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金庸被《大公报》总部派往香港开拓新市场，想到自己能到率性自由的香港工作和生活，金庸本来充满憧憬。可一上飞机他才发现：“糟糕！钱包忘带了！”
1.
金庸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世家，原名查良镛。
查家藏书丰富，世世代代以读书为乐、为正业，金庸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经典书籍，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
1946年，22岁的金庸凭借出众的才华，从三千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公报》的一名员工。
《大公报》由英敛之先生创办，是一份历史悠久，颇具影响力的报纸。金庸在这里工作，也算是如鱼得水。
1947年后，由于内地处于战乱状态，为了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大公报》决定把总部放在相对安定的香港，金庸也随之被派往了香港做前期开拓工作。
虽然很舍不得家乡的亲人们，但金庸对工作本身还是充满期待的。
毕竟，香港的言论环境相对自由，他可以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
在动身前往香港前，金庸还回了一趟浙江海宁老家，他父亲查枢卿对他说道：“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这让金庸的远行之志更加坚定。
1948年3月29日，刚过完24岁生日不久的金庸独自一人坐上了从上海前往香港的飞机。
可是，刚坐上飞机，金庸就发现一个大问题：由于走得太过匆忙，他竟然忘了带钱包！
那时候可不比我们现在有手机支付、有银行卡支付，没带钱就意味着一切归零，有可能要露宿街头。
金庸慌得出了一头冷汗，恨不得打自己两拳，惩罚自己的粗心大意。
金庸的焦虑不安被邻座的人看在眼里，主动问询：“小兄弟，你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
2.
听见有人关照自己，金庸尴尬地将自己的困境和盘托出，还摇头自嘲道：“我真是糊涂了！”
邻座听了哈哈大笑：“你可真行，出远门连钱包都敢忘记带！”
说完，邻座从口袋里找出一张十元的港币递给金庸：“这钱借给你应急，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还我吧。”
金庸感激不迭，问询后才知道，这位仁兄竟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先生。
说到潘公弼，那也是中国近代一位颇具名气的媒体人，他曾任《申报》《商报》《京报》等多家报社的主笔，和革命志士、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先生是好朋友。
有意思的是，潘公弼也曾遇到过和金庸类似的麻烦事儿。
当年，潘公弼去日本留学时，随身携带的钱财被日本浪人抢劫一空，顿时变得身无分文。
同在日本留学的邵飘萍得知此事后，虽然同样囊中羞涩，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将生活费一分为二，帮助潘公弼渡过了难关。
后来，潘公弼协助邵飘萍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两人是事业上的好搭档，也是同患难的好朋友。
现在，潘公弼又毫不犹豫地帮助金庸捱过缺钱的窘境，可谓是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另一段佳话。
正是靠着这十块钱的应急经费，金庸才得以顺利地到报社报道，捱过了这段有惊无险的初到异乡的考验。
3.
45年后，金庸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的诗句感叹当年，引发读者热议。
潘公弼可能想不到，这位看起来有点儿“粗心大意”的的年轻人，未来将成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巨匠，成为中国文化圈最有钱的人。
对潘公弼的仗义相助，金庸始终念念不忘。
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金庸也始终坚持提携后辈，他把钱看得很轻很轻，把情义看得很重很重。
作家纪伯伦曾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的相互照亮。”
人这一生，总会有高低起伏，苦乐交织的时刻。
能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助上一臂之力，等到自己身处困境时，也自然有机会感受生命与生命间的温暖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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