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61年过去，三年困难时期终于结束，从1958年开始的“二五计划”，到1962年只剩一年，中间三年困难时期，造成严重困 难 ，形势依旧严峻，财政也很吃紧。这个时候却召开了一次有七千多人参加的大会，那么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大会呢？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时间轴：1962

1962年初，三年困难时期终于过去。

从1958年开始的“二五计划”，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进入困难时期，天灾人祸同来，到1962年“二五计划”只剩一年时间。

1959年4月，老人家卸任国家主席，紧接着便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时，情况虽然有所缓解，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三年困难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要想办法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依然要继续纠正，因此有必要召开一次大会。

那么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吃饭！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参会人员包括中央、各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人数多达7118人，因此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开的一次盛会，虽然情况稍有好转，但依然还很困难。

查阅国家统计局数据，“二五计划”期间，从1958年至1962年的财政收入如下：

1958年：财政收入379.62亿元，财政支出400.36亿元，盈余-20.74亿元。

1959年：财政收入487.12亿元，财政支出543.17亿元，盈余-56.05亿元。

1960年：财政收入572.29亿元，财政支出643.68亿元，盈余-71.39亿元。

1961年：财政收入356.06亿元，财政支出356.09亿元，盈余-0.03亿元。

1962年：财政收入313.55亿元，财政支出294.88亿元，盈余18.67亿元。

从1958年开始，我们的财政就出现了赤字。

1958年的财政赤字主要来自苏联停止投资，我们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才能拿到苏联援建的设备和技术，再加上这是“二五计划”的第一年，各种工程项目开工，属于高投入的一年，因此这一年的财政赤字属于正常范围。

但是，到了1959年和1960年，我们的财政赤字陡然增加，分别是1958年的2.7倍和3.4 被 ，显然这就很不正常了。

一直到1962年，我们的财政才有盈余，但还不足以填平之前的窟窿。

1962年开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最难的时候。

当时苏联已经单方面撕毁了援建合同，撤回了所有专家，很多工程还没有竣工，留给我们一个连半成品都算不上的工业基础。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动用了大量外汇，依然还没有完全彻底解决吃饭问题。

今天的佞人们喜欢效仿西方玩意识形态，对当时的做法都打上“左”的标签，即使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老人家就一直在纠“左”，佞人们却把这些罪名扣在老人家头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查阅各种历史文献，展现在我们面前只有八个字：面对困难，解决问题。

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思想混乱，二是粮食短缺。

思想混乱来自“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五风”。

三年困难时期，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地方干部搞的官僚主义风、浮夸风、虚报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问题，对农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这些人大搞废除商品，又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完全属于搞垮社会主义的做法。

因为没有商品交易，国家就不能通过交换来提取土地上的剩余价值，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做法，无疑是在变相掠夺农民，相当于让工业基础解体。

因此，如果不纠正思想混乱，吃饭问题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思想通了才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当时最缺粮的地方是城市，因为城市本身不产粮食，然而此前的种种做法，让农民家里也没有余粮，征购不上来。

但是，要让更多的人活下来，依然还得动员农民匀一些粮食出来，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

最终征购粮食的任务还需要靠地方干部去执行，但地方干部的思想混乱不统一。

混乱不统一表现在，之前有的干部瞎搞蛮干，导致党群关系紧张，如今又要依靠农民来度过危机，农民必然会有抵触心理，而这时候应该用什么政策和态度对待农民，显然会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因此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很有必要。

如何保证粮食征购能顺利进行，这关系到6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而之前我们又经历了饥荒，有些地方还需要中央调粮去救济灾民。

为了解决调粮的实际问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如果只找省委书记恐怕不行，因为省委书记也要依靠下面管农业的地委书记。

老人家想了想，既然你地委书记也要靠下面的县委书记做工作，那就干脆把他们都请到北京来，中央直接和各级书记谈现在粮食问题的严峻性和调粮的重要性。

城市是单位面积上人口大量聚集的地方，如果城市人口出现不能吃饭的问题，那将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容易出现街头政治。

