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坚贞不渝,披肝沥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79年,83岁的李维汉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统战部顾问,此时他虽然已退居二线,但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以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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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

1979年夏天,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有一天,孙起孟去看望他,他在聊天时问孙起孟:“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运动’这样一场浩劫?”

孙起孟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反问李维汉:“那您怎么看?”

李维汉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为了从根本上挖掉‘运动’这一祸根,必须把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提出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李维汉决定把自己的想法正式向党中央反映。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专门拜访了邓小平,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多日来就很想与您谈一个问题,时间可以长一点,就是封建主义传统的问题。”

李维汉和邓小平握手

随后李维汉说:“头一个问题谈一谈纪念堂问题。在五中全会以前,有一个老干部座谈会,我有一个发言,里头讲到,帝王时代神道设教,庙宇遍天下,我们不要搞纪念堂遍天下。毛主席纪念堂馆全国上下现在不少,听说江西就有几十个,湖南也有好多个,长沙清水塘听说修纪念堂花了200多万……要说造神,这就是造神运动。”

李维汉讲话的时候,邓小平听得非常专注,而且不时点头,竟然连手中的烟也忘记吸了。

李维汉又谈到了第二个问题:“关于写人物传记问题,许多人物传记总要牵条线,和一个领袖人物联系起来,有人说这叫‘沾光’,实际上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写法并不光彩。比如有一篇写向警予的文章,说她紧跟毛主席,时间是20年代初期,怎么20年代初就有了紧跟毛主席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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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讲话

邓小平听后不禁大笑:“20年代初,毛主席还不是领袖。”

李维汉又提到了一件往事:“1962年,有一次我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我到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到场,其他领导人都到了。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都恭敬地站了起来,我也和大家一道站了起来。这时,我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没有动,一看原来是你邓小平。我当时心想,这人怎么这样没礼貌?”

邓小平笑着问道:“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维汉说:“现在我改变了看法。我认为见到毛主席就站起来的表现,是造神运动的开始,从遵义会议开始,党内逐渐就发展到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正确的,什么问题都希望他说一句话,这个个人崇拜不简单。”

毛泽东和李维汉

谈话的最后,李维汉说:“我有个建议,我今天来讲这些,就是希望您出来补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间的这个不足。”

邓小平反问:“怎么样补啊?”

李维汉说:“那您利用十二大也行啊!”

邓小平说:“还有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可以。”

不久以后,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肃清封建遗毒问题作了明确的表述,在研究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重要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这一重要因素,并从组织上、制度上作了相应的规定。应该说,这是李维汉晚年做出的一个特殊贡献!

晚年的李维汉(左一)

李维汉在退居二线后,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李维汉对自己的回忆录要求非常严,他立下了3条规矩: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是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为了写好回忆录,李维汉晚年不顾年高多病,他在1980年至1981年间,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等地收集、查阅资料,他每天早上6点前就起床,然后全天伏案学习工作,翻阅大量历史资料,修改稿子。李维汉曾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

从1979年至1984年,李维汉先后写出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人民政协的作用》等10余种重要著作,还完成了《回忆与研究》这部70余万字的巨作,该书被党史界誉为红色回忆录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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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研究》

1984年,李维汉由于过度劳累,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写了一首绝句:

春回大地百花生,举国欢腾庆日新。
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道诗是李维汉晚年最后岁月的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充分反映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

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