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摘要
SPRING
FESTIVAL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关键词：甲申之变；明清易代；乱离诗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文学研究 栏目
作者简介：朱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目录概览
SPRING
FESTIVAL
一 泪眼随周鼎：甲申诗作中的亡国讯
二 避难来，难未已：流亡途中的见闻
三 归矣依然客：国难中的家难乡愁
结 语
1644年，岁在甲申，明亡清兴的序幕掀开，无数生民因接踵而来的战乱流离失所，心系国家、身在政局中的文人自然也不能幸免于难。张晖遗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认为南明时期的士人通过诗歌的写作，不约而同地述说着、呈现着同一个主题，即“朝廷在播迁，士人在流亡”。身处易代变局之中，乱离自是诗歌中常见的主题，然而甲申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又让此际文人的乱离诗别具风貌。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四月，清睿亲王多尔衮率兵逼北京，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乞降；五月，多尔衮入北京，是月，南京官吏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甲申年在明清易代中，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承上启下的年份：明朝在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夹击下节节败退是明末多重矛盾隐患爆发后的必然，而城破君亡这样的惨剧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以一种突破人们想象的方式催促、逼迫着身处其中的文人寻找出路，这仓促间做下的选择又势必影响他们将来的人生。虽然一些文人其实早已规划好了流亡的旅程，逃离了当时战乱的中心地区，然而甲申之变所带来的国都覆灭、国君殉身，则是闻所未闻之惨烈。这些惨讯追随着文人逃亡的脚步，仍旧给其心灵带来重击，即便同样处于逃亡的境地之中，文人闻讯前后的心绪也完全不同。记录了乱离中文人所见所思的诗歌，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侧面观照，更可以为他们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一 泪眼随周鼎：甲申诗作中的亡国讯
甲申年以前，清军即曾屡次进攻中原，北方地区亦随之饱经战乱。在此局面下，一些北方文人不堪兵扰，四处避乱，企图寻觅安身之处。丁耀亢便在其《山居志》中写道：“己卯，辽事不支，东兵破济南。知天时将变，壮心久冷，南游将卜居金陵，以老母重土不能迁。”甲申年，李自成军逼近北京城，各地的战火更是愈燃愈炽。起义军一路北上，沿途诸镇尤其是河南、山西等地随攻随破，甚至望风迎降，局势尤为严峻。因此一些身处北方的文人在甲申年初，巨变还未发生之前，便匆匆踏上了流亡的旅途。身遭丧乱，本已是国事家事两蹇滞，而流亡途中听闻国破君亡的消息，对士人而言无疑是又一次精神的重击。
名列《贰臣传》的诗坛大家王铎，便在甲申之变发生前就策划好了南下避乱。甲申年正月时，王铎从辉县移居浚城，并且自述曰：“甲申闻寇警，降兵复叛，移家浚城。多难仓皇，不暇安居，谋国者贻此世变。”但即便是在这样短距离的迁徙，也并不安全：“甲申春月离辉州，东行避寇夜啾啾。道路梗涩行人少，白刃赤眉奴仆愁。”（《甲申行》）“奔趋伤独旅，叹息向穷途。危櫂依舟子，惊烟问仆夫。”（《居浚》其一）对兵乱的恐惧抱怨和一路来的艰危困苦尽付笔端。他到达浚城之后，寓居在刘尚信之“摄生阁”内，但是似乎从此时起，他就已经生发了去往南方的念头。其《居浚》其三曰：
