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从老家回到北京72小时了。
今天星期一，依然进入不了“工作状态”，脑海里回旋的，还是前几天在“山河三省（河北、山东、河南）”的自驾见闻与遐想。
正月初八，开工前一天，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一路北上，路过黄河吊桥，“河南延津”四个字，出现在我的面前。
延津，著名作家刘震云的老家，2016年他编剧的《一句顶一万句》上映，小县城里的钉鞋匠、棉纺织厂的女工人、街头打火烧的下岗父母、饭店里的大厨、蛋糕店里的糕点师……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人物线。
从“我俩有话说”到“我和他没话说”，电影以这样一句简单的台词，诠释了一段“中国式婚姻”从组建和破裂的所有表征。
时隔多年，我今晚再次重温这部电影，一是因为想看下刘震云笔下的河南县城，中国1400多座县城，藏着的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二是因为身边有好多看起来风光的中年人，内心也有不足矣对外人道说的“苦楚”。
回到北京后，我见到位从陕西临潼“北漂”的装修人。
他在北京做装修，一开始给别人打零工，后来搭伙自己当老板。
看起来风光显赫，但生意场上也有很多不吐不快的烦恼。
比如，他的生意有对公的，也有对私的。前者单子大，利润高，但经常拖欠款项，而他采购的物料、从市场或家乡请来的人工的费用，却是硬开销，绝不能拖欠。
有一次，因为客户的款项没到账，他只好贷款发工资，先紧着市场招来的工作，自认为和老乡亲戚关系好，想缓几个月通融下，回家过年就遭到了长辈的训斥：“你没本事，就别揽活儿当老板啊！”
相比而言，对私的装修业务，虽然客户挑剔些，但付款还是很准时的。
见他的那一天，他正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通州赶一场老乡会，“真不是为了吃顿饭，我们都认识二十多年了，大家聚聚，一来沟通下感情，二来互相介绍点业务……”他说。
过完元宵节，北京的长途汽车站，火车站，人也多了起来。
按照中原地区的传统习俗，只有过完正月十五，十六早晨烤完火，放完炮，才叫过完年，孩子上学，大人上班，新的一年才算是开始。
在赵公口长途汽车站，两位提着大包小包的中年人，急匆匆地搭上一辆出租车，他们一大早就上了大巴车，大巴车兜兜转转，到处接人，200多公里的路程，愣是走了四五个小时才到北京。
他们说，老板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他们发几千块钱。
他们在北京临时住的地方，位于北五环外沙河一个城中村，雪后的大北京，主路上早已通畅如初，但城中村却坑坑洼洼。
路过北清路，上地科技园、生命科学园，这些平日里最堵车的地方，在正式开工前的周末，却显得依然空旷。
昌平城中村残破的大门上，贴着十几天前的打印对联，冰雪消融的河面上，泛起了夹着早春的泥土气息。
2月26日，星期一，北京中小学生开学日。
晚上，上小学的儿子认真地包着书皮，一阵阵书香味扑鼻而来。
“不知道为什么，在老家的时候，特别不想回北京，而到了这边，也觉得挺好的……”儿子说。
元宵节归来的首个工作日，大盘止于“八连阳”，投资群里静悄悄。
到了下午，朋友圈里渐渐活跃起来，有人发了短视频《等待一周，没有面试机会》；也有人说，人事发了续签通知，内心五味杂陈；也有圈内的大V，悄无声息中入职了某第三方销售平台；还有金融机构里那些看起来光鲜的金领，也在加快更新自媒体账号……
电影院里，前几天悄悄降价促销的票价，又涨回来了。
医院门口，前一段冷清的街道，又见到排队的车流了。
2月份还剩下最后3天，气温回升，人气归来，尽管凡尘中的你我，谁都无法占卜这一年的吉凶，但谁都不想在这万物躁动的春天“自甘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