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五星红旗”仅得15票，被一作品342票碾压，为何最终能当选

1949年6月15日，新中国成立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了确保各项准备工作能够尽快完成，筹备委员会决定成立六个小组，分工负责各项细分任务。其中，第六小组的任务是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这个小组的组长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担任。

马叙伦，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育家，深知国旗、国徽和国歌对于一个国家的深远意义。他不仅在教育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更是一位对国家充满热爱的爱国者。他明白，新中国的国旗不仅仅是一面旗帜，更是国家的象征，必须能够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的任务，马叙伦亲自领导了第六小组，并邀请了一批国内顶尖的设计人才和艺术家参与其中。他们日夜兼程，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只为制定出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国旗。

在马叙伦的指导下，第六小组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他们反复讨论、研究，不断推敲和完善设计方案。每一笔、每一划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体现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

成员小组郭沫若更是为这个任务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不仅起草了国旗、国徽、国歌词谱的征稿启事，还亲自刊发在各大报纸上，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与这一神圣的事业。

当时，曾联松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偶然间在报纸上看到了国旗的征集启示后，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爱国情感。他决定也要为新中国的国旗设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曾联松，1917年出生于浙江瑞安，那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在他的少年时期，瑞安初中的美术课为他打开了艺术的大门。

当时，美术老师金作镐不仅是他的启蒙导师，更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位重要引路人。金作镐的教诲让曾联松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内心被艺术的魅力深深吸引。

在1936年的中国，曾联松以他的优异成绩顺利考入中央大学。对于曾联松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新的起点，更是一个探索未知世界的开始。他选择了美术专业，因为他渴望深入探索艺术的无穷奥秘。然而，曾联松的探索之旅并非一帆风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曾联松有幸听到了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宗白华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将繁复的美学理论阐述得淋漓尽致，让人茅塞顿开。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仿佛是一道指引之光，为曾联松的艺术设计之路点亮了方向。

深受启发的曾联松决定将所学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设计新中国的国旗。他先是向同学借了一个圆规，然后兴致勃勃地前往商店购买了一大捆彩色油光纸。回到家后，他一头扎进了一所封闭的小阁楼里，开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

曾联松的设计初稿颇为独特，五颗星由大星领头，其余四颗星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排成一线。他对此充满信心，于是邀请好友张公度前来点评。然而，张公度的反应却出乎他的预料。张公度看着设计图纸，皱起了眉头，直言不讳地说：“这设计看起来像领带，一点也不像国旗！”

曾联松的内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相反，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设计，反复思考如何在尊重美学理论的同时，又能满足实际需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联松经过反复的打磨和精炼。于是，他一次次地拿起笔，一次次地推翻重来，不断在纸上涂涂改改，不断在心中默默揣摩。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曾联松终于完成了他的最终方案。这个方案与如今的五星红旗国旗基本一致，只是在细微之处有所不同。

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设计的“五星”中的“大星”里，有着“镰刀”和“斧头”的图案。这两个图案，在当时的中国，象征着工农联盟，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和独立自主的决心。

然而，在方案提交审查时，有人提出，镰刀和斧头的图案，与苏联的国旗元素颇为相似，这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国际误解。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去掉这两个图案。

在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带着他心中那份对国家的热爱，将自己精心设计的国旗图案，慎重地寄给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这不仅仅是一份图案，更是他对于新中国未来的期望和憧憬。

据文献记载，当时应征的国旗图案多达3012幅。这些作品中，不仅有来自解放区的4件稿件，还有来自香港地区的63件，澳门的4件，以及海外的35件。

这些设计者们来自四面八方，身份各异，既有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也有平凡的工人、农民和大学教授，甚至还有年仅9岁的小学生。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祝福和期望。

这些图案各有特色，有的庄重肃穆，有的寓意深远，有的色彩斑斓。每一幅作品都凝聚了设计者的心血和智慧。

在堆积如山的作品中，审查小组的成员们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工作，终于从3000余件作品中筛选出了那最具代表性、最出色的38幅作品。这些作品如同璀璨的明珠，每一颗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等待着被珍藏进历史的宝库。

这38幅作品，各有千秋，有的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山河的壮丽，有的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社会的百态。而其中一幅，却让人一见难忘。

那是一幅红旗，但在红旗的三分之一处，却巧妙地加上了一条黄色的横条，仿佛一条滚滚东去的黄河，在红旗的映照下更显得气势磅礴。而左上角的五角星，则犹如熠熠生辉的明珠，象征着党的领导，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这幅作品，不仅构图巧妙，色彩搭配和谐，更寓意深远。它以红旗和黄河为载体，深情地诉说着我们伟大民族的奋斗历程，也展现出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和追求。

当政协委员们拿到这本编绘成册的作品时，他们被深深地吸引了。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份深情告白。

因此这幅作品得票也是最高的，这本作品册最终以342票的高分一举成为“复字第一号”。这个结果不仅是对这些作品的肯定，更是对作者们的辛勤付出和创意的认可。相比之下，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在当时的得票仅有15票，显然已经处于落选状态

不过，关于“复字第一号”作品作为新国旗的提议，社会各界反响不一。尽管有不少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张治中将军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张治中将军认为，国旗中间加一横杠的设计，不仅无法明显地体现出黄河的象征，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分裂国家的意味，寓意并不理想。这一设计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猜测，不利于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此外，张治中将军还指出，杠子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常常被视为是金箍棒的象征。将这样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图案置于国旗中央，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