暂住摄生阁，犹思吴会游。戚扬偏水晃，徒御亦云浮。无病憎朱绂，多闲笑坏裘。茶时同大醉，一任纵棠舟。
是年二月，随着时局的恶化，王铎不得不与彭而述等人一同南下避乱。虽然旅途艰辛，时有乱兵侵扰，然而能够逃离饱经战乱与饥荒的河南地区，王铎的流亡之路还是能时时苦中作乐。其《奔走道路，江南北寇烽狎至，六阅月尚无宁居，不得已，又走姑苏》诗中曾说：“有淹洽两月，江乡兵事非。水多气生白，神飙滞征车。”可见其曾为陆路不通，滞留浚城而烦恼。但当舟行南下时，他的心情忽然就开朗了起来：“买舟下蛇门，诸山为奔驰。超忽若天行，翳开日精驰。大道有屈伸，蹇嵼复奚施。”行舟而下，四周的景色也是云开雾散、阳光普照，他不禁觉得心中郁结也一并散去了。能远离干戈之地，远离人世隐居山中，王铎觉得自己纵然生活穷苦，却能寻得一方安宁，静心读书：“刀韠欣解释，偷安亦乐饥。外奖非其适，读书敦夙为。”得以定居时，便能够“情忘从石歇，老倦枕经眠。河蛤尝观网，杨梅不费钱”。可见能够远离战乱频仍的北方，即便生活上有所困厄，王铎等人也能泰然处之，因而他才会在决心南下前感慨“犹思吴会游”，与其同行的彭而述也说“明日即携手作吴中游”，颇有一些跃跃欲试的意味。甲申之变发生之前，这些文人虽遭逢乱离，但本身是抱着一份希望南下的，对时局并未完全绝望，他们一方面把南逃美化“作吴中游”，另一方面，即便旅途中充满了艰难险阻，他们仍旧能苦中作乐，饮酒赋诗、阅读佛经，他们的心灵并不恐慌。
但旅途中猛然听闻甲申之变的消息后，这种安贫乐道、怡然自得的心情便荡然无存了。王铎得知消息时，还未到南京，其存诗有《甲申旅处哭》③数首，可证其应该是在旅途之中听闻甲申之变的：
（其一）
准拟拭啼痕，何图日象昏。向人寻善策，无药返英魂。宝镈沦宫土，山魈叫墓门。心悲瞻版宇，漆漆对江荪。
（其二）
戡乱独吾主，诸君不可凭。八埏伤臲卼，九庙废尝蒸。泪眼随周鼎，愁云起舜陵。何堪新佩色，还对旧觚陵。
（其七）
旐丹谁北举，倍起梓宫愁。天蹶征群力，山崩阻大猷(中岳庚辰崩数大峰)。改衣今墠祭，飞梦古幽州。自厌身还在，留身何处游。
王铎在旅途中听闻了北京城内天崩地裂的消息，于是再也没有了游赏的心情，转而变为“心悲”“泪眼”“愁起”。“准拟拭啼痕，何图日象昏”句表明他是刚逃出生天、得以偏安一隅的境遇，岂知国事竟然崩坏至此，此时再去寻求善策，在战乱中逝去的英魂也无法生还了，离开了北方的诗人只能心怀故土故国，凄然独对江荪。五月三日福王于南京监国，七日又召王铎为东阁大学士，也许他此时已经得到了新朝委任的诏书，但刚得知旧朝已经覆灭的他，情感上只能“何堪新佩色，还对旧觚陵”，并且对自身在国变之中毫无作为，独自苟活下来感到羞愧；城破君亡，作为臣子的自己在精神上更是无所依靠，空留一片茫然痛苦，所以才会“自厌身还在，留身何处游”。
在旅途中闻变的文人也不独王铎一人。崇祯十七年年初，曾因言获罪下狱的姜埰被释放，遣戍宣州卫，然而其去往宣州的途中便听闻了甲申之变的消息，这一大变故亦使他痛哭不已，写下了“桥陵千滴泪，独在敬亭山”这样的句子。姜埰与王铎都因为种种原因，在甲申之变尚未发生时就去往南方，这样在甲申年初未知国变而离去，在离去的路上，还未到达目的地时就得知国变消息的文人，似乎在情感上未能忠君报国的遗憾会更为明显。在离开北方或京都的旅途中他们可能本想着换一处地方为国效力，或是为自己寻觅一个远离战乱的世外桃源，但这一切都被突如其来的国破君亡的消息打破了，姜埰有“衮职犹思补，龙髯竟绝攀”的悲愤，王铎亦有“大濩音中绝，銮舆去不回”“丰镐瞻依后，龙歌意未忘”的感慨。
然而明末的复杂情势，让一些文人早早地“经乱成习”，这样的人生遭际让他们对甲申之变的发生已有预感，也因此少了一份悲痛，甚至因为早做准备而多了一份庆幸，这样微妙的心态也同样值得关注。山东诸城的丁耀亢，虽早欲“卜居金陵”，但终究未能成行，而是在甲申年三月举家载粮入海岛：“三月终，冠盖軿集，入海者众，乃知有闯逆之变。是时也，内阁大学士范讳复粹由登州泛海至，侍御苏讳京、给谏丁讳允元由日照、安东至，巨室将百余家矣。”甲申年时，泛海自保者“巨室将百余家”，可见当时选择出海这条途径逃离京城或兵乱纷扰的北方士绅人数诸多，并且多是拖家带口，丁耀亢自己也于海上与老母团圆，他写下了《甲申三月闯陷燕都，再入东海，喜老母诸子俱至》：
经乱已成习，破甑那复顾。言从祸后信，临危始知惧。虽得舣舟行，风涛杂呕吐。粮糗备宿舂，敝窳携厨釜。童仆识旧村，乡邻馈浆脯。此行颇从容，转念前艰苦。
