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县城婆罗门的话题又火了起来。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十多年前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一篇《中县干部》，就曾让这个群体火了一阵。而现在赶上经济下行，在裁员降薪、爆雷断供等惊涛骇浪中瑟瑟发抖的都市社畜，回到家乡后惊讶的发现，当年读书时成绩远不如自己的昔日同学，因着家族的优势在县城把持各种政商资源，过的如鱼得水，一时大受震撼又心生不忿，这种情绪积蓄的多了，伴随着一位大V的超级爆文，县城婆罗门算是再一次出圈。
不过，在我看来，这次出圈，应该也是县城婆罗门的顶峰了。在之后的岁月中，县城婆罗门这个群体当然多多少少还会存在，但他们的含金量——或者说这群人的幸福指数，可能就要走下坡路了。这倒不单单是因为从严治党、依法行政等政治要求，而是，孕育这个群体的生存土壤，正在慢慢的衰落。
县城婆罗门之所以能够这么爽，说白了，无非是因为其垄断了当地的权力和财富两个关键资源。
我们首先说权力。县城婆罗门之所以能称之为婆罗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能够世袭传承。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县城精英阶层在长时期内形成了稳定的圈层，圈里人互相提携扶持，对一县之内的权力资源形成了代际传承和垄断。
只不过，未来的两种趋势，会让这种代际传承和垄断愈发困难。
首先是人口缩减之下的机构乃至行政区划合并。人口衰减是大趋势——这对一二线城市可能没啥影响，但对县城——尤其是中西部没什么资源和发展条件的县城来说，机构合并乃至行政区划合并，那就是未来几十年逃不掉的主旋律。
这首先就意味着权力资源的内卷。本来县城权力蛋糕就那么大，一桌饭两锅人吃的局面既然不可避免，斗争自然会越来越激烈。当权力圈层的稳定结构被打破，再想像以前那样代际传承，难度自然也就大了一个量级。
其次，公招准入制度的严格化和高端化，也让掺沙子变得比以前容易。对于国家层面来说，它当然是不希望县城婆罗门这种情况出现的。只不过县城天高皇帝远，它们权力小圈子里私下勾兑，国家也无可奈何。
但招考制度的出现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个禁忌。公考发展二十多年，到现在其公平性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时至今日，别说考试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了，设萝卜岗都越来越难。而在公考之后，这些年事业编乃至地方国企招考也越来越规范——虽然横向对比公招还有不小差距，但纵向对比的话，这种改善趋势还是看得到的。
县城本来就没什么优质就业岗位，好工作基本上都跟体质挂边。考编的规范化，相当于从源头上给代际传承增加了难度——我拦不住圈子里的暗箱操作，但我可以通过严卡入口，让二代三代进不了这个圈子；同时将更多的婆罗门之外的寒门子弟塞进这个圈子——只要入口卡死，那所谓的精英，就只能局限于本人，想通过父辈关系代际传承下去——也就是成为婆罗门世袭贵族，难度就越来越大。
而权力之外，真正让县城婆罗门引人艳羡的资源——财富，也在逐渐萎缩。
其实县城婆罗门这个东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让人艳羡。毕竟论行政级别，县长县委书记也才就一个正处级，绝大部分县城精英，一辈子到头也就是个科级别。这点子级别，搁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实在不够看。论生活环境，绝大部分内地县城也好不到哪儿去——基本上是相对低端甚至粗陋的存在。所以但凡有点本事，都是不愿意在县城生活的。
对成婆罗门的后代来说，尤其如此。可能普通的农民子弟觉得当个县城普通干部也很不错，但作为县城精英的子女来说，他们的出身和站位，决定了他们的眼界更高，学历也大概率更好（毕竟他们从小就占据了县城的最优质教育资源），所以县城这种芝麻大点的前程，对他们本身是吸引力不够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县城婆罗门的子女，但凡有点本事的，也都不怎么稀罕继承县城婆罗门的身份，而是宁愿到大城市当卷王。
那为什么现在县城婆罗门又开始热乎起来呢？这其实跟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
前面说了，级别决定了，县城婆罗门手上的权力含金量并不高，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工资福利也谈不上多好——可能在县城普通老百姓和农民眼中还算不错，但对于那些出身好一点，以及有点本事的人来说，他们还真看不上这些玩意——哪怕是大城市当白领，也比天天在乱糟糟的县城体制里苟且一生的强。
那为什么县城婆罗门又吃香了呢？因为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笔资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土地财政以及发债权。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保证了县城婆罗门的基本福利待遇，土地财政让他们获得了大量的额外财政收入，发债权则让他们短期凭空增加了大量新增财富。而这三笔资金，除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使用相对规范，后两项，县城政府部门——实际上也就是县城婆罗门，是有相当大的自主支配权的，并且这种支配权，又延伸出了大量的利益。
