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0年中国出台《著作权法》以来,对原创者正当权益的认定和保护进入了推广普及阶段。

见诸媒体的种种案例中,一桩以“华山”书法署名权为焦点的官司十分夺人眼球——这不但由于华山身为名山五岳之一,名气够响;更因为真相探寻、证据浮现的过程也堪称一波三折、频频反转,充满了戏剧性和意外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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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案子进入法律流程,并逐渐吸引了媒体与大众的关注,是从2005年开始的——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同时身为陕西知名书法家的茹桂。

因为华山东山门景观石上所镌刻“华山”二字的署名权争端,将陕西人民出版社退休干部、也在书法圈内小有名气的赵养科告上了法庭。

请求审理的要求首先递到了渭南中院,经过审理,法院判决茹桂胜诉。另一方赵养科对判决结果并不认同,继续主张那“华山”两个字的署名权应当属于自己,并于2006年上诉到了陕西高院。

这一次,双方各自提交证据对簿公堂,最终由于考虑到赵养科提供的证据链条更为完整,陕西高院判决茹桂败诉,“华山”二字的署名权应归于赵养科。

看似尘埃落定的事情,却仍然并没有走到结局:历经了大量的寻找和搜寻,茹桂一方的律师终于又找到了某项决定性的证据并申请再审,最终茹桂胜诉,此事这才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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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想使用别人的原创作品,不管是文字、音视频还是绘画、书法、雕刻,按常规流程都必须先行授权,甚至订立必要的书面合同。那又怎么会出现类似“华山”二字这样,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的情况?

事情还得从2002年说起。

这一年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赵养科前往华山游览。华山本来就是驰名全国的名山,对于陕西居民来说又有地利之便,因此前往游览、观看山景本来是稀松平常的事。

但是这一趟华山之旅,却让赵养科遇见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原来,在华山的东山门旁侧,为了对地名进行标识以及游人拍照合影之用,设置了一块景观石。多年之前,负责维护管理景区的部门在这块石头上刻了“华山”两个大字。

这一看石头上的大字不要紧,赵养科越看越觉得眼熟——这不是我自己写的字吗?然而刻字的后面却并没有署名,这种劳动成果受到忽视的感觉令他感到骨鲠在喉,十分别扭。

思来想去,赵养科找到了负责景区管理工作的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说明了“华山”两个字的来源情况,并正式向他们提出署名要求。不久后,景区方面就把“赵养科题”这四个字补刻到了景观石上。

此事过去两三年后,茹桂也是因为类似的机缘,在游览华山的过程中偶然看到了这块石刻。

茹桂本身就擅长行书、草书,曾经为陕西省内的不少著名景点题写过牌匾碑文。他也看到了东山门外的这块石刻,并认为“华山”二字出于自己的手笔,后面却带上了“赵养科题”四个字,署名权争执就此开始。

茹桂认为,这两个字明明出于自己的手,却被写上了别人的名字,这令他感到十分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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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赵养科一方则声称,从题写到现在,“华山”这两个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光出现在石刻上,门票、导游图以及一些旅游纪念品上都大量使用了这两个字。喜欢的人多了,这两个字名气大了,“就有人来争署名权了”。

他认为这样的质疑来得十分冤枉,一切还是应该以证据说话。

双方都声称这两个字的署名权属于自己,各自又有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由于主张署名权的时候,石刻已经做好了好多年,双方都拿不出书法底稿作为直接证据。于是,两人都着手寻找能够间接证明此事的证据,以支撑自己的署名权要求。

赵养科的证据主要来自1994年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华山风光”挂历,他于1993年为该挂历题写了“华山”两字作为题名,出版社仍然保留着稿费单等票据。后来这套挂历的题名被用到华山导游图上,又被东山门的施工负责人复制下来,作为石刻原稿使用。

这一连串多次使用的过程,中间环节都有经手人可以作证。

第一个证人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杨银乐。他回忆,出版社计划制作一本以华山风光为主题的1994年挂历,因此找到了赵养科,让他题写“华山”二字作为挂历的标题。

这一出版物的实物和底稿虽然都找不到了,但出版社的财务档案里仍然能够翻到与赵养科题字相对应的稿费单。

第二个证人是负责编辑制作“华山导游图”的黄继贤。他不但确定当时华山导游图上的“华山”二字借用来自这本挂历,而且还出具了书面证明。

第三个证人是石刻修建时的现场施工负责人,名叫李武。他作证证明,工匠动手刻石之前,“华山”两个字的图样是用导游图上的字复印并放大得来的。

另外一方,茹桂提出的证据同样是人证。茹桂回忆,由于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峰,华山的山形就像是盛开的花朵,因此一直以来,民间也存在着“花山”的叫法。

为了规范人们对华山的认知,1988年华山管理局计划整修西山门之前,派遣了一位名叫杨屏的工作人员来找茹桂,并向他约稿,题写了“华山”两字。

此事的经手人杨屏同样也提供了证言,证明当年确有此事,并说茹桂写字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要,权当是为发展华山旅游做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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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茹桂虽然应约为景区提供了“华山”这两个字,但题字却并没有按原计划使用在西山门位置。这是由于就在前后不久,彭真也为华山题写了山名,最终西门位置便使用了彭真题写的“华山”二字。

而茹桂提供的底稿虽然暂未使用,但却仍然留在了华山。直到17年后的2005年,茹桂再来查询此事原委时,才终于从华阴市领导的口中得知了这两个字的最终去处。

如此一来,主张署名权的双方实际上都拿不出最原始的证据,仅靠人证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因此案件的审理一度受阻,甚至陷入了无法进展的僵局。