所谓经乱成习，与丁耀亢家乡山东诸城在甲申前便已饱受兵扰之事是密不可分的。壬午年，即崇祯十五年时，“东兵破城，胞弟举人耀心、侄举人大谷皆殉难，长兄虹野父子皆被创，居宅焚毁，赤贫徒步，奴仆死散殆尽，苟活而已。”其国难之前先遭家难，家难之前又屡遭兵乱，早已不堪应付，其在崇祯十五年便已带着族人出过一次海，逃往海岛避难，直到十六年时方才返回，写下过《癸未四月闻兵退渡海言归》。而他第一次出海避难，处境非常窘迫，其《覆舟行》诗序中说“余经乱海中，甑米萧然。买舟载粮北岸，遇风而覆”，诗中称“讵意造物值危劫，那许局外生良图？白龙跃出冯夷背，黑风倒拔鲛人须。簸扬涤荡尽所有，蝘蜒一饱诚区区……我生无食安可诬。暂捧枵腹立须臾，空山橡蕨良足娱！”与此次粮舟覆风，逃难无食的窘迫相比，甲申年他再度出海避难时，虽仍然粮物不济，但幸而“童仆识旧村，乡邻馈浆脯”，情况较前次已多有宽裕，因而才会说“此行颇从容”。此时他的诗中的故国之思极少。所谓“破甑那复顾”，典出《后汉书·郭泰传》：“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破甑可能指因清兵反复来袭，已破败不堪的故乡山东诸城，毕竟家乡在连年战乱下，已经“时县无官，市无人，野无农，村巷无驴马牛羊，城中仕宦屠毁尽矣”；也可能指气数将尽的大明，他曾说：“甲申春，土寇复炽，再移于城。至三月闻闯信，知不可支，系舟海畔，恐蹈前辙。”这种国已不可支的情绪也是在一次次被兵乱逼迫，流离失所的经历中萌生的。崇祯十五年时，其胞弟和侄儿正是为了守城而牺牲，“听我无今日，从人信所愚”“忠厚终存性，因缘竟累身”，在他看来，国事崩坏之际，但求保家，所以其甲申诗序中说“喜老母诸子俱至”，实是在前车之痛下的聊足欣慰之举。
因此，在避乱海岛之后，丁耀亢得以暂脱苦海，一度不问世事，近乎归隐，甚而得到了心灵上的短暂宁静：“因村居渔钓自娱，得读杜诗，时杂吟咏。”“借官为名，终日赋诗饮酒，且以课耕。诗载《漆园集》。”偏安一隅的丁耀亢，虽然把金陵看作一个理想处所，但最终还是没有选择逃亡南方，因而也避开了南明政权的党争倾轧，反而在海岛上寻觅到了一个类似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环境。究其原因，在命如草芥朝不保夕的乱世之中，哪怕时日艰辛，但得以保全家室，免于丧亲，大概是乱世之人大不幸中难能的侥幸了吧。
二 避难来，难未已：流亡途中的见闻
流亡是个动态的过程，文人们在流离失所、亡命天涯之时，自然也以诗笔为史笔，将一路来的所见所闻尽皆记下。而这些诗歌将文人与时代联系在了一起，不仅记录了国变时的种种历史细节，也反映了不同经历的文人对国变的细微感受。
王铎虽在南下的路途中常常苦中作乐，但也时时能感受到在兵祸横行的地方流亡的艰险。即便是水路，也并不安全：
避寇路阻，且纡折数百里。
阴坎怆惶外，虚徐不自如。为何长作客，未得有安居。金吼来松几，山文煜竹书。翠青终魄合，不欲恧高樗。
王铎希望寻觅一处可以“偷安”之地，但在流徙途中他只能“长作客”，不得安居，遇到农民军时就需要绕行数百里。与其同行的彭而述也写道：“乡人俱异县，旅况复凄然。缺月江城暮，青条野寺烟。古来说庙算，何以慰安全。”（其一）“山川丛鬼厉，樵牧侮官尊。”（其五）“短剑触沙冷，危樯动夜虚。”（其二）足见其旅途千难万阻，艰险异常。且他们行至夏镇时，又再一次遇到敌兵，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初春，流寇大乱于晋豫及山东。二月……骑贼数十遮行者，蹑予并行四日，慄甚，至济宁，予易道士服，负剑黄绦，以遁济宁，买楫始及夏镇。不知何贼数迁下闸，周之以大炮，旗戟四塞，不令行矣……岸贼卒持矛相向，舟中人面如土，后二十舟皆暗泣，无敢出气者……”
王铎在济宁附近见到了气焰炽盛的“流寇”，不得已易服改貌而行，有同样经历的逃难者还有著名的遗民文人方以智。甲申之变发生时方以智正在北京城内，在李自成军四处搜捕故明官员时，他被奴仆出卖，陷于大顺军中，在经历了一番生不如死的拷打之后，又终于“自四月十二夜，得间隃危垣，昒旦绐出崇文门”。之后便一路逃往南京。他的《示同行二客》则非常详尽地记录了方以智南逃的路线以及途中见闻，可以说是用诗歌写就的一部个人逃亡史，其诗云：
