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年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连同杨虎城二人强行把蒋介石“软禁”扣押，意图逼蒋抗日。
同年12月24日，老蒋被逼无奈，在张学良的见证下，他向代表我党的周恩来同志承诺，立即放下两党之芥蒂，国、共两党联合抗日。
大计商定，张学良意图护送老蒋安全返回南京，强行压下东北军上下的反对，依然踏上去南京送蒋的飞机。
而周恩来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知道自己当初对张学良的劝说并未奏效，还是未能拦住对方“优柔寡断”的性子。
后来，亲自送蒋到南京的张学良被迫变成了老蒋的“阶下囚”，解放战争后甚至还跟着老蒋去了台湾，哪怕最终撒手人寰之际，也未能再次踏上久别的故土。
话说回来，张学良既然被老蒋软禁在南京，那么当时盘踞在西安的25万东北军下场如何呢？
要知道，东北军作为国内的老牌军阀势力，下辖5个军和1个加强师，战力可以说相当强劲。
张学良启程南京之前，曾经委派东北军67军的军长王以哲暂代指挥一职。
而王以哲其人，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就已经秘密加入我党，成为了一名隐秘的“红色特工”。
面对张学良被困南京的窘境，东北军上下群情激愤，纷纷吵闹着要和老蒋决一死战。
但王以哲考虑到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大局，硬生生顶着巨大的压力弹压士兵的动乱。
却不料，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暗中谋划，指使一名底层军官直接害死了王以哲，导致整个东北军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之中。
此事之后，周恩来也是代表中共对王以哲同志表示吊唁，同时考虑到东北军的切实问题，主动站出来维护了东北军短暂的团结。
老蒋眼见东北军内部已经势如水火、互相对立，于是巧立名目调令东北军的各个军分别前往不同的省份支援抗日。
面对老蒋明面上的“民族大义”，再加上张学良在南京的“毫无作为”，一盘散沙的东北军只好认命，分别被派往安徽、河北、河南等地。
可这种“分兵”之举并未让老蒋完全放下对东北军的警惕，他又派遣陈诚开始对东北军的第二次“收编”，除了收买师旅级干部外，还多次削弱东北军的编制实力，无疑是“软刀子割肉”。
至此，后来的东北军几乎不再见当初的盛况，最终在抗日战场上遍地开花，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也有率先投诚的“仁义之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其实就已经开始面临最后的抉择，是战是和？
同年10月，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老蒋明面上表态绝不内战，但暗地里已经开始部署内战的全盘计划。
1946年4月，张学良曾给周恩来去信，信中对周恩来在几个月前的国、共谈判中要求释放他的要求，表示感谢。
在周恩来眼中，当时无疑是一个迫使蒋介石释放张、杨两位将军的大好时机，毕竟两位将军在9年前英勇地站出来，解救中国于危难之际。
可惜，老蒋对此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想必他心中对张、杨二将的恨意深种，倘若一朝“放虎归山”，难免会帮助我党一同对阵国民党。
1958年年底，周恩来寻找到旅居香港的宋子文，声称“北京的老朋友”想要让宋子文“确保张学良的安全”。
却不料，对方的回话中尽显无奈，原因自然众人皆知。
1974年，急切盼望和大陆缓和关系的老蒋越发病重。
一众香港同仁想要趁机对老蒋发难，要求台岛恢复张学良先生的人身自由。
但这个舆论还未发生就被周恩来拦住了，因为他很清楚：
虽然现在老蒋对张学良的记恨已经慢慢减轻，但舆论攻势势必会重新揭开老蒋一生中的“不堪伤疤”，不仅不会对张学良的释放有好处，反而可能导致老蒋对张学良再起杀心。
1975年，大陆闻悉张学良罹患眼疾，周恩来也是命人借助多方渠道打探消息。
哪怕在总理的弥留之际，也不忘对罗长青多加叮嘱，“一定不能忘了台湾的老朋友”。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虽然当初东三省沦陷有过错，但能够在国家危难之际，弃自身安危于不顾，和杨虎城将军一道对蒋介石进行兵谏。
毫无疑问，这种拯救中国于危难之际的家国情怀，正是让他名垂后世千古的最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