最终,由原告茹桂提出建议,引入专业机构的笔迹鉴定来辅助。渭南中院据此作出裁决,委托司法机关进行鉴定。作为鉴定用的参照材料,原被告双方都必须提供不同时期的10幅作品,以及现场书写的“华山”二字。

两个月之后,笔迹鉴定中心拿出了最终结果,认定争端中心的“华山”二字是茹桂写的,署名权自然也就归茹桂所有。

对于这一份鉴定结论,被告赵养科表示不服,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两点疑问。

首先,他认为作品经过了多次放大以及石匠加工之后,不可避免产生了变形,用这样变形后的作品来作为鉴定参照,其中是存在误差的。其次,一个人的书法风格乃至书写习惯,在数年时间内,也往往不能保证一成不变。

基于以上理由,赵养科向陕西高院提起上诉。2006年9月6日,陕西高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结果,认定“华山”二字的作者应为赵养科。

关于华山二字署名权的判决,就这样又一次发生了翻转。

原告茹桂同样也对最新的判决结果并不认同,为了继续争取,他和他的团队一方面继续寻找完善属于自己的证据链条,一边也对赵养科提出的证据链表达了质疑。

赵养科主张,自己提供的三件证据(挂历、导游图和石刻)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性,因此所涉及的“华山”是多次使用、同样的两个字。而茹桂一方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证据链是否周密、真实、经得起推敲,实际上也是可能左右判决结果的重大因素。而双方意见的焦点,最终便集中在那份赵养科主张、但却谁都未能提供实物的1994年版“华山风光”挂历上。

因为时隔太久,想要找到这份挂历实物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而一旦找到了挂历实物,则可能会成为决定性的证据之一。

2006年底,经历了漫长又艰辛的寻找,茹桂的代理律师终于找到了那本挂历的实物,也可以说是功夫不负苦心人了。

从视觉上看,挂历封面上的“华山”二字与刻在景观石上的字并不是那么相似。

于是,他们又再度找到了这份“华山风光”挂历当年的责任编辑杨银乐,再度确认相关的细节。

杨银乐表示:自己肯定可以证明这本挂历的题字来自赵养科,而且还有出版社的稿费单作为旁证;但这本挂历上的字与“华山导游图”有何关联,这一部分内容却不是自己深知的范畴。

而华山导游图的编辑者黄继贤后来也证实,导游图上的“华山”二字并非来自1994年“华山风光”挂历,因为两版字的字体明显不一样。

有了这一件新出现的重要证据,这也就意味着对案件的审理进程乃至判定结果,都可能会出现极为重大的影响。茹桂一方再度申请重审,并最终获得了高院裁决“维持一审原判”、署名权归属茹桂的结果。

时至此刻,这样一件波折迭起、绵延相当长时间的署名权公案,现在才算是真正落下了帷幕。

同样深深卷入其中的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表示,那块刻有“赵养科题”的观景石已经被封存起来,面对类似事件,他们也会考虑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虽然如此,“华山署名权之争”这一案例仍然被视为解读分析《著作权法》的典型重要案例,收进了各类科普书籍、法制节目之中。

为什么该案例虽然影响够大,但真相探寻的过程却颇为曲折,难以获得直接证据?

一大原因就是“为华山题字”这一事件最初发生于1988年,而我国的第一部《著作权法》要到两年后才正式颁布。因此,当时大众对于书法题字这一类文化产品的使用,仍处于一种相对随心所欲的状态,也尚未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立约执行流程。

就比如这关于“华山”二字的争议当中,赵养科曾经为出版社的挂历题写题名,但却并没有订立合同也没保留底稿,唯一的凭据只是一张稿费单;茹桂同样应约为华山景区提供了题字,但却不但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更没留下任何有法律效应的凭证。

不难设想,如果他们当初有更加规范明晰的流程可以遵循,留下了能够清楚证明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具备法律效果的文本,那么这一争议的处理必然会更加快速便捷。甚至可以说,也许根本连一开始的争议都不会产生。

而这恰恰是《著作权法》致力于规范和保护的范畴:作者享有作品署名权,这就是在作品上署名并表示作者身份的权利,该署名与作者的财产、名誉等等密切相连,所以著作权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权利,也是一种知识财产。

《著作权法》的颁布和实施,乃至于由此浮出水面的著作权争论,从长远意义上来讲都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它能够促成更多人通过易于理解、真实发生的案例来解读法律条目,从而让人们真正理解该法律的意义和适用范畴。

署名权并不是简简单单“写个名字”的事情,它还代表着这个社会对作者提供的有价值劳动的尊重与保护。由此有利于形成正向的创作激励与原创氛围,这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和进步,都有着长远而重要的意义。

从这部法律颁布实施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时间。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知识财产的尊重意识肉眼可见日渐提升,人们对于所谓“作品卖钱”的看法也渐趋理性。

一直以来,都不乏一些看法认为“创作是无价的”、“谈钱太俗气了”、“争来争去费心劳神”等等,但对于创作者来说,正当署名权是不可让步的权利。这些关于著作权的争议甚至诉讼,也从来都不是为了浮名虚利,背后隐藏着对艺术生态和创作尊严的保护。

《智慧旅游擦亮华山“金字招牌”》;中国报道 2014年3期

《案例41真假“华山”之争案》;杨志武,林刚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典型案例解析》

《我国的程序法律制度》; 朱欣成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读本》

《“华山”署名著作权纠纷了结》;《美术观察》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