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粟裕因病住院,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震专程到医院探望这位老首长。

不料,粟裕看到这位老部下到来,并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而是批评张震不该搁下工作来看望他,毕竟总参的工作有多忙碌,粟裕可是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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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五十年代初,粟裕就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后来又经中央点将,出任总参谋长。

张震只是笑了笑,毫不以为意,他坐在老首长的床边说:

“首长,我想来,谁能管得了。革命战争年代很多战友在野战医疗所里,我们也要抽空看望啊。”

老实说,粟裕看见张震来,心里还是有一丝高兴的,毕竟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粟裕、张震两人就曾彼此密切配合过,打了不少胜仗。

张震晚年也在回忆录里谈到粟裕,深有感触地说:

“如果没有他的关心,我恐怕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粟裕与张震的交集,主要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7月,华野根据中央指示,兵分三路出击外线。其中陈士榘、唐亮率三、八、十纵出鲁西南、一纵、四纵出鲁南,华野总部指挥二纵、六纵、七纵、九纵和特纵仍在鲁中。

可没想到的是,华野分兵作战后十分不顺利,一纵、四纵出击鲁南,结果遭到重大伤亡,步履艰难,三、八、十纵在鲁西南打的也不好。

更为关键的是,华野分兵之后,粟裕能够指挥的兵力也大大减少,在后来的南麻临朐战役中,华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败绩,伤亡着实不少,尤其是二纵、七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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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这个缘故,粟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他对战役的检讨甚至没有得到陈毅、谭震林的认可,谭震林后来率领二纵、七纵、九纵向胶东转移时,还给粟裕写了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信,大概意思上就是批评,粟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缺乏远见等等。

粟裕这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为此还又多次进行了检讨,是毛主席专门致电安慰,这才让他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当然,粟裕也没想到,当时华野还是有人支持他的。

这个人就是时任二纵副司令员的张震。

张震在南麻临朐战役后,写了篇文章后来收录到《张震军事文选(上)》,题目叫《改变我们的战术与指挥商榷——从打子母堡说起》。

文章中虽然没点一个人的名字,但却谈到了敌我双方战术问题,谈了敌人的进步以及我们自身的止步不前。

应该说在当时,张震几乎可算得上是唯一的从战略战术上去谈南麻临朐战役的失败,而不是指责个人。

也就是从这篇文章,让粟裕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张震,他惊奇的发现,这位年仅33岁的小将,职务仅仅只是二纵副司令员,但在战略眼光上却很高,有些想法两人甚至是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张震其实在过去战争间隙就有过不少论著,总结经验、总结教训,战术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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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野经历此次失败,竟然让粟裕发现了张震这样的人才,实在是有些意外之喜的意思。

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粟裕就想把张震调到身边了。

粟裕之前最得力的参谋长,无疑要数刘先胜,两人的协作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抗战乃至解放战争初期。

以至于粟裕后来还公开表示:

“没有刘先胜,我打不了那么多胜仗。”

不过,刘先胜自己也是个急脾气,甚至还敢和陈老总拍桌子。

据说是因为江抗第二路第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不肯把缴获的武器调出来支援其他部队,被陈老总怒斥为“本位主义”,刘先胜一开始不知实情,就和陈老总拍了桌子。

像刘先胜这样的性格,安排到前线打仗无疑很好。

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原来是华中野战军参谋长的刘先胜任副参谋长,陈士榘任华野参谋长。

尽管华野当时参谋班子配的也比较齐全,但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以后,原来华中野战军任正职的几乎全部都改任了副职,原来山东野战军的班子担任正职,可两军在战法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是以粟裕在一段时间里,指挥总是不能得心应手,还是在陈老总压阵的情况下,才算是撑起了这个摊子。

陈士榘虽然是华野参谋长,但一打仗基本都被安排在第一线指挥去了,等于说无法承担参谋长的职责,所以很多时候粟裕的任务很繁重。

粟裕很需要一个杰出的参谋长来辅助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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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我军现代化的建设中,一开始也不重视参谋工作,后来在作战中努力学习,才意识到参谋工作的重要性,一个好的参谋长,其实作用很大,无形中能给指挥员减缓很多压力。在部队战时状态下,有时甚至能接替指挥员指挥部队。