如果这时候国外敌对势力趁机渗透进来，以粮食收买人心，只要给吃的，哪怕是一个馒头，都能让备受饥饿威胁的人们不再坚持原则。

因为生存的压力，会让一个人忘记自己的民族，掉过头来替这些敌对势力卖命，毕竟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由此将对一个国家造成巨大伤害。

因为粮食是城市的生命线。

于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老人家决定邀请全国各地县级主要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议，这样地方上下级大多数干部都能到场，到时候有什么话也好当面直说，避免传达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出现偏差。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因此七千多人聚到一起，就有了“七千人大会”。

要负责七千多人在开会期间的吃住，这笔费用并不低，在当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组织这么多人开会，可见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七千人大会的伙食今天看来很一般，都是大锅菜，每桌只有两个荤菜，十人一桌，而且是凭饭票吃饭，等十人凑齐才能吃饭。

如果谁的饭票不小心弄丢了，他就不能吃饭，即使中央领导也不例外，可见当时的粮食问题非常严重。

实际上，从1959年4月第二届人大会之后，老人家就退居二线了，不在一线指挥。

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问题，与他关系并不大，如果说有什么责任，他也不是主要责任人。

但是，老人家没有推卸责任，毕竟“三面红旗”的大政方针是他在国家主席的任上定下来的，后面出现问题，他认为自己也要承担这个责任。

因此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了卸下干部们的思想包袱，老人家先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道：“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为了鼓励与会的干部积极发言，让大家把想讲的话都讲出来，营造轻松的讨论气氛，老人家说，“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右倾的问题，老人家又表示，前一段反右倾，很多人挨了批评，气不顺，咱们开个“出气会”，大家气顺了，思想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

实际上，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老人家没有追究地方干部的责任，反而做出了让步。

老人家在七千人大会上基于当时的情况，特别谈了几点内容。

第一点是民主集中制。

这一点实际上是针对地方干部瞎指挥的情况，这三年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第一书记个人的意见成了当地的政策指示，脱离了集体领导，像浮夸风、虚报风、共产风等明显是错误的做法，却还要胡来，这就破坏了民主原则。

老人家特别强调，我们的民主不仅是干部之间的民主，更重要的是对群众民主，不要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实际上群众的智慧不亚于个别干部，应该让群众反映他们的想法，表达他们的心声，而不是压制人民群众说话。

集中则是干部要形成统一意见，不能各自为政，最终因为意见不统一，变成第一书记说了算。

实际上，老人家其实告诉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方法，是先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收集群众的意见，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问题的关键，再由干部集体讨论研究，最终形成统一决策，然后再反过来告知群众，我们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现在准备这么干，大家看能否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第二点是阶级问题。

老人家认为阶级依然存在，有些人是身在无产阶级，但心在资产阶级，这就是后来他要打倒的特权阶级和修正主义，这些人是扛着红旗反红旗。

老人家指出，对待这类人要注意工农阶级联合，对中间派进行团结，而干部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共产党人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就是老人家为什么既要纠“左”又要反“右”，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干部都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个问题是认知问题。

老人家指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实际上是干部的问题，一不下去做调查研究，二不借鉴苏联已有的成功经验，三不听专业领域的专家意见。

但是，老人家指出的这些问题采用的都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因为当时地方干部的文化水平并不高，有些还是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有高深的理论素养，同时又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只要他们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应该鼓励，出现问题我们加以纠正，但是不能打击。

第四个问题是共产国际问题。

老人家明确指出苏联过去成功的经验我们要借鉴，但是苏联现在被修正主义篡权，这就意味着苏联现在的经验和模式我们不能参考，我们要独立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之路。

第五个问题是团结问题。

最后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互呼应，要让别人充分发表意见，不能打击报复。

老人家特别强调，不能随意捕杀，不能给别人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只要别人愿意改正错误，就应该采取宽大的政策，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只要能力还行，就应该让他继续工作，发扬民主团结的精神，最终要达到统一思想。

大会从1月开到2月，参会的人在北京度过春节，最终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老人家在大会上的讲话，还专门提到对于之前处理错误的情况，可以平反，可以赔礼道歉。

然而，彭德怀没有参加大会，他当时在吴家花园种地，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即便如此也没能躲过一项更大的罪名。

