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语出惊人，发表了与当时主流完全相悖的言论：“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此言一出满座寂静，杨显东怎么敢这么说话？
要知道当时动荡的时局刚刚结束不久，国内无论是农业、工业、商业都处于摸索，畏缩不前的状态，各行各业都尽可能的守旧，求稳，农学家们也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发表太多“与众不同”的看法。
经历了“大跃进”模式的失败，部分地区的“大寨模式”农业发展的极其出色，因此被当作典型全国推广，各地农民纷纷效仿，一时间掀起了学习“大寨模式”的热潮。
但农学家杨显东经过仔细思索后发现了“大寨模式”的弊端，而这种弊端不仅无法让农民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提高，反而在有些地区会阻碍农业生产建设，出现“越学越穷的倒退现象”。
杨显东认为这种高度重视集体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具有普遍性，不应该被全国学习，长此以往农民的积极性会得到打击，“大跃进”时期的某些祸事恐怕会再次上演。
于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做着天人斗争思想的杨显东终于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农业生产不能只看眼前的短期产量，能够长远的健康发展才是应该被推崇的农业模式。”
作为第一个提出“大寨模式不可行”的农学家，杨显东不出意外的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口诛笔伐。甚至有人把“煽动人心，脱离群众”“砍掉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的大帽子往他头上扣，扬言要让他好看，认清社会现实！
农业部负责人也严肃的与他进行了约谈，表示这种话部党委没有说，中央没有说，你个人是不能够乱说的！要完全承担说出这话的后果责任。农业部部长甚至直接要求杨显东向大寨模式的负责人道歉，但杨显东并未理睬。
杨显东没有被流言蜚语，谩骂恐吓所吓倒，他一边翻阅古今中外的农学典籍，一边深入基层躬耕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只为能够早日找到适合中国农民的生产建设方式。他收集了大量数据和材料，走访多地，逐渐摸索出来了一条农业科学化，合理化的发展道路。
随着全国各地“大寨模式”的弊端凸显，杨显东的主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中国农业生产模式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开始往现代化和科学化转变。
到了1980年，支持杨显东的政协委员已经占了大多数，大家纷纷要求要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时间最终证明了杨显东的观点是正确的。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一任副部长，杨显东不仅眼光卓越，学识过人（曾赴美读研读博），更是常年与土地打交道，躬耕在农业生产第一线。1951年全国多地发生蝗灾，杨显东辗转各地，与各路专家一起组织灭虫行动，河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均有他不辞辛苦的背影。
工作之余杨显东严于律己，生活作风优良。在自然灾害时期他的儿子杨元惺嘴馋荤腥钓了许多青蛙烧着吃，还邀请杨显东一起吃，但被义正言辞的拒绝了。杨显东表示青蛙是益虫，自己是绝对不会吃的，他还说到“《人民日报》上登的《保护青蛙》的文章是我写的，我必须以身作则，请你们也别吃。”
杨显东一直关心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建设，在76岁高龄时还当选了中国农学会理事长，可以说是为中国农业倾注了一生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