出门几日腰无钱，自然僵死大道边。幸有栎山鹤市客，顾我慰我如平昔。行路远，视早晚。脱衣加我寒，捣韭与我饭。三人合上薄畚车，沧州得策南皮蹇。鬲津阳信无人烟，安陵改道之吴川。贼方下东昌，莫上临清船。东阿阳谷尽枯骨，五年此路行人没。颓垣夜绝鸡犬声，村夫惊讶三更发。济宁杀气如覆舟，西门高挂义兵头。黎明速趋邵村下，下坡问渡逢贼马。拔刀停刃腰背间，厉声南走无活者！苦言客商贫，束担从天津。下镇南阳合驵侩，未曾夹带长安人。弃置布囊如败絮，破帽单衫走前路。马上虎长饶汝去，此事尝经不须惧。即夜乘舟投鲁桥，丁家下闸人咆号。重趼便举足，不用烦叨叨。五日奔波马陵郭，井水十瓢咽藜藿。烹鱼只博野夫餐，两桨动被楼船夺。嗟乎！南望黄河，北望旧京，宿迁以北无一城。伪官发牌扬干旌，十城九城开城迎。祖宗恩泽二百七十载，只有宁远将军在。传道平原枭骑归房山，青州义士棲东海。归德汝宁都未降，太行商洛皆有待。若使诸将齐用兵，何难指顾山东平，却拥高牙大纛淮海行。淮阳能守河南岸，建武建炎天下半。徐泗掠行无孑遗，白杨人哭官兵乱。烧桃源，烧清河；禁舟楫，无人过。避难来，难未已；行人愁，愁还喜。荒村一叶藏蒲苇，即使官兵劫杀人，归魂犹作朝廷鬼！
从诗中可见巨变发生后的国家是怎样一幅破败图景，四方路阻，荒无人烟，大顺军已经控制了山东济宁等地，并且随处设卡，为的就是严防像方以智这样企图南逃的京城士绅。在大顺军的威逼之下，北方地区逐一沦陷，只要伪政权的文书、兵马一到，各地十之八九都开城迎降，以至于宿迁以北竟无一城属大明了。
更令人痛心的是不少故明官兵也沦为所谓“贼寇”，傍依马士英的高杰官兵便是其中一支。王铎也为其所害，因而作《既脱夏镇寇，行十余里，闻别寇将及，寇即高杰官兵也》诗，诗中对乱世中官“贼”不分的现象愤而刺之：“斯时伤世变，弭箙满中原。养士翻为害，储戎未报恩。”一路上所见所闻，甚至遇到祸乱一方的旧朝军队的经历，让王铎对在京城内尸位素餐，空令社稷沦亡却未能匡救的官僚们也发出了愤怒的指责。方以智的《告哀诗》中同样也有“官军纵掠大江边”的句子，并自注“高杰、刘泽清兵淫掠扬州”。目睹了官兵劫掠的记忆想来十分深刻，以至于方以智在之后给李雯的书信中依然将此事一再提及：“是时，闻史阁部议定策，有连暴帅出揭者，争权未决。高杰方恣部掠邗上，乃迂道由泰州，渡孟河。”天下大乱，国事不堪，内斗却依然不止——这无疑为方以智的逃亡旅程增添了一重心灵上的磨难。
同样从北京城逃出去的，还有在之后的岁月中饱经争议的贰臣张缙彦。张缙彦在崇祯十六年时出任兵部尚书，然《清史列传》中是将他录入在《贰臣传乙》中，载曰：“四月，我朝兵入山海关，李自成败走，缙彦窜归乡里。”在《明季北略》的记载中，张缙彦在甲申之变来临时的举止也十分不堪：“太监曹化淳同兵部尚书张缙彦，开彰义门迎贼。一云：张缙彦坐正阳门，朱纯臣守齐化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降。”“为太监王德化所击，须尽拔。贼亦鄙之，竟戮死。一云南归，为实。”开门“纳贼”之举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无疑是重罪，甚至在传言中“贼亦鄙之”，将张缙彦“戮死”。然而张缙彦有《徵音诗集》一卷，集内自序云：“自甲申以后，丙戌以前，流离间关，痛遭贼虐。偶记于襟袂间。迨归命大清，山高海旷，痛定而思，涓滴未答，聊存岁月焉。”集中诗歌，确为其在甲申之变发生后的逃亡生涯的实录。
张缙彦《徵音诗集》的第一首诗应当就是他刚从北京城内逃出时所写下，为《庆都道中语友》，题下自注曰“贼骑押变产纳饷”。庆都应为河北保定望都县，距离北京很近，想来是张缙彦想要逃往自己河南老家时路过了此地，没想到又再次碰到了押运粮饷的李自成军。因此他在诗中悲叹“吭断余魂路又岐”“宿业缠绵全未了”，似乎逃亡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长久的磨难。他应当也路过了河北的龙泉乡，看到了明长城上的重要关隘龙泉关，也在此赋诗：
龙泉关 杂乱军中暗度，时李贼拥众出固关。
崇墉夹断岭，守埤是可兵。愁裹泉烟乱，焚余石路横。千山老马路，一夜野狐鸣。暗度全因客，酸风绕去旌。
