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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 刘胜军
腐败很多种形式。贪污受贿是腐败，不作为也是腐败，不计后果的胡乱作为更是腐败。
在““任性举债”才是最大的腐败”一文中，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盲目举债，换届后一拍屁股走人，这种现象对社会带来的成本比贪污受贿还要可怕。李再勇在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期间，三年多时间当地新增债务达1500亿余元（相当于当地25年的税收收入），从2013年到2017年债务增长率超300%，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包袱。
“李再勇现象”并非孤例，而是来自“权利和责任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
湘潭市委原书记曹炯芳就是第二个“李再勇”。
湘潭是毛主席的家乡，面积5006平方公里，人口272.62万，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坐拥千里湘江第一湾，生态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达46.8%。
2016年3月，曹炯芳任湘潭市委书记，2021年7月卸任，2022年1月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至3月落马。
2016年调任湘潭市委书记后，为了“急于出显绩”“争取尽快搞副省级”，明知湘潭政府债务已风险预警，曹炯芳仍拍板决定违法融资举债，推行“精美湘潭两年行动”。“在湘潭以后急于求成，就想尽快地见到政绩，”曹炯芳承认。
曹炯芳对中央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要求置若罔闻，安排市政府违规出台两个红头文件，要求相关部门和平台公司，借PPP项目大肆违规举债，并强令市人大常委会出具决议，为违规融资举债“背书”。曹炯芳在全市大拆大建，盲目提出将城市每一条道路打造成景观路、精品路、样板路，总投资达617亿元。但这些项目，后来大多变成了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曹炯芳的滥权妄为，致使湘潭违规新增举债435亿元（约为当地税收收入的5倍），财政不堪重负，形成33个烂尾工程，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在曹炯芳要求大家全力举债的号令下，市县两级平台公司争先恐后，当起了违规融资举债的急先锋。曹炯芳在任5年多时间，湘潭被财政部列入一类预警地区。
基建投资回报率下滑（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如何完善制度才能让“李再勇们不能任性举债”？
1、让官员承担举债的后果：在考核官员时，不能只看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还要看增长的质量。建议将“债务/GDP”指标作为重要考核内容。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让其承担渎职的法律责任。
2、阻断击鼓传花：官员换届，一走了之，如此惊人的漏洞，必须堵住。一些国企已经建立了薪酬的追索机制：即使你换岗位了，你也必须因为当时的不当作为付出代价。对于官员任内出现的债务，应建立明确的“追索机制”，即使官员调走了甚至高升了，也必须“事后追责”。
3、深化银行市场化机制改革。只有银行行为市场化了、商业化了，才能从机制上避免“行政干预”。如果银行行长真正做到对利润和效益负责，就会在发放此类“形象工程”贷款时三思而后行。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银行体系坏账率高达30%以上，其中行政干预是一个重要因素。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时刻铭记。
历史教训：银行业不良率
4、深化国企市场化机制改革。只有国企行为市场化了，地方国企领导才能向上级的“指令工程”说不，才能堵住地方官员搞政绩工程的便利之门。
5、强化人大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从机制设计上讲，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应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衡。其中，地方政府预算的审议和批准就是重要一环。要提高地方财政预算的信息披露尺度，魔鬼藏在细节之中；要提高地方人大的履职能力、履职意识和履职责任，避免走过场，让人大的制约“长牙齿”。
6、阳光是最好的警察。如果此类政绩工程，能更多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媒体监督，或许早就“原形毕露”了，社会就会少交很多学费。
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大历史观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
致公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
著有《下一个十年》
山东·菏泽·定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