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银昌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从长久的历史后果来看，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远持续影响甚至比其在汉时的影响更大，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但是，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他的生平在正史中的记载却相当简单，一般社会大众对他了解甚少，甚至一些读书人也对他充满误解，使他的形象似乎显得模糊不清。我们力求透过其丰富而神秘的思想，还原一个真实的董仲舒。
◎董仲舒像：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西汉思想家。其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对西汉的统一与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所著《春秋繁露》、《董子文集》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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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思想，一向被认为杂糅了黄老、法家和阴阳家的元素，最后被他用儒家包装起来。其实，只要我们溯源儒之本义，就会清楚儒本来就有关注天地阴阳等神秘思想的源头。
《说文解字》将“儒”解释为“术士之称”，可见一切术士均可被称之为儒。这和后世理解的方正谦恭的儒生形象大相径庭。汉代的《七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造化者也。”这种说法明确指出，儒家的源头大概就是出自早期的司徒官员，他们的职责就是帮助天子顺应天地阴阳、明了天地造化。这种身份需要精通天文地理之学，类似巫师的角色。中国早期的文献都注意到了儒的术士性，如《庄子•田子方》：“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此虽就儒者服饰立言，然言其知天文地理却是可信的。在明白儒的源头形象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董仲舒思想中的神秘色彩以及类似巫风之处了。在孔子将原始之儒的巫术化祛魅之后，董仲舒又重新捡起这一特色或曰老本行，不能说不是一种以复古为革新的手段。后来的今文经学家大多采用这种手段来托古改制，董仲舒可谓是始作俑者，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是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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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我们从中得知董仲舒大概生于西汉前期，经历了西汉前期四朝的更替。他生活的西汉前期，社会风气尚有战国时期的纵横捭阖之风，思想相对比较自由开放。其时，“儒”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制定当时一系列官场礼仪制度和战后造文化、讲文化的思想基础。在经历了亡秦与楚汉战争之后，老百姓普遍想稳定下来，所谓人心思治。陆贾劝谏西汉开国之君刘邦：“马上可以打天下，治天下却不能仅在马上，商汤和周武王都是用武力赢得天下的，但是却用文化来治理天下，文武并用才可以长久。”刘邦同意了这一观点，但在刘邦执政时期，儒家文化并没有在政治层面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初年的儒者叔孙通，因时而变，为刘邦制定了符合儒家定名分、别贵贱的礼仪制度，因而为儒家思想赢得了发展空间，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自从叔孙通帮刘邦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西汉王朝的政治制度才逐步完善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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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靠研究《春秋公羊传》起家的。《春秋》这部书，后来被列为五经之一，汉代人普遍的看法是，此书出自圣人孔夫子之手。客观来说，《春秋》这部书虽然记载了当时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但是叙事极其简略。也许孔子写这部书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修史，而是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评价标准，也就是树立社会批评的价值观问题。因为《春秋》行文的简洁和含蓄，所以就有了注解《春秋》的书。汉代比较著名的说法是“《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三传之中，属于今文经学的后两部书，认为《春秋》中有孔子不愿明说的微言大义，所以在注解的时候想方设法要钩沉出来。这些微言大义，据说可以使“乱臣贼子惧”，是关于治理天下的法则，所以，董仲舒在这部经典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汉景帝时期，他就因研读《春秋公羊传》颇有见地而被立为博士。这一经历说明他的观点是得到官方认可的。