从诗注中又能看出张缙彦逃亡时的窘迫处境，放眼望去，处处都是敌军，只能躲躲藏藏，夹杂在乱军之中继续逃亡。尽管张缙彦一直胆战心惊地避敌而行，但在这样遍地烽烟的环境中，他作为崇祯朝的兵部尚书，最终还是难免被擒。他是行至太原到上党潞安附近的盘陀驿时被当地农民军抓住的。《盘陀驿》这首诗中他描绘了自己“渺渺孤云羽，面面当猛虎”的逃难历程，在看到“各持白木挺，挺头带铁砮”的农民军前来抄查时，他的仆人惊愕“色如土”，他自己也哀叹可能要“绝命向村竖”了。然而此诗下有自注：“为土贼所扼，二侠忽驰至救出，信有天云。”他竟然再一次死里逃生了。张缙彦入清后的《依水园文集》中有一篇《两义侠传》，也记述了这一段经历：“及余计脱奔丰峪山，旬日着黄冠走盘陀。其时贼骑追捕甚急，盘陀皆土黠，炙人肝而食，里媪曰‘非兵骑不能度’，余困甚，闻马蹄声，起视则一方与友元吉也。”诗文对读，更能够感受到张缙彦乔装打扮时的谨慎小心，也可看出天下大乱后百姓们逼不得已、以人为食的惨痛——《盘陀驿》中亦有“前村三五家，夜夜饭人脯”的恐怖记载。
明末民变蜂起，甲申前后李自成军在北方的山东、河南等地势如破竹，而南方虽然没有爆发直接威胁了中央政权的大规模战乱，但仍然有许多地方性的农民起义。在四、五月间，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南方后，更是掀起了一股奴变的热潮，如在江苏金坛，奴仆们就为甲申之变欢呼曰：“天地回薄，贵贱翻蹑，我辈何长为奴乎？”遂组成“削鼻班”，约定要“各刦其主，破券均齿乃已” ；江苏嘉定，于“端午后始得北信，于是邑有逆奴，乘乱焚劫索契之变”，如此等等，为乱一方。这些蜂起的民变都较为迅速地被镇压，并没有给南方政局带来如北方的大顺军一般的毁灭性震动，但仍旧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影响。有一些南方文人，也为了避乱离开在城市中的家园，转而隐于山中。
李渔就是其中之一，身为金华人的他于甲申年二月避兵山中，想来就是为避东阳许都之乱。许都之乱虽是于癸未年末全面爆发，但其实是谋划已久，崇祯十五年春许都便派遣部属参与过括苍山区的“蓝贼”起义，同一年又与吴祖锡暗中联络，约定以勤王之名一同起兵，但因吴祖锡遭家祸而未能成功；癸未年十月许都更是率众百余人夜袭了宣平县，并于年末正式发动了起义。在这种反复不断的兵变骚乱之中，李渔早已萌发了避乱山中的意图：“市城戎马窟,决策早居乡”，“戎马窟”三字直白地道出了此时金华城市中间硝烟弥漫、气氛紧张的起义势头。李渔后又在其《十二楼》卷十二《闻过楼》第一回《弃儒冠白须招隐，避纱帽绿野娱情》中再用了这首《甲申避乱》诗，并借其笔下人之口道：“此诗乃予未乱之先避地居乡而作。古语云：‘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予谓无论治乱，总是居乡的好，无论大乱小乱，总是避乡的好。” 这一沉痛拙朴的箴言，应可视为乱世劫余者的至深感触，遭乱避乡，大约也是李渔早早定下的主意。而其真正动身已是甲申二月，陈子龙已带兵攻打许都军队，因此李渔诗中亦记“去去休留滞，回头是战场”，足以见当时战况之激烈。
李渔还另有一首《甲申纪乱》，更为直白详细地记述了他避乱山中时所见所感：
昔见杜甫诗，多纪乱离事。感愤杂悲凄，令人减幽思。窃谓言者过，岂其遂如是。及我遭兵戎，抢攘尽奇致。犹觉杜诗略，十不及三四。请为杜拾遗，再补十之二。有诗不忍尽，恐为仁者忌。初闻鼓鼙喧，避难若尝试。尽曰偶然尔，须臾即平治。岂知天未厌，烽火日以炽。贼多请益兵，兵多适增厉。兵去贼复来，贼来兵不至。兵括贼所遗，贼享兵之利。如其吝不与，肝脑悉涂地。纷纷弃家逃，只期少所累。伯道庆无儿，向平憾有嗣。国色委菜佣，黄金归溷厕。入山恐不深，愈深愈多祟。内有绿林豪，外有黄巾辈。表里俱受攻，伤腹更伤背。又虑官兵入，壶浆多所费。贼心犹易厌，兵志更难遂。乱世遇萑苻，其道利用讳。可怜山中人，刻刻友魑魅。饥寒死素封，忧愁老童稚。人生贵逢时，世瑞人即瑞。既为乱世民，蜉蝣即同类。难民徒纷纷，天道胡可避。
李渔在诗的开篇说身值战乱，才真正领悟杜诗纪乱离时的感愤悲凄，过去以为其言过其实，遭乱才觉其言之未尽，“十不及三四”，因而发愿为杜诗作补，但世事过于沉痛，“有诗不忍尽”，只能聊以“再补十之二”，以免为仁者所忌。此诗宗法杜诗乱离诗的纪实笔调，及其所记之事的痛切，由此可见一斑。此时逃难的亦不止李渔一家，而是大家纷纷背井离乡逃离城市，“伯道庆无儿，向平憾有嗣”中，用了邓攸在西晋永嘉时南逃，弃子存侄，“后竟无子，卒以无嗣”之典，而向平则“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救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李渔感慨此二者若生逢此时，大概邓攸反而会庆幸自己没有子嗣，向平则会因为子嗣而有憾。李渔婚后长期无子，每引以为憾，为此还于顺治二年纳曹姬为妾，但此时李渔竟然为无子无拖累而庆幸，足见逃难之旅的艰辛。他逃难入山，犹担心山不够深，但山越深也越艰险，何况山中有绿林豪强，山外有许都率领的叛军。逃难者表里受攻，腹背受敌，这样的情形下富室死于饥寒，童稚因忧愁而骤老，人命如同蜉蝣一般卑微。
