼去挑毛病,那么每本小说估计都能找出一大堆不和谐的话来。

如果用“爱国”和“正能量”等标尺来评判文学,要求每个人物都不能说不爱国的话,那么无数名著将被毁禁。

莫言被泼脏水,并且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这着实应当引起警惕。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打着“爱国”和“正能量”的旗号,用批斗的方法打击和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好吗?

如果像莫言这样一位敢说真话的优秀作家都被泼污水,那么还有谁敢说真话,还有谁敢发表真实看法?

不知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感谢阅读,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