董仲舒之所以对这部书情有独钟，是因为他想通过《公羊传》来建立国家大一统的理论依据，这一点是为当时国家政治的现实需要考虑的。再者，《公羊传》可以帮助他构建有关天的哲学。在这两点因素之中，包含着董仲舒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哲学思考。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掌握大权之后，对于天人之间的关系与自己怎样才能长久统治下去等问题非常关心，召集天下贤良文学之士上百人来探讨这一问题。董仲舒是作为贤良之士参加应对的，前后总共应对了三次，在上百人之中尤为翘楚，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舒传》之中。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实际上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进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纲”：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于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的专制政治需要。在思想、观念、理论上，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即所谓天意、大道。同时，又借鉴了河北地区根深蒂固的阴阳五行思想，赋予大一统专制体制新的思想内涵，构成他“天人合一”哲学系统。
在天人关系中，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有异质同构的紧密关系，所以天人相副，天人感应。干旱、洪涝、霜雪、日月食、流星等等，都是天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针对人的行为而发的，人的行为善恶标准与天地流通相往来。董仲舒在这里明显使用了具有巫术神话思维特色的类比思维模式。他将人的器官、骨节、毛发、结构与天地自然的相似联系起来，因此认为天人是可以感应的。人的善恶可以感应天，天的变化也可以感应人。感应的前提是雷同与相似。这种思维方式基本上就是《易经》中所说的“云从龙，风从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天人感应的原则是同，媒介是阴阳五行之气。气本来是客观的，但是在董仲舒看来，气似乎有灵性，有道德价值观念，善人感应善气，恶人感应恶气。这样，天似乎就有了人性化的内涵，不再是纯粹的客观自然。所以，笔者认为，董仲舒的天，其实就是高度完美并理想化的人性。
除了“君权神授”的观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都列举古代贤良之君禅让和历代暴君被诛的典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诠释朝代更替的“天意”。他认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言行对国家的运行影响甚巨，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力之源。他试图利用人心的内在约束力量来达到对皇权的制约与引导，但如果仅仅靠早期儒家思想中的良心自省来让帝王们严以自律，则明显将帝王们的自省约束能力看得过于强大和自信。所以，他抬出一个神圣遥远而又无时无处不在的天来置于天子之上。天意的体现就是灾异，这种看得见的客观存在使得遥不可测的天意具体化。董仲舒通过对《公羊传》的解读，认为上天对人类的警示是通过灾异来体现。所谓灾异，就是天灾和反常的自然现象。当上天发出这样的警示时，说明人君的行为已经失常，需要调整言行，理顺阴阳，这样才可以使灾异消失，国家安宁。通常情况下，先有小的天灾，这是上天的警告。如果发生了天灾还不知道改过自新，上天就要用非常怪异的现象来惊吓人们。如果惊吓还不管用，上天才把灾殃降临在当事人身上。天子受命于天，一定要秉承天意的仁慈。他针对当时的弊端，提出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的观点，告诉汉武帝，国家如果有失正道，上天就先用灾害来谴责警告；如果天子还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失，上天就用怪异恐怖的现象来恐吓之；如果天子还是执迷不悟，不知道改变错误的做法，那上天就要让他灭亡了。所以，如果不是很无道的社会，上天一般不会令其灭亡，而是想办法让它恢复正道，这正是上天的仁爱之心。天子治理天下，只需努力行正道即可，治乱兴废全在统治者自己的努力。
董仲舒还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因为道的源头在于天。在朝代更替之际，需要改正朔，易服色，就是需要改变历法和服饰的款式颜色来表明朝代制度的变化。这一思想后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封建王朝。但是，在董仲舒看来，道还是那个道，并无变化。这只是指治世替代治世，如果是乱世被替代，道就要变了。汉代接替了秦朝的大乱，道自然也变了，所以汉代需要改革，重回正道。可见，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有前提的，在天人关系中，他强调天变了，人的道也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和改革。
