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至40年代，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成为蒋介石集团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前者始终控制着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拥有一块稳固的后方基地，并且很能顺应时势，发展壮大，也就拥有了长期对抗蒋介石集团的底气与能力。
在其强势施压下，蒋介石甚至三次面临被迫下野的困境，与其之间的恩怨已不能轻易化解。
作为新桂系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很早就进了蒋介石集团的黑名单。在后者的策划下，1946年，他遭到一位地痞无赖的勒索，面临了一次险些被抹黑搞臭的危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出现“苦主”
1946年5月的一天，重庆西泉镇，一个游手好闲、招摇过市的中年男性突然化身苦主，向璧山县法院递交了一纸诉状。他想要控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新桂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国民党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
这位苦主名叫“胡斌”，是一位编余还乡军官，因时常自称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并佩戴中校领章招摇过市，还被很多人称呼为“胡中校”。
当然，一些时候，也有不少人以“地痞”、“无赖”代指他，只因为编余还乡之后，他整天花天酒地，不务正业，还在邻里中编方打条，混吃骗拿，也就是损了名声。
胡斌作为“苦主”现身的时机其实十分巧妙。因为当时重庆有不少人也在憎恨着白崇禧，在此时大兴舆论，势必能够引发大量关注。
这一年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年初，已经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原在重庆的军训部，将人员转入南京的国防部，却不料，这一转出和转入，就有大量中下级军官被迫下岗。
这些失业军官短时间内大量滞留在重庆及重庆的郊县，因失去经济来源，又逢解放战争爆发，物价疯涨，对作出裁军决定的人也就更加怨恨。
彼时，白崇禧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在绝大多数失业军官看来，他就是导致他们失业的“罪魁祸首”，自然不会对他有好的印象。但其实，白崇禧虽有国防部长之名，却因出身桂系，为蒋介石集团所忌惮，并没有真正掌握军事实权。
作出裁军决定的人是蒋介石的心腹、当时的总参谋长陈诚。他为了排除异己，消灭杂牌，就趁着调动人员的机会将大批地方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资遣还乡。白崇禧被其推出来当了箭靶子。
胡斌原先在军队里当少校政工军官，如今成了失业军官的一员，又没有其他谋生的动力和本事，心里也有不少的怨气。于是在国民党三青团的人找到他，打算策动一场抹黑白崇禧名声的行动的时候，他也乐意地接下了当打手的任务。
他在递交给璧山县法院的诉状中提到了白崇禧的两个“罪状”，一是白崇禧在抗日期间，借“军事第一”的口号侵占民地，擅建公馆，二是白崇禧在铜梁、璧山之间的霞凤山胡氏世袭土地上，给其亡母筑建了坟墓。
为了引发更多舆论关注，在白崇禧及其背后的新桂系集团作出反应之前，胡斌先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后又大批量石印“快邮代电”，向重庆、南京各机关、团体和报馆寄发，呼吁各界人士“主持正义”。
漫天要价
胡斌在重庆上蹿下跳，很快就被留在重庆的不少桂系人员和白崇禧的旧部所锁定。
彼时，白崇禧早已到南京赴任，作为桂系集团的代表人物，他被桂系人员赋予了很大的期待。后者自然不希望他掉入蒋介石集团设下的陷阱，经过反复商量，决定推举严守三、马守义等人代替白崇禧出面与胡斌协商解决。
