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新中国成立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了确保各项准备工作能够尽快完成,筹备委员会决定成立六个小组,分工负责各项细分任务。其中,第六小组的任务是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这个小组的组长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担任。

马叙伦,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育家,深知国旗、国徽和国歌对于一个国家的深远意义。他不仅在教育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更是一位对国家充满热爱的爱国者。他明白,新中国的国旗不仅仅是一面旗帜,更是国家的象征,必须能够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的任务,马叙伦亲自领导了第六小组,并邀请了一批国内顶尖的设计人才和艺术家参与其中。他们日夜兼程,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只为制定出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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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叙伦的指导下,第六小组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他们反复讨论、研究,不断推敲和完善设计方案。每一笔、每一划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体现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

成员小组郭沫若更是为这个任务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不仅起草了国旗、国徽、国歌词谱的征稿启事,还亲自刊发在各大报纸上,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与这一神圣的事业。

当时,曾联松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了国旗的征集启示后,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爱国情感。他决定也要为新中国的国旗设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曾联松,1917年出生于浙江瑞安,那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在他的少年时期,瑞安初中的美术课为他打开了艺术的大门。

当时,美术老师金作镐不仅是他的启蒙导师,更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位重要引路人。金作镐的教诲让曾联松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内心被艺术的魅力深深吸引。

在1936年的中国,曾联松以他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入中央大学。对于曾联松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新的起点,更是一个探索未知世界的开始。他选择了美术专业,因为他渴望深入探索艺术的无穷奥秘。然而,曾联松的探索之旅并非一帆风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曾联松有幸听到了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宗白华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将繁复的美学理论阐述得淋漓尽致,让人茅塞顿开。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仿佛是一道指引之光,为曾联松的艺术设计之路点亮了方向。

深受启发的曾联松决定将所学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设计新中国的国旗。他先是向同学借了一个圆规,然后兴致勃勃地前往商店购买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回到家后,他一头扎进了一所封闭的小阁楼里,开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

曾联松的设计初稿颇为独特,五颗星由大星领头,其余四颗星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排成一线。他对此充满信心,于是邀请好友张公度前来点评。然而,张公度的反应却出乎他的预料。张公度看着设计图纸,皱起了眉头,直言不讳地说:“这设计看起来像领带,一点也不像国旗!”

曾联松的内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相反,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设计,反复思考如何在尊重美学理论的同时,又能满足实际需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联松经过反复的打磨和精炼。于是,他一次次地拿起笔,一次次地推翻重来,不断在纸上涂涂改改,不断在心中默默揣摩。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曾联松终于完成了他的最终方案。这个方案与如今的五星红旗国旗基本一致,只是在细微之处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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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设计的“五星”中的“大星”里,有着“镰刀”和“斧头”的图案。这两个图案,在当时的中国,象征着工农联盟,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独立自主的决心。

然而,在方案提交审查时,有人提出,镰刀和斧头的图案,与苏联的国旗元素颇为相似,这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国际误解。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去掉这两个图案。

在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带着他心中那份对国家的热爱,将自己精心设计的国旗图案,慎重地寄给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这不仅仅是一份图案,更是他对于新中国未来的期望和憧憬。

据文献记载,当时应征的国旗图案多达3012幅。这些作品中,不仅有来自解放区的4件稿件,还有来自香港地区的63件,澳门的4件,以及海外的35件。

这些设计者们来自四面八方,身份各异,既有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也有平凡的工人、农民和大学教授,甚至还有年仅9岁的小学生。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祝福和期望。

这些图案各有特色,有的庄重肃穆,有的寓意深远,有的色彩斑斓。每一幅作品都凝聚了设计者的心血和智慧。

在堆积如山的作品中,审查小组的成员们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工作,终于从3000余件作品中筛选出了那最具代表性、最出色的38幅作品。这些作品如同璀璨的明珠,每一颗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等待着被珍藏进历史的宝库。

这38幅作品,各有千秋,有的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山河的壮丽,有的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社会的百态。而其中一幅,却让人一见难忘。

那是一幅红旗,但在红旗的三分之一处,却巧妙地加上了一条黄色的横条,仿佛一条滚滚东去的黄河,在红旗的映照下更显得气势磅礴。而左上角的五角星,则犹如熠熠生辉的明珠,象征着党的领导,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这幅作品,不仅构图巧妙,色彩搭配和谐,更寓意深远。它以红旗和黄河为载体,深情地诉说着我们伟大民族的奋斗历程,也展现出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和追求。

当政协委员们拿到这本编绘成册的作品时,他们被深深地吸引了。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份深情告白。

因此这幅作品得票也是最高的,这本作品册最终以342票的高分一举成为“复字第一号”。这个结果不仅是对这些作品的肯定,更是对作者们的辛勤付出和创意的认可。相比之下,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在当时的得票仅有15票,显然已经处于落选状态

不过,关于“复字第一号”作品作为新国旗的提议,社会各界反响不一。尽管有不少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张治中将军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张治中将军认为,国旗中间加一横杠的设计,不仅无法明显地体现出黄河的象征,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分裂国家的意味,寓意并不理想。这一设计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猜测,不利于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此外,张治中将军还指出,杠子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常常被视为是金箍棒的象征。将这样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图案置于国旗中央,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