三 归矣依然客：国难中的家难乡愁
方以智在甲申之变后踏上流亡之路，然而他的目的地却十分明确，是其家乡所在之地，那里也确有至亲在等候、迎接他，其父方孔炤作《儿来》诗，注云“五月九日至”，诗中记述他见到儿子时，方以智“两髁骨犹见，三号生不辰”，显然是受尽了折磨，已是形销骨立，但终归能够与亲人重逢。并且方以智还在诗中称“予命当万死，雪耻在马首”，又言“归魂犹作朝廷鬼”，南方不仅是其家乡所在，大约也是方以智心中政治希望所在。
而对于那些家在北方，却因甲申之变而被迫逃往南方的士人，流亡则是一种背井离乡的痛苦。后来归降清朝的王崇简，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逃出了北京，一路奔往江南，虽有逃出生天的侥幸，对家乡的思念却一路都在折磨着他。
二月时闯军进攻北京，城内的氛围日益压抑沉重，此时的王崇简却并没有像王铎那样作逃离北京的打算，还在为其子谋划婚事，准备迎娶兵部主事金铉的妹妹（金铉后在甲申之变时殉国），“三月十六日以焦太夫人柩厝郊寺，虑及兵燹，出城权葬”，正是这出城之举让他逃过一劫，当十七日葬毕、王崇简与家人返回北京时，城门已经关闭无法进入了，他“遂过摩诃庵，老僧阔然偕避上方山，午过良乡十方院，晚宿孤山口僧舍。十九日，寓敬业庵山之高僻处也”。所以甲申之变发生时，王崇简并不知情。但是其家仆却见到了百二十里外的京城内四处燃起的烽火，这或许也遥遥印证了甲申之变的当天北京城的激烈战况和城内纷乱的场景，家仆张炳、陈志“遂探至良乡县北，传闻都城失守。二十日复遣前仆至城下，二十二日仆来，始闻十七日寇攻都城，十八日破外城彰义门，十九日城破，崇祯帝缢崩，相持号哭”。虽然心中悲痛，但王崇简家室都陷在城中，更要想尽办法带领家人逃离那个陷入混乱的都城。至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奔赴山海关，“门禁少宽”，王崇简得以“由衍法寺负薪入城，携一妾一女一媳，乘乱出城”。为了躲避军队的搜查，他们应该是在夜里悄悄出发，王崇简也写下了《携家夜行》，记录了当时极为恐惧慌乱的状态和心境：
少小提携去，惊呼步步催。沙形疑水去，树势若山来。村转无声过，途歧从众猜。豺狼当道满，难得蹙眉开。
诗中可见王崇简之南逃，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状况中，毫无准备的行程，他不似王铎早已定下南下的计划，甚至已经开始为这样的计划购买舟筏，做好了万全准备。王崇简更似一个突遭国变家难的乱离之人，仓皇间踏上逃亡之旅，以至于迷路之时只能“从众猜”，一路摸索着向南。然而即便逃离了北京城，其周边地区仍然是“豺狼当道满”的局势，他们由“摩诃庵夜行至郎垡”，路程就是如今的北京慈寿寺东边至大兴区的郎垡附近，便又“为土寇所窘，藉土人李公分屋以居”。之后，王崇简“旋偕渡浑河，抵固安同年侯君奉职家，文安同年高君扬遣役相迎于苏家桥，登舟至水村胜芳，旋至文安县纪文学克明家，接取未出城子女由青县登舟”。最终于甲申年的十一月，王崇简始至金陵，“假屋于桃叶渡南钞库街”。
在京城动乱中南逃的北方文人不止王崇简一家，而是 “巨室将百家”。他们在逃难途中有时可能遇见，互相扶持着在乱世中继续逃亡下去，王崇简在到达南京后，遇见了同样南逃至此的宋琬，旧日好友相见，皆由北至南经历了一番艰难险阻，自是千愁万绪，“相对悲哭”。王崇简《祭宋按察文》中记载：“当余避寇奔腾，流离琐尾，四海无依，遇公于白门，遂相携于山水涯，慰丧家而扶贫病，遂骨肉何加焉！复提命儿熙于败舟荒屋之间，俾不废学。”两家相逢后更联舟而行，互为照应，“既而寤寐千里，以至流离南土，慰藉于荒烟野泊之间，感慨为深矣。”王崇简之子也曾记述“甲申，都城破，先君挚熙南下，与先生遇于武林，订为北归之计。两家孥各僦舟而居，樯帆连络，相依为命”。王崇简更是为与宋琬在乱世逃亡中的会面，写下了《宋玉叔至白下晤赠》诗：