这一下就让苦哈哈惯了的县城婆罗门咸鱼翻身：
对于普通财政供养人员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丰厚的合法收入，小日子过的舒舒服服。
而对于某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人来说那更不得了。毕竟什么是权力？能分配资源才叫权力。能分配的资源越多，权力就越大。而绝大部分资源都跟钱密不可分，以前县级政府普遍穷的要命，那你这权力自然也就没什么含金量；现在县级政府突然多了土地财政和发债换来的惊天财富——那如何分配，给谁不给谁，这个权力能带来的回报，自然就十分惊人了！
这就是县城婆罗门崛起的根本原因——权力还是那个权力，但过去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他们的权力含金量骤然放大了。大量的县城权力拥有者，在这个过程中攫取了大量的利益，一跃成为隐性土豪；甚至普通的财政供养人员，也跟着水涨船高混成了小城贵族。
但问题是，这只是人口上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特殊现象。随着人口下降，经济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这一切都会逆转：
首先，县城人口减少叠加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决定了这意味着接下来机构精简，行政区划撤并成为主流；同时，经济高度发展时代过去，中央财政的增长也放缓，同时还要将大量资源投入科创升级以及大国博弈。这种情况下，县城能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必然会减少。
而更重要的是土地财政崩盘。随着人口总量的减少和向大城市的集中。这种情况下，高能级城市还能凭借资金和人口的密集而保留一部分土地财政，而县城，尤其是没有产业的绝大部分内地县城，靠卖地赚钱的土地财政已注定不复存在——当年在外打工回家买房的农民工已经老了；新一代农民工，在人口总量下降，各大城市疯狂抢人以及大量新建保障性住房的大背景下也大概率留在城市，已经没有人再会回来买注定将价值归零的县城房产。
最后，借债搞钱也成为过去式——在过去，除了卖地，以经济建设为名借债，也是很多县城获取资金的一大途径。而这也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地方债和隐性债——著名的贵州独山水司楼，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而现在，地方债已经受到严管，并进入痛苦的化债模式——所以地方上，尤其是没什么产业的县城，想再发债基本上很难了。而从长远来看，即便化债结束，中央重新放开口子，允许地方有节制背债，这个好处也十有八九再也轮不到县城。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经过二十年高速发展和建设，该建的基础设施已经建的差不多了；同样，经过二十多年高速发展和建设，如果你这个地方依然不能培育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那意味着未来随着经济进入中低速发展期，随着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向集约变化后，那你这个地方除非突然地下挖出矿，否则也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前途的。
既然注定没有经济前途，那就没必要再背债了，老老实实靠残余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维持住秩序，自然衰落消亡就好。
对于绝大部分没有产业——也就是没有造血能力的内地县城来说，三大财源的减少，尤其是土地财政和借债渠道的断绝，结果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不仅意味着县城的前途黯淡，更意味着县城婆罗门再也不会有什么额外财富来源，更遑论资源分配权——资源都没了，你还分个屁！
不仅横财没有了，甚至连基本的合法收入——鉴于县财政只剩下中央（省）财政转移支付这一条路，那势必将大幅萎缩。而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因为机构精简和行政区划合并，而不得不为仅剩的苍蝇肉而进一步内卷。
这就从根子上，严重削弱了县城婆罗门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大幅衰落，县城婆罗门的吸引力也将大不如前——有点本事的婆罗门子弟，将再一次对这种苍蝇肉世袭利益丧失兴趣，而宁愿背井离乡去更大的城市和平台内卷；没本事的婆罗门子女，又因为考编规范化和严格化而丧失进入公门的机会；甚至连过去安置婆罗门子弟的大户——地方国企，它不仅也要受从上而下的规范化制度影响；更很重要的是，鉴于地方经济因为财源断绝而衰落，这些完全靠垄断资源混饭吃的县级国企，也将进入新一轮倒闭潮——不倒闭的，也会因地方经济的衰退，利益越来越稀薄。
有本事的无意延续县城婆罗门身份；没本事的混不进县城权贵新圈层；侥幸混进去了的，能获得的利益也大不如前。随着县城婆罗门身份能带来的利益日渐稀薄，这个利益集团，也将丧失继续世袭传承的经济基础。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县城婆罗门就会彻底消灭，但至少未来的它，将褪掉现在的光环，而会陷入长期衰败的下行轨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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