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颁奖时赞誉他的作品融合了幻觉现实主义、民间传说、历史和现代生活。
莫言获奖被视为中国文化界的一大事件，终结了国人数十载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中国文化部向莫言表达了祝贺，认为这是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值得骄傲的成就。
中国作家协会则认为，莫言的获奖显示出国际文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的关注，意味着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
但是，在网络上对莫言的争议却一直不断，有不少人一直在给莫言扣大帽子。
且不说对莫言作品的争议，单就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便一直被人抨击。
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莫言还说过：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势必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毫无意义，对老百姓没有意义，也会大大的影响文学品格。
有些人就抓着莫言的话，认为莫言是在给西方递刀子，是在讽刺中国社会。
最近，又出了一件针对莫言的大事，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有人向法院起诉作家莫言，指控其在作品中“涉嫌抹黑英雄先烈”“涉嫌美化侵华日军”，并且将此事放到网络上，获约万人投票支持。
2月22日，有位叫毛星火的博主，罗列了莫言的“十大罪状”，并且向法院起诉了莫言。
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等作品中，博主毛星火找了26个具体的问题，打印下来差不多40页。
比如，莫言小说《红高梁家族》涉嫌诋毁抹黑英雄先烈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
毛星火认为，小说第190页写到八路军队长被土匪骂的狼狈，第269页涉嫌歪曲历史抹黑八路军和民间抗日组织铁板会互相残杀，涉嫌抹黑抗日的英雄先烈。
因此，毛星火起诉莫言，要求法院：
下架莫言的所有问题书籍。
判令莫言向英雄先烈和全国人民道歉。
判令莫言赔偿全国人民每人一块钱名誉损失费，一共15亿人民币。
毛星火写了首《汉奸诗》，向莫言宣战，并声称，莫言的所有书籍，都比不上自己的作品。
毛星火还自封爱国博主，宣称自己的事业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无比高尚伟大。
这位“爱国博主”的评论区，也充斥着某种熟悉的可怕气息。
看那不把莫言打倒就不罢休的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莫言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莫言真的有侮辱先烈、美化侵华日军吗？
莫言的书都是在国内正规出版发行的，是通过了官方审核的。
我们的审核有多严，出过书的人都知道。莫言的书现在能摆在书架上卖，那就是官方认为他没有污蔑先烈。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文学作品应该反映复杂的人性和多样化的社会。它不像宣传稿那样只能夸奖好人，贬低坏人。
你可以写教授做流氓，可以写妈妈懒散。你也可以写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坏人。
文学作品并不是历史记录，而是创造和想象的产物。它可以夸张和奇幻，可以赞美和景仰，也可以批判和反思。
这是社会对文学作品应有的度量。
鲁迅先生的作品，正能量吗？按照某些人的说法，鲁迅先生的作品是不是该禁掉？
所有的小说都将被要求真实，只能说好人全好，坏人完全坏。这还算是小说吗？
莫言的《红高粱》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作家从民间的立场讲述抗日故事，将余占鳌塑造成既是土匪头目又是抗日英雄的角色。
莫言在《红高粱》中没有按照传统的意识形态来书写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而是通过个人的文学想象重新构建了历史。
其中包含了两个基本故事：一是余占鳌作为土匪领袖伏击日本鬼子车队的抗日故事；二是余占鳌与戴凤莲之间情感纠缠和爱情故事。
在抗日故事中，余占鳌是一个坚定的抗日英雄，面对日本鬼子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民族气节。
即使他的兄弟和乡民全部战死，他的英雄气概依然坚毅不拔，这象征着日本侵略者无法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
而在爱情故事中，余占鳌起初作为轿夫，在与新娘之间的调情中唤起了他心中一种特殊的预感。
在小说中，有大量笔墨描述了余占鳌和戴凤莲在高粱地中实现灵肉结合的性爱意识。
在封建思想束缚下，当奶奶戴凤莲被嗜赌成性、嗜钱如命的父亲廉价卖给麻风病人山扁郎做媳妇儿时，她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内心的叛逆被唤醒。
不甘向命运低头的戴凤莲开始反抗传统束缚，颠覆贤妻良母的观念，挑战逆来顺受的柔弱。
她坚决不与肉体腐臭的麻风病男人同床共枕，却愿意将自己的贞洁献给在高粱地中救她的土匪余占整。
实际上，戴凤莲只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像所有青春懵懂的少女一样，怀揣着少女的情怀和对美丽爱情的渴望。
高粱地中的偷情，不仅是她反抗封建传统的体现，更是她大胆追求爱情的真实人性写照。
莫言的这部中篇小说颠覆了人性中被压抑的伦理道德，通过在高梁地和高粱地中展示的爱情故事，赞美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生命力和野性美。
莫言通过文字创作了一部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却无处不彰显人性和爱情的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抗日爱国主义、坚定不移和勇于抵抗的勇敢精神。
总之，这部作品充斥着坚强的生命意识和刚毅的民族精神。
这本小说中充满了坚强的生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主要人物敢爱敢恨的豪放情怀上，男女主人公作为土生土长的高粱地之人。
他们具有高粱地庄稼人本性中的顽强不屈，以及内心深处的狂野本性。
在小说《红高粱》中，莫言赋予了人物倔强的民族精神。
余占整作为土匪头子，桀骜不驯，敢爱敢恨。他杀过自己母亲的姘头，做过苦力，当过轿夫，甚至为了心爱的女人不再受麻风病人的折磨，独自杀掉了单家父子。
在余占整的一生中，他曾是越货杀人的土匪，与另一个土匪头子花脖子势不两立。
然而，这些行为只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生存现象，不足以造成太大伤害。
直到日本侵略战争爆发，人们赖以生存的红高粱被日寇践踏，甚至有人被剥去酿酒的工具。
在生命的尊严受到威胁的时刻，余占整和戴凤莲扛起了抗战大旗，与异族展开殊死搏斗。
戴凤莲凭借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不屈服不低头的倔强之心和对日寇侵略者的仇恨入骨的战斗之心，完成了自己光辉灿烂的一生。
而余占整在面对乡亲们被杀、心爱的人死于日寇刀枪之下时，他的民族精神被彻底激发，打倒日寇、拯救群众、为自己的女人报仇成为了他唯一的目标。
莫言笔下的主人公用血性和狼性捍卫民族和家园，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如果用“爱国”和“正能量”等标尺来评判文学，那么无数名著将被打入冷宫，以后的文学也必然受到限制。
如今互联网上激进言论不少，有些人打着“爱国”和“正能量”的旗号，用批斗的方法打击异见者，形成了破坏社会和谐的戾气。
我们有必要对“正能量”做出明确的梳理，它不应该仅限于某些人默认的狭隘含义，而应该包含各种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要素。
作为通过国内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引领者之一，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传播者。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莫言的《红高粱》正是一部反映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小说。
但在那些打着“爱国”和“正能量”旗号的人眼中，竟然成了“汉奸”小说。
如果舆论真的倒向那位起诉莫言的博主，那不仅会对文学造成严重伤害，对我们的社会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如果莫言这样一位杰出的、敢讲真话的作家被批倒了，那么还有谁敢讲真话？
不知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感谢阅读，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