朔风瑟瑟江花飞，悲怀故土不可归。长夜无眠旅灯暗，东方未白尝披衣。闻道昌阳来宋子，足踏冰雪问居止。开门是我梦中人，相持洒泣杂惊喜。虎豹队里何以来，我在幽燕君东莱。海深途险拼一死，弃家跋涉何为哉。心凄声咽难一词，但言尔我心相知。田园千亩不足顾，坟墓弃置永怀悲。君不见天寿山上十二陵，冷落何有万年灯。皇极诸殿变瓦砾，太庙松色空烟凝。忆昔我辈燕市游，灯宵雪夜足淹留。论文萧寺钟声歇，感慨时效杞人忧。都城一旦贼兵薄，人心风鹤悲积弱。军容戎帅不足恃，天子仰叹公卿愣。龙驭上升嗟坠弓，图治忧勤遘数穷。英明失御古来无，徒令志士号长空。我在西山君东海，兄弟诛逆严军垒。义旗赫赫笃忠贞，迅扫妖氛驰讨罪。四海何人秉虔钺，举目何有旧宫阙。天乎已矣可奈何，风尘四塞蔽日月。一旦先后来旧京，不惮艰难履险行。相逢素心各无负，羡子智勇无虚声。家藏缥缈遗万轴，在子胸中不须读。我生不辰感且歌，但愿五亩同居屋围竹。
二人同遭兵乱，又同在南方流离失所，他乡一遇故友，自然是悲喜交加。王崇简说“海深途险拼一死”，大概指的是宋琬是从山东莱阳出海，从海路出发，历经九死一生行至金陵。宋琬的家乡山东莱阳，如同丁耀亢之家乡诸城一样，在崇祯十五年时饱受清兵所扰，其父宋应亨更于次年初守城殉节，王崇简亦为其父作挽诗曰：“临难不移千古志，舍生留与后人哀。至今烈烈城头上，白日寒光照草莱。”而宋琬崇祯十五年时在杭州，寓居其兄宋璜处，因而未遭此祸。但他应该于崇祯十六年到达北京，并在此年末与王崇简、米寿都等人同游摩诃庵，王崇简还曾作《宋玉叔、米吉土、黄卜周、幼则、杨王、乔商贤及熙儿雪集摩诃庵》，“忆昔我辈燕市游，灯宵雪夜足淹留”，大约指的也就是那一次美好的燕游经历，而愈美好的记忆，在遭乱逃亡之后回忆起来就会更显悲痛，尤其是北人南逃，不得不背井离乡，祖坟也因此荒芜，这比丧失千亩田园更加让传统文人难以接受，然而在乱世中，即便是大明皇陵，也依然冷落凄清，又何况这些微不足道的士绅百姓呢？王崇简自己在逃难过程中屡遭险情，而宋琬亦然。他应当由海路逃难，复又转至内河，甚至在途中差点溺亡，他在这一年有诗作《韫退嘉禾之变坠水得免未几家兄与余溺焉亦幸无恙作此志慨并寄赵子》：“筮得号咷兆，蛟宫几与邻。何堪同作客，各讶再为人。世乱轻肤发，时危听鬼神。”几与蛟宫为邻，可见此次溺水应当十分凶险，但乱离中能生存下来，几乎都像再世为人一样幸运，而更多时候可能需要听天由命了。宋琬行至京口时，也遇到了封江戒严，曾作《京口遣怀时江上戒严》：“丧乱逢今日，驰驱弱此心。出忘南北路，坐废短长吟。”
王崇简自甲申流亡起，至乙酉年末返回北京，写下了大量诗歌记述其逃亡及返乡经历，从这些诗歌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他除了城破君亡外的另一种痛苦——强烈的思乡之情。王崇简是直隶宛平人，北京对于其他士人来说，是帝都所在，大变发生后又是乱象丛生之地，但对于王崇简来说，是他生活了四十二年的故乡，他对家宅中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然而随着甲申之变的发生，这一切都覆灭了。派进城去打探消息的仆人带回“宅为寇据”这个消息时，王崇简无疑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方以智那样的流亡者，虽飘零乱世，却尚知该何去何从，也知道要去投奔故乡亲友，王崇简却是家宅仍在却无法归家，是更深一层的痛苦：“思归空有梦，欲返已无家。慰藉声兼泪，徘徊去复嗟。倘能过旧宅，为望竹光斜。”但无论在面临流亡时他是怎样踟蹰，为了保全一家性命，他还是不得不走。
这种时刻想要返家的游子情绪一路伴随着他，他在刚刚逃出生天的甲申之秋，仍在诗歌中表达对已为人所占的故宅的思念：“小宅幽居僻巷中，阜成门内渐临东。清宵最忆藤萝月，暑昼难忘帘幕风。映户竹光秋亦绿，当窗花影晓来红。何期竟作他人室，闻道摧残已不同。”即便到了南方，有朋友的接济与宽慰，却还是“思后乡园频入梦”，这种“悲怀故土不可归”的痛苦，让他“长夜无眠旅灯暗，东方未白尝披衣”。在与同样从北方逃难而来的故友宋琬交谈时，也共同哀叹“弃家跋涉何为哉，心凄声咽难一词”，共同为“田园千亩不足顾，坟墓弃置永怀悲”这样背井离乡的游子命运而感慨。宋琬也在诗中一再重复这种思乡之情：“乡关那可望，日夜泣波臣！”“缄书那可寄，乡国少来音！”一直到甲申年底，王崇简照例为辞别旧岁作诗时，没有感慨逃亡路上的艰难险阻，没有故国覆亡的臣子心痛，诗中展现的仍旧是乡愁，他想起了过往岁暮时的种种，却“梦醒非当日”，“何能不感伤”！他也的确在甲申年底就与宋琬相约北还。