当时的一线领导在会上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原因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这才有了后来彭德怀为自己申述的“万言书”。

实际上，不给彭德怀平反的并不是老人家，老人家认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都可以平反，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从郑州会议到七千人大会，老人家一直都在纠“左”，可今天的佞人们偏要污蔑老人家极“左”，并且还污蔑“左”的指导思想一直存在，强调主观意志，违背经济规律，是造成当时国民经济上不去的原因。

当时的国民经济上不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经济规律吗？还是因为我们当时要还苏联的债？还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对我们的封锁？还是因为我们为了保卫这个政权而将资金用于升级国防保卫力量？

这些佞人们从来不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客观评论，完全按照西方那套标准来定义我们的发展之路，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地球上最大的罪恶呢？

毕竟资本主义社会宁愿把牛奶倒掉也不给人们喝，宁愿把资源浪费也不给人们用，那对于地球来说，是不是最大的毒瘤呢？

按照西方教科书上的逻辑，当时困难时期就应该解散人民公社，让市场来决定出路。

所谓的市场就是让自由主义泛滥，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加以引导和管理，让市场来调配资源。

但是，我们的财政已经出现赤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资本，如何让市场起作用？难道滥发货币以造成通货膨胀？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各种物资短缺，还敢滥发货币？

当时我们虽然一穷二白，即使按照按劳分配，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收入差距，放开市场对哪些人有利，不言而喻。

我们如果不靠我们自己激发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拼命在土地上创造剩余价值，如何应对国内外的复杂环境？

美国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苏联后来也成了社会主义帝国欺压我们，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发展市场经济不过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不能让全民共同富裕，而我们靠什么来保卫这个政权呢？

三年苦难时期，有人提出“三自一包”的想法。

所谓的“三自一包”即保留自留地、自由市场，实行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这个制度在1961年前后一些地方试行过，当时确实可以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毕竟生产出来的粮食归自己，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人性总有私心之处，这是人性使然。

“三自一包”对于减轻中央财政压力也有好处，农民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我们相当于把“包袱”甩掉了。

但是，这样做对于子女多的家庭有利，对于缺乏劳动力的烈士家属则是噩耗，因为这些烈士家属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为国牺牲，他们的家庭没有强壮的劳动力，他们该怎么办？

“三自一包”实行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情况——人民公社解体。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在当时既无资本又无技术再无设备的条件下，我们靠什么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如何完成苏联因为抗美援朝给我们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如何支撑“两弹一星”的研究投入？如何解决危机中大量人口的就业和安置问题？如何组织群众修建8万多座水库以应对类似三年困难时期的旱情？如何组织群众进行“三线建设”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如何供养赤脚医生来进行农村合作医疗？

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不靠人民公社，靠小农经济能完成得了吗？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何曾负担起过如此大规模的国家建设？

今天的佞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吹着空调，享受着老人家留下来的红利，却拿西方的教科书来总结我们过去的发展，不尊重当时的历史背景，不结合国内和国际形势，不以自己国家的国情为基础，到底是谁有问题呢？

当年老人家没有同意“三自一包”一直搞下去，而是继续坚持走人民公社的道路，那么最终的情况到底如何呢？让数据来说话吧。

1963年：财政收入342.25亿元，财政支出332.05亿元，盈余10.2亿元。

1964年：财政收入399.54亿元，财政支出393.79亿元，盈余5.75亿元。

1965年：财政收入473.32亿元，财政支出459.97亿元，盈余13.35亿元。

1966年：财政收入558.71亿元，财政支出537.65亿元，盈余21.06亿元。

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有盈余的，并且逐年增长，只有1964年的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

但是，1964年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也是这一年我们开始进行三线建设，这些都是巨额投入。

关于1962年的这场七千人大会，老人家在1月30日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同时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承担了责任。

2月7日下午，周总理在全体会上讲话，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说明了国内经济的严重情况，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主要办法，同时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周总理讲话后，会议正式闭幕。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中印战争：捍卫主权》。

参考文献：

1、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62-01

2、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3、国内生产总值：年度数据．国家统计局．1958-1966

4、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