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凭着一股“少帅意气”，坚持要送蒋介石回南京。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成了不久后东北军瓦解的导火索。
在东北军的内部，一直就存在着“少壮派”和“元老派”的冲突。
张学良本人当年就是东北军最大的少壮派，他在一旁少壮的拥护下，铲除了以常槐荫等为代表的元老派，稳固地掌握住了张作霖传给他的基业。
张学良地位稳固后，当年有“从龙之功”的少壮派便逐渐形成了以王以哲为代表“新元老派”。而与此同时，张学良的身边又逐渐形成了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的“新少壮派”。
团体内的利益纷争古来难免，东北军自然不能例外。
新上位的元老派对张学良固然忠心，但客观上他们是少壮派掌握权力的一大阻碍；
同样的，元老派对新崛起的少壮派也颇为忌惮，他们的兴起是由于张学良的信赖，而如今张学良倚重少壮派，自然会分享他们的权利，乃至取代他们的地位。
不过，此时东北军的处境并不允许他们内生争斗——东北军离开东北后，实际上一直处在一种寄人篱下、无家可归的境地，此时如果内斗，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考虑到这一点，双方基本上还能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消弭矛盾，加强团结。
然而，随着张学良的被囚，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围绕着要不要接张学良回西安这个问题，双方的矛盾瞬间激化，最终燃烧成了一场无法遏制的大火，直到把整个东北军烧完才宣告结束。
张学良是东北军唯一的核心，他能否被迎回对东北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无论哪一派都衷心地同意这一点。只是，在如何保护张学良的安全，如何将他迎接回来这个问题上，双方所坚持的手段却不一样。
元老派认为，此时应该积极和南京议和，保存实力，东北军实力还在，张学良就安全就有所保障。所以他们主张在和谈达成之前，不向蒋介石提张学良回不回来的问题。
少壮派则坚决地认为，首先的要务就是确保张学良安全回来，这是一切的基础，若不能保障这一点，他们不惜和南京政府开战。
1937年1月底，东北军在渭南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是由元老派的领军人物王以哲、何柱国主持的，他们希望能说服少壮派接受南京的和谈条件，因为一旦开战，一旦东北军打了败仗，张学良就更不可能回来了。
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完全是自欺欺人，在谈判的时候不把释放张学良作为条件，谈判结束后，谁来保障张学良能被释放回来？
双方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少壮派的意见在这次会议占据了上风。他们决定“在副司令员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
应该说，渭南会议的这条决议代表了大多数东北军将士的心声，但作为实际握有权利的王以哲、何柱国却认为这样欠妥，他们决定推翻这个决议。办法是请于学忠回来。
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心腹，也是张学良离开西安前，手谕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元老派希望凭借于学忠的地位来说服少壮派；少壮派则觉得于学忠是少帅一手栽培起来的，他必定会主张营救少帅，所以对于双方都很希望于学忠能赶快回来。
于学忠并没有掌握东北军的权力和能力，原因有三：
- 第一，他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就返回兰州了，此时西安的情况他并不了解；
- 第二，他并非东北军的嫡系，而是原吴佩孚的人马，他在东北军中没有根基，指挥不了王以哲等人；
- 第三，张学良被囚后，东北军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王以哲为中心的领导集团，他们此时东北军真正的实权人物。
于学忠来到西安后，东北军随即再次召开会议。出乎少壮派意料的是，于学忠表示支持元老派的意见，渭南决议于是被推翻。
当于学忠站在台上，向东北军官兵传达最新决议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们痛哭流涕，坚持不肯撤退，要求务必先把张学良接回来再讨论撤兵。
王以哲、何柱国等元老派在对少壮派没有进行充分的说服工作前，就否定了渭南决议，这显然是欠缺考虑的。在此期间，周总理曾明确建议他们：“注意内部团结，应该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但王、何并未听从建议。
少壮派于是恳求在撤兵前，再向南京提一下张学良的问题，也遭到了王、何的拒绝，他们说在撤兵之前，此事不能再提。
在张学良被囚之后，东北军内部形势复杂，一些高级将领们如沈克、檀自新纷纷另谋出路，和蒋介石秘密联络；王以哲、何柱国是不是也想趁此机会向蒋介石无条件妥协，获取其欢心，以谋取日后的地位呢？他们是不是想借蒋介石之手除掉少帅，自己控制东北军呢？
不管是不是，少壮派对“出卖了东北军，出卖了张学良”的元老派已经颇感寒心。
他们觉得东北军中下级军官是普遍希望张学良回来的，只有王以哲、何柱国等少数高级军官不希望张学良回来。
那么，解决的办法自然就只有一条了：解决掉王、何。