及至乙酉，王崇简的思归情绪更甚，他乙酉写作105首诗歌，有近50首都在抒发羁旅之情，诸如“游子风尘马亦颓”“偏伤游子心”“游子倍伤心”“游子哀鸿雁”等诗句，更是将身为一个游子的怅惘直白地展现了出来。他言道，“家亡无病常如病”，可见乡愁已成为了他的心疾，他甚至一口气写下了十七篇以“忆”为题的诗作，大到先祖坟茔、父母像、亡妻、亡女，小到家中所摆设的古瓶、琴与剑、字画，都在梦魂中常忆常新。宋代孟元老南渡后，追述开封昔日繁华，写成《东京梦华录》，王崇简此组以追忆为主题的诗歌，或许受了此书影响。但孟元老所忆的是“城”，而王崇简所忆的是“家”，这种空间范围的差别，大概是因为王崇简在崇祯十六年时刚刚考中进士，未及授官，他更主要的生活空间就在家中。但正如他那一组怀念故都的组诗《春怀》中所写，“一春何事泪沾巾，上忆先皇下及亲”，王崇简作为北京人，那天崩地裂的大变局不仅发生在都城，更是发生在他的家园，因而城破君亡于他不仅仅是王朝的终结，更是家园的覆灭，双重的痛苦在他心中翻涌，而后者对于还没来得及做官为大明效力的王崇简来说，可能更加难以接受，所以在《春怀》诗中，“忆先皇”虽然是他“泪沾巾”的一个原因，但他将更多笔墨赋予了家亲：“仆婢可曾怀旧主，弟兄果否尚为人。流离未敢思前愿，历险翻知憎此身。”
在这样强烈的思归情绪驱动之下，王崇简在乙酉九月的北还显得合情合理，虽然北还途中仍旧满是艰难险阻，时时遭遇“兵戈无定叹纷纭”的侵扰，但从其返归途中的诗歌来看，他的心情确有一丝期待之情，他在“归去尚千里”的时候，已经开始“兴怀念好朋”，开始想象见到故友时，“念我归何日, 兴怀或夜阑”的场景，最终他于乙酉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归拜先墓”，感慨了“鼎湖龙去昨年泪，丘垅人来今日心”，即刻便“起文赴部”，投奔了大清。
结 语
自古及今，凡战乱所及，民众往往流离失所，奔走求生，文人士大夫亦然。当明亡前后，文人士大夫尤其是其中的北人群体，如历朝末叶一般，群体性地踏上了流亡之路。而不同于既往的是，这些原本希冀南下避乱的文人士大夫，或于道中、或于南土，听闻了国破君殉的消息。这一古来未有的情境，如怒海狂澜一般，直击于避乱者的灵魂深处。“自厌身还在，留身何处游”，恰正呈现出避乱者难以直面的怆痛。对于久处膏腴的文人士大夫而言，骤然置身于仓惶奔命的境地，无疑会有巨大的落差与不适。虽然求生向安的渴望催促着他们辗转南行，但沿途触目所及的荒毁、生民的涂炭、兵乱的威胁、闯军的紧逼，无不加重了旅途中的艰辛。从“转念前艰苦”到“经乱已成习”，在道之难，尽显于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流离之作中。本文无意评价对于身处易代之中的文人来说，家国孰轻孰重。但乱离诗中，国已破，家犹可存的心态，却是涵盖了贰臣、殉臣、逸民的群体。虽然“存家（存其门户）”并不必然导向降附，但降臣之中，抱怀“存家”念想者，却可说是十之八九。“鼎湖龙去昨年泪，丘垅人来今日心”，国破之际聊以存家的念想，在明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里并不少见，其何以去取抉择，直接造成了后人眼中“贰臣”“殉臣”“逸民”的薰莸冰炭。而士大夫彼时的乱离诗，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人情的角度重新看待那些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为适应微信排版已删除注释和参考文献，请见谅，如需阅读全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获取。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
思想史研究
政治哲学研究
城市治理与发展
公司治理与发展
E
N
D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官网，可下载本刊各期文章PDF全文，也可在线阅读本刊各期文章的XML格式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