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载：“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忿思难，见得思义。”
在古代，文人具有极高的地位性，关于文人也衍生出来了很多夸赞的词汇，例如说——君子。
君子的具体说明源于孔子，在孔子看来，君子有很多种释意，不过对于孔子来讲，不论是哪种释意都有一定的要求性：君子有四不、有九思、有五常等等。
其实，不仅君子之间有定义，就连国家的政治学说也有说法。本文将就五德转移政治学说为内容，对宋朝火运论略进行探讨。
《文选·班固》载：“肇命民主，五德初始。”
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又有一个别名叫五德终始，这个学说是由战国时期的邹衍提出的。
邹衍是齐国人，阴阳家学派的创始人。在邹衍看来，天地有五行，而社会有五德，即水、火、木、金、土。
在邹衍的推论中，历史的变化过程中藏着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由“五德”的次序循环。
五德的次序循环说来玄妙，本质上就是将各个朝代赋予五德中的一个“特性”，且这个朝代将会按照这样的“德”去演变、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德”都成了一种媒介，与王朝的兴衰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举个简单的例子：舜时期的时候以土德为王，而夏朝的时候则以木德为王，除了两者之外，就连秦、商、周都有不同的德，只是在其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秦朝以水德为王，其在周之后也成功地统一了天下，完成了终始的轮回。
种种例子都已经表明，五德转移学说对于邹衍来讲，他已经与天人思想结合到一起，并按照五行的运行发展进行社会推动过程。
可是，邹衍的这一套理论真的是正确的吗？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先姑且不论，先来看一看宋朝火运论略。
《登极赦书》载：“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腊用戎，从之。”
1、宋朝“火运”
当赵匡胤通过努力登上王位后，他也对宋朝的国运进行了确立，也就是宋朝火运。
按照当时历史发展情况，宋朝将国运定为火运，也没有偏颇，但哪怕国家德运问题是被人认可的， 如何确认、到底确认什么为国之德运仍容易会产生争议，宋朝这样的事情也时常有之。
国家的德运因为受早期影响，单纯者都十分重视，生怕影响国家院士在德运确定之后，国家政策也需要按照所确定的德运定论。
宋朝在经过金、土、火三者互相觉知之后，确定了“火运”为最终的国家德运。
2、火运之变
在宋朝火运确定后，境内也衍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开始将火神视为重要之神，并对其进行了顶礼膜拜。
与百姓对火神的重视，一些火祠也被修缮。可是到了北宋中期的时候，火祠与礼制间发生了矛盾，火运本身遭到了质疑。到了北宋末年，国事情况不容乐观，火运也日渐式微。
《铁围山丛谈》载：“本朝火德，应中微，与再受命之象……期将近，不可忽。”
当然，在火运快要衰弱前，也迎来了短暂时期的辉煌。
因为宋朝腐败氛围的原因，百姓开始追求火德之运，并将这个行为大大加强，大祀次数也变得丰富起来，经由这一程度的影响，火运以及火神之祀被推向了顶峰，只不过，虽然宋朝火运论略一直在朝着强大的方向发展，但若细论起来，火运论略有些外强中干的成分存在。
1126年，赵构在南京即位，他上任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更改年号“建炎”，赵构对年号改正得如此积极，就是因为建炎含义特殊，有重建火德之意。
赵构正是因为知道“火运”策略在宋朝的重要性，因而才会有这样的决定。其实，除了赵构之外，还有不少的宋朝帝王，为了加强“火运”“火德”在年号、国号等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可惜，哪怕宋朝当权者有这样的心思，宋朝的火运策略还是随着王朝的衰败，画上了尾声。
《文选·班固》载：“五德，五行之德……始于木，终于水，则复始也。”
“五德转移”学说，打从邹衍提出后，就始终对于国家运势、政治等方面具有极强的重要性，由于这一影响，历朝历任的统治者都对此倾注了高度关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对比，生怕国家德运与天意相悖，自己不属于正统。
也正是由于前期发展之影响，才会有宋朝的重视，有三次论辩。
北宋初期，“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已然是国家追求，但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哪有一成不变的。
到了北宋中期的时候，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根基开始被动摇，诸子百家对此进行了质疑，并发表出了多种学说，对五运、五德进行反抗、批驳。
有人质疑，就会有人去支持。当各家各派对五德进行批判之际后，一些特立独行之人将“正统”问题抛了出来，就这个问题，两方发生了争执。
当战乱在宋朝出现，人们需要找到信念支撑的时候，宋朝的“火运”策略暂时又回到了顶峰。这之后，哪怕宋朝已经走向了灭亡，其对后面的朝代也有影响，其中不仅有明朝，还有金朝。
如果说明朝只算一个小节点，那么金朝对于德运推动起了极大作用力。
金朝“德运”得到了推展，但也是五德转移政治学说之终结，而金朝的高度繁荣也不过是场“回光返照”，在辽金之后，“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画上了终结符号。
回看“五德转移”政治学说从兴起到衰败的全过程，也正对应了王朝新旧更迭的特性，一成不变、止步不前终将被时代淘汰。
《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