比如彭德怀、左权搭档。

有了张震这次战术上的共鸣,粟裕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1948年2月,时任二纵副司令员的张震被粟裕抽调,担任即将组建的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参谋长。

“东南野战军”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无数次的提到过,源于毛主席构思的二次跃进的战略计划,毛主席下令成立东南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并调一纵、四纵、六纵三个纵队南下,组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任兵团司令员,张震还要担任第一兵团参谋长。

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属于破格提拔了。

不过,毛主席构思的“二次跃进”战略计划并未实施,是以东南野战军也并未组建,但张震还是被调到华野,任第一兵团参谋长(以一、四、六纵为主),后来又担任了华野副参谋长(陈士榘仍兼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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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老总被调到中野、陈士榘率领三、八、十纵在前线(等于说是兵团司令),华野实际上负责指挥的就是粟裕、张震。

华野濮阳整训期间,张震以副参谋长的身份负责华野工作,打理的井井有条。

哪怕是后来豫东战役爆发后,陈士榘率领部队已经与华野主力会合,但负责指挥的仍然还是粟裕、张震。

当然,最特别的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

张震后来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过: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总方针,是粟裕和我共同商量讨论的,而没有其他人参与。”

济南战役期间,粟裕就在构思淮海战役。

当然那个时候济南战役,一开始计划攻城打援,即以14万大军攻城,18万大军打击徐州方向的援军,但后来济南战役打的太快,敌人几个兵团一路磨磨蹭蹭北上,导致我军没有打上援军。

粟裕后来构思淮海战役,就主要是围绕打击敌人增援的这坨敌人,陈士榘赞同粟裕的想法,张震更是说了句形象的提法:

“我们给敌人准备了筵席,他们却不来。不来,我们就迎上门去。”

粟裕构思的淮海战役,一开始是以攻占两淮、收复高邮、宝应,吸引援敌,如敌人不至,则乘胜收复海州、连云港,然而毛主席略一思考,便改了粟裕的计划,建议粟裕先打击黄百韬的第七兵团,然后乘胜向两淮进军。

毛主席的一个小小的改动,直接促成了后来的淮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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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并按照预定计划发动对黄百韬兵团的追击。

可毛主席一番话,让粟裕有所领悟,他开始思考把敌人主力全部聚歼于徐州附近。

淮海战役开始以后第二天,即11月7日,粟裕就把张震叫来,谈到了自己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构想,就如何将敌人在徐州的主力尽数歼灭江北这个话题,两人谈了一夜。

应该说两大高手的思维在这一时刻空前一致,而且相互碰撞之下,擦出了奇妙的火花。

张震晚年在回忆粟裕的文章中,提到了当年他们交流的内容,当时他们分析了敌人在淮海战场上的两个动向:

一、蒋介石以徐州现有的力量,和葫芦岛撤退的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争取时间,加强沿江、江南与华南的防御;
二、放弃徐、蚌等地,将徐州部队撤守长江沿线,企图与我划江而治,俊机反攻。

如果蒋介石采取第一方略,则有利于我军在江北大量歼敌,为之后的渡江作战奠定基础,有利于江南各省解放,但将加重我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如蒋介石采取第二方略,则我军在渡江战役后,仍需要在苏浙皖赣与敌进行激战,江南各省势必遭到战火破坏。

粟裕、张震看法一致,认为应该尽量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略,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再进军两淮,而是乘胜向徐州、固镇追击,把敌人逐步削弱或者消灭在徐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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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8日,粟裕、张震联署的“齐辰电”直接上报中央军委。

要知道在华野,粟裕只是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张震也只是副参谋长,但两人在商量这一大计划,竟然事先没有通知陈毅、陈士榘。

毛主席后来的回复也更干脆,抬头只称粟、张,显然毛主席是认可两人的决断。

粟裕与张震经过一整年的磨合,终于形成了那份默契。

1949年2月全军整编,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唯独张震是被彻底扶正,出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

不久之后,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张震出任华东军区参谋长。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张震以华东军区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身份主持野战军以及军区工作,因为当时陈老总任上海市长,无法分身兼顾,粟裕更是因为身体不好,长期不在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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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粟裕从苏联归国,不久后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粟裕上任后,就把张震从华东军区调到了总参,出任总参作战部部长。

张震赴任北京,粟裕曾亲自到车站迎接,甚至连连称“我的作战部长来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不难看出过去两人深厚的战友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