37年2月2日夜，少壮派在孙铭九、何镜化等人的率领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冲进王以哲的卧室，张学良的卫士营长陈志久举枪对王以哲说道：“长官，对不起！”随即连开两枪……
同一天，“西北剿总”的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董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也被处死。刺杀何柱国的行动则因为预先被杨虎城得知，劝阻了下来……
一夕之间，东北军仿佛经历了一次大地震。是为“二二事变”。
二二事变后，少壮派似乎掌握了大局，他们立即推翻了之前的决议，重申了渭南会议中坚守阵地不撤退，不惜一战救回张学良的命令。
但是，所谓权力的真相在于让人服从且执行，而不在于坐上某个座位。从前，张学良对东北军有权力，之后，王以哲对东北军有权力。何柱国、刘多荃这些实权人物都对他们马首是瞻。张学良被捕，王以哲被杀，东北军早已分崩离析，群龙无首，前线真正掌握部队的将领们怎么会听从几个少壮派的命令？
于是，防守渭华一线的刘多荃不仅不执行命令，还调转枪口向西安进攻，摆出火并的架势，要为王以哲报仇；而此前早就和蒋介石暗通往来的沈克、檀自新则公然通电，脱离东北军而去了……
面对这种分崩离析，不仅少壮派无法控制，于学忠也是完全无力维持，只能每日唉声叹气。
在这种情况下，少壮派是先于东北军一步瓦解的，他们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如孙铭九先后流转于天津、上海等地，还一度投靠汪精卫……
不可否认的是，少壮派的行为是过激的、鲁莽的，他们的行动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瓦解。但应该注意的是，少壮派要争取张学良回西安的要求，是有其合理性的。
张学良对于东北军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甚至可以说，东北军如果失去张学良这个中心，瓦解是难以避免的。张学良不仅是维护东北军基石，也是“三位一体”，共同抗日，打回东北政策的基石，这些“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实现”。
在张学良被囚后，东北军内部的形势已经非常不稳定，如前文提到的沈克、檀自新暗通蒋介石，于学忠和王以哲客观上已经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情况。
这些情况的出现，已经证明了失去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危险重重的，而解决这种危险重重，只能依靠张学良的归来解决。
不可否认的是，元老派避免冲突的看法是其道理的，但他们的固执，他们说服沟通工作的不周密也是二二事件爆发的重要诱因。
从当时的情况看，国军大军压境，大战似乎一触即发，元老派老成持重似乎有其道理。但如果仔细分析当时的大背景，这场内战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爆发。
首先是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曾公开许诺，如果今后发生内战，一切由他负责。为了自己的威信和形象，他不会那么容易食言自肥。
其次，在36年6月，蒋介石刚刚经历了两广事变，之后虽然达成和解，但对于蒋介石派兵进逼陕西，李宗仁、白崇禧是坚决反对的。其他的地方实力派此时也在驻足观望，蒋介石如果一招不慎，可能会引发全局的动荡。
第三，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理念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呼声，蒋介石前脚被释放，后手再挑起内战，势必会遭到国内社会强烈的反对。
第四，即使真的打起来，凭借红军、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共同作战，凭借西北的有利地理条件，难道东北军真的会被迅速击败吗？
在二二事变前，周总理曾代表中央向东北军表示：
“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对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的。因为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持不撤退，为了张先生不惜一战。这种意见我们考虑了。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主张一致，我们也可以牺牲我们原来的意见。”
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他的命运和张学良是息息相关的，他也曾表示：
“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决不撤退，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
十七路军很多官兵都认为，“和平就是投降，投降就没有好下场”，他们也有不少积极请战者。
由此可见，三方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
遗憾的是，元老派和少壮派双方都未能合理解决他们意见上的分歧，前者表现为“保守主义”，后者表现为“激进主义”，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最终导致了东北军的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