在封建帝王时代，能够给最高权力的顶点设计这样一种制约形式，虽然事实上它并没有对汉武帝产生多大作用，但就其出发点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西安下马陵董仲舒墓：董仲舒墓位于西安城墙内的“下马陵”街道东段路北（近和平门），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董仲舒墓也称下马陵，所以此街亦由此得名。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安葬之地。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其墓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从此，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凡骑马、乘轿者经过董仲舒墓前，都要下来步行。后来，下马陵也称作“蛤蟆陵”（关中一带把“下”“xia”发为“ha”音），因“蛤蟆”与“下马”发音相谐。明正德时，陕西巡抚王诩又为其修建陵园，称为董子祠。目前，董子祠为兰州军区西安和平门干休所的文化活动中心，整体面积并不大，也没有作为景点对外开放。墓碑及墓冢在董子祠堂背后。
◎董仲舒墓墓碑及墓冢：墓现存封土高约2.5米，直径约6米。墓碑上书“董仲舒先生墓”，并加玻璃封罩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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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思想中所宣扬的：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臣民；全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等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他这种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大一统原则，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纲常、家庭、婚姻伦理之中，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内，皇帝就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汉武帝以此构建了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的安定，建立牢固的凝聚力，加强王权，巩固国家。董仲舒维护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和封建国家追求大一统的要求，取得较大的效果。但是，其“天人感应”论中的一套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约理论：政德坏则导致滥刑，酷刑生成冤厉之气，影响天象，天象以灾异示警，警诫帝王必须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无效，即会导致天命的改变，导致王朝的灭亡，汉武帝却不以为意。
对于董仲舒的主张，汉武帝选择采纳了适应汉朝政治中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需要的“天授君权”的思想，但也限制了其“天人感应”思想中限制君权的一面。他对董仲舒其人，也并没有重用，原因就是不喜欢这一套“天人”理论。董仲舒在对弟子讲学时仍然大讲天人感应这一套。这一年汉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是由于皇帝不修德，导致田羛、淮南王刘安等权贵横行。有人盗窃其讲稿报告刘彻。汉武帝阅后以妄言诽谤罪将其下狱，几乎杀头。以此看来，董仲舒的这一套生态政治模式并没有达到其对皇帝最高权力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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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因为治学精深，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多人跟他读书学习。他的学生又把他的学说传播出去，以至于师徒递相传授，弟子甚多，更有很多没有见过他本人的私淑弟子，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在长安跟随董仲舒研读《公羊传》。史书记载，董仲舒读书勇猛精进，曾经三年不下楼看自家的园子。
儒家真精神在于读书变化气质。董仲舒不仅学问做得好，为人处世，进退应答，言谈举止，均能符合礼仪。董仲舒这种方正的品格，使很多学士尊之为师。汉武帝即位之后，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应对使他名气倍增，就被汉武帝委任为江都相。江都当时属于一个诸侯国，国王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非常骄横，喜欢武力冒险。董仲舒在辅助易王治理百姓时期，处处以礼来规劝易王，并将儒家的仁爱思想告诉他。易王从此对董仲舒很敬重。
与同是研究《春秋》的公孙弘相比，董仲舒为人正直廉洁，且学问比公孙弘要高明很多，所以公孙弘就很嫉妒董仲舒。公孙弘做了丞相之后，就想法加害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让董仲舒去做胶西相。胶西王也是汉武帝的哥哥，穷奢极欲，滥杀无辜，很多被任命为胶西相的人都被他害死。董仲舒虽知此去凶险，但不敢违抗汉武帝的任命。赴任之后，胶西王知道董仲舒是一代大儒，就对他很好。但是董仲舒觉得虎狼之地不可久居，任职一段时间后就以身体不好为由辞职了。
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做事。董仲舒历任两个诸侯国的国相，且所服务的主子均非善辈，但他在任期间均能教之以善，以身作则，与领导关系融洽，可见其学问转化的境界之高。
