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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四次土改,可能已经箭在弦上。

2月19号,在一次全面深化改革的会议中,提到:

“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
“建立健全同宏观政策、区域发展更加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

而且这两条都排在了会议议题中第一位。

认为土地要素已经成为“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最突出的问题”。

这是对“土地要素流量”与“地随人走”发出的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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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素流动问题,经济学界已经提出多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城市化的持续性问题,也解决不了农村和农业的持续发展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是保障粮食安全、还是让农民创富、还是推进更高程度的城市化,现在遇到的瓶颈都是土地要素问题。

解决了这个瓶颈,前面三个便可以同时解决,因为它们只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

现在决策层在重要会议上提出这一点,是打蛇打到了七寸。

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正在呼之欲出。

具体可能会怎么改?

要解决什么问题?

会有怎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现在的土地要素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简单说来是这样的:

1、我们整体的可耕地面积较少,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山地丘陵或高原;

2、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就要保证基本农田,不被城市化过程中的工厂和住宅占用,所以才划定了18亿亩红线、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3,可是经济要发展,工业服务业都需要建设用地,这就和耕地红线产生了矛盾;

4、所以对于很多城市来讲,用地指标便成了一大难题。这也是过去多年来房价高企的一个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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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城市化必然会占用更多的土地。

这是不对的。

恰恰相反,城市化是节约土地的。就像一个三口之家,在城市里买房100平米就基本够了,但在农村就至少就要占地200~300平,所以当人们进城定居之后,对于全国整体来讲,是有很多土地可以腾空的。

如果在市场化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可能会把原来的土地卖掉,卖给农场主直接把大规模耕种机械开进来,自己拿到一笔钱就完事了。

但在咱们这里,不可以(尤其是前些年)。

农村的地,不可以卖。

不可以卖,那就只好留在那里长草了。

反正说不定碰上拆迁什么的,还能获赔一笔钱。那就耗着呗。

于是,咱们就形成了一种特色景观:两头占地。

在农村,他们有地;在城市,他们还要占地,就算是租房,也需要相应的城市基建。

这样一来,就同时产生了三个问题:

1、农民因为对土地缺乏支配权,所以缺乏财产性收入;进而限制了进城买房的能力;

2、农村的宅地无法复耕,被荒废;

3、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够,限制了经济发展。

这都是土地要素无法流动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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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十几年前,重庆的市长想出了一套解决方案:

建立地票制度,实现占卜平衡。

你把村里早已不住的砖瓦房推平,复垦了一亩地,国土资源的人过来检查一下,土壤厚度达到了40厘米,粮食产量也达标,符合复垦标准。便发给你一张地票——这是增加了一亩耕地的证明。

然后有一天你接到了一个电话:你那张地票10万块卖不卖?

你高兴地拿到了10万块钱,而开发商高兴地拿到了用地指标。

地票制度的本质,就是让土地要素流动起来,去到它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

因为,只有一个非常适合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城市,开发商才愿意出高价购买农民的地票,农民当然也更愿意卖给这样的城市。而那些没什么价值的地方,自然就买不到地票。

而不像现在,通过行政手段分配,不管一个地方是适合发展农业、还是工商业,用地指标都是卡死的。

那边急需建设用地,但偏不给,被压得绷绷紧;

这边地却荒着,派不上用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甘肃和广东:

甘肃的城区人口平均拥有建设用地是广东的1.7倍,但工业增加值只有广东的7%。

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也就是甘肃的建设用地非常充足,但却根本没有发挥出价值,而广东相比之下,就严重不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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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和广东的例子,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很多。

2022年,江苏的城区人口增加了45万人,但建设用地反而减少了981平方公里;四川的城区人口减少了145万人,但建设用地却增加了17平方公里。

很明显,建设用地的分配与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错位,因此土地要素急需进行跨区域流动。

重庆的地票制度,仅限于重庆辖区内。

而这次深改会议所提,则是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这个影响就大了。

虽然早在2021年,就曾印发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要求“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形成与市场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但实际上调剂主要还是以县域内为主、省域内为辅、国家适度统筹为补充。

用地指标的跨省交易仍然需要向上申请。

总之,没有形成充分而灵活的交易体系。

这也正是这次会议所提出的,要解决的痛点。

人口和产业流失的地区,能通过这种交易获得收入,而那些流入地区,也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打通一个堵点,解决一系列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次称为第四次土改,恐怕也不为过。

前三次分别是:

1、1951年,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2、1958年,公社化运动

3、1978年,分田到户,自负盈亏

这一次,不仅会对不同城市的命运产生影响,还会对货币供应量以及资本市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