胡斌表示，白崇禧必须满足他的三个要求，他才会向法院撤诉。第一个要求是立即迁出白崇禧母亲的坟墓，第二个要求是拆除该地所建的公馆别墅，第三个要求是赔偿土地所遭受的损失费用。
最后一个要求暂且不议，只说前两个要求，严守三、马守义就知晓白崇禧绝对不会同意。
严守三向胡斌解释，白母早已入土，不宜移动，况且墓穴是用石块和水泥凝固，也不容易搬迁。他指出，白母坟墓和公馆别墅的所在地过去都是军事机构向当地政府征用的，现在他们也可以作价购买，示意胡斌可以开价，双方商量着来。
胡斌听到可以开价，内心高兴不已，明面上却摆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只略作迟疑，就兴冲冲地开始了漫天要价。
胡斌告诉严守三，如果一定要保留房子和坟墓，那就要白崇禧给他40条黄金，也就是400两黄金，同时并且保证国防部会给他一个陆军少将军衔，给他公费出国考察。
胡斌狮子大开口，严守三和马守义却不敢答应。他们表示要向白崇禧报告后再作答复。对此，白崇禧的回复是“无理取闹”。
他认为当初建设西泉是根据国家需要，自己从未中饱私囊，胡斌想要少许黄金他可以给，400两黄金就绝对不可能。
后来白崇禧派出两名副官专门办理此事。副官找到胡斌谈判，表示只能拿一条黄金了事，也就是只能给他10两黄金。胡斌自然不愿意同意，咬死了白崇禧必须同时满足他的三个条件，否则他一定会周旋到底。
法庭对峙
胡斌的态度十分强硬。白崇禧听完副官的汇报，一时间也很是头疼。
好在桂系集团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虽想不到好的主意，却注意到四川省建设厅长河北衡即将奉召前往南京，便请托他带一封信给白崇禧，顺道和白崇禧商讨解决之策。
河北衡在国民党内靠拢政学系，而政学系最擅长搁平捡顺，了解完事件的经过，河北衡果然有了思路。
河北衡抵达南京，很快就去拜访了白崇禧。他道：“胡斌是个地痞，无非求财，给他点钱打发走就好了。不过400两黄金太多了，给他100两就差不多。不知道白先生舍得不舍得？”
闻言，白崇禧哈哈一笑：“就照你说的给。”
此时的白崇禧的确是做好了拿钱消灾的心理准备，却不料，之后河北衡的机智应对，让他连一分钱都不用掏出来。
原来，河北衡和白崇禧商讨出“给100两了事”的方案之后，他离开南京返回成都，还把事情汇报给了当时的省主席邓锡侯。
邓锡侯听闻之后，也对胡斌的狮子大开口很是反感，当即给河北衡做了指示，表示还可以以他的名义，把胡斌起诉白崇禧占地案交给铜梁县长妥为办理。
这恰恰是河北衡上报的目的。只有让省高级法院把案子从璧山地方法院提到成都上来，他才能算是釜底抽薪，杜绝任何让胡斌继续胡来的可能。
为掌握白氏所占地面积的确切数据，河北衡还指示铜梁县长跟好相关的丈量工作。后者还被叮嘱务必要查明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在谁手上。
铜梁县长并不是实际执行的人。他把这些任务交到了“专业人士”——县田粮处处长屈玉峰的手上。
经过调查，屈玉峰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原来，白母占地虽然是胡氏世袭所有，但传到胡斌父亲手上的时候，却因为其抽鸦片烟上瘾，早已把所有土地当光卖光，红契也早已转让，最后落在了田粮处。
因此，白崇禧之前修建的公馆别墅以及白崇禧母亲的坟墓的坐落地并非胡斌的田产，胡斌指控白崇禧侵占民地实在是无稽之谈。
屈玉峰将这些发现上报给了铜梁县长，很快河北衡、白崇禧也知晓了真相。
河北衡笑笑，到胡斌控告白崇禧占地案审理当天，除双方当事人和屈玉峰外，还特地请了铜、璧两县地方法院推事、西泉镇镇长、保甲、镇民代表多人到现场做了见证。
当着众人的面，屈玉峰表示白母墓占地是事实，但因为人已经安葬，无法迁移，白崇禧需要付给胡斌黄金作为补偿，只是不能给400两，而是要折半又折半，付给100两。
他一边说，一边把10条黄金摆到了胡斌的面前。胡斌一看到金条，眼睛都移不开，他怕再闹下去连100两都没有，连连点头，几步上前就要把金条抱进怀里。
但屈玉峰拦住了他。按照事先和河北衡商量好的流程，屈玉峰拿出买卖契约业，要求双方当事人都画押盖章，再给到场的中人们签字，同时，屈玉峰也要求胡斌拿出红契，和白崇禧一手给黄金，一手交红契。
胡斌自然拿不出红契，屈玉峰就有了正当理由让白崇禧收回这10条黄金。
众目睽睽之下，胡斌无法狡辩，只能自认倒霉。丢人丢丑的他灰溜溜地离开了，白崇禧也终于得以从这场闹剧中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