公元前122年，董仲舒辞官归家时已是高龄。之后，他一直深入简出，居家做学问，几乎不问置办家产的事情，每天以著书立说为主业。尽管深居在家，朝廷有什么大事，还是要派人去请教董仲舒。董仲舒每次都能鞭辟入里地分析事理，给出对策。并且，董仲舒一生学问，有为人修身的思想取向，如治国治狱的语录反映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更有针对社会的现实问题，如对当时的土地兼并等经济问题、边防的匈奴问题，均能给予极大的关注。人文学科的研究，在董仲舒这里，和现实结合得非常密切。他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和国家各级学校、各地推荐茂才孝廉，也都被政府采纳了，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董仲舒一生耿直，沉溺于读书，他一方面具有书生气，另一方面，自己本身也相信一些五迷三道的迷信之说，这些想法也体现在他的学说中，比如他将阴阳五行引入儒家思想，成为后来汉代巫风盛行的思想大本营，也成为后世儒家知识分子迷信思想的资源库。但是，这一思想又深合《中庸》所说的人与天地相参，具有哲学与宗教双重意义。
在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之气中，董仲舒给它们规定了尊卑贵贱之义。比如有人问他，求雨的时候，需要举行雩祭迎请降雨之神，但是在洪涝之时，却要擂鼓来攻击驱赶社神。干旱和洪涝都是天地阴阳引起的，一个要用请的方式，一个却用攻击的方式，到底是为什么？董仲舒就说，大旱是因为阳气灭了阴气，阳气尊贵，阴气卑贱，阳气灭了阴气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尽管有点过分，只需要拜请一下就行了；而大水是由于阴气灭了阳气产生的，卑贱的阴气灭了高贵的阳气，不太正常，所以要攻击驱赶。日食也是这样，属于阴灭了阳，阴代表下，阳代表上，以下犯上就是以贱伤贵，属于逆天的不义行为，所以日食也需要鸣鼓来驱赶阴气以救日。又如在任江都相期间，董仲舒用《春秋》灾异学说推算阴阳的错失，求雨的时候，将男人封闭在家里，把女人都放出来在野外歌舞，并穿上黑色的衣服；止雨的时候，则反其道而行之。
◎河北衡水景县广川镇董子文园正殿：位于河北省景县广川镇董子大道1号。据介绍，董子文园是为了打造广川“董子故里——大儒之乡”品牌，于2009年开始启动的项目，由当地企业家出资，预计投资4.38亿元，于五年内分四期完成包括董子宗祠、董子书院、董子旧宅、董子典故园、董子研究会馆、董氏宗亲会馆、碑林等共占地21.5万平方米的建筑。2013年8月我们去时，只有董子文园正殿董圣殿以及一些点缀的小桥、树木建成，或许由于资金缺乏，其他规划目前并未实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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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104年，董仲舒老死在长安的家中，被安葬在长安，其墓地据说在今天西安市和平门内一带（下马陵东段路北）。董仲舒死后，他的后代搬家到茂陵，子孙后代都受董仲舒影响，因做学问而获政府任用。
董仲舒的思想，在今天看来非常驳杂，包含有法家、名家、阴阳家、黄老道家思想。董仲舒的思想，虽然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来源于《春秋》和《公羊传》，其实他解读经书是自说自话，基本脱离了文本自身，而着重演绎自己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典型的六经注我。但他解读经典时一直考虑现实因素，将经典与社会现实相对接，体现了一代儒宗的现实关怀与担当精神，这才是儒家真正的文脉所系。
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儒学发展也起到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中华民族精神领域的主流地位，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独尊的地位，儒学成为汉代及其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学。自此之后两千多年“天人合一”之说，深入于社会，成为统治者推崇、民众接受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使中华民族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上，虽遭千灾万劫，却依然能成为统一的大国。
另一方面，董仲舒的思想也保留了大量唯心主义虚妄的迷信内涵，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科学精神有不足，同时也没有真正限制到皇帝的最高权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将其神圣化提供了基础。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对董仲舒思想的不断神化、不断政治化、经典化，导致了对后世中国社会发展的危害，这是董仲舒没有想到的。董仲舒之后的农民起义，都利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为改朝换代创造理论根据，或者遵照另一种思想理论对抗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实现与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较量。比如东汉末年及汉以后历代农民起义相对重视思想和纲领建设，也是从董仲舒思想渗透于政治的经验中得到的历史借鉴，并反其道而用之。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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