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第127师政治委员关光烈到北京“开会”，见了林立果等人。进京前他不知道那些人的真实意图，但当听到“准备火焰喷射器”的要求时，关光烈吃了一惊：火焰喷射器杀伤力很大，又不是作战部队，要这东西干什么？出于婉转角度，关光烈找了个理由：我在师里主要管政治工作，接触武器的机会少，等回去问问师长吧！
这个说法比较合理，没有人质疑。就这样，关光烈回到了127师驻地。警觉的他没有提火焰喷射器的事，只要对方不催，他就不会再过问了。但几天之后，他跟师长张万年一起，被上级组织严肃约谈，事后关光烈便失去了自由，隔离审查数年。众所周知，这一年的9月13日，三叉戟飞机坠落于蒙古，关光烈受到严重牵连。
为什么是关光烈呢？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给四野首长当过多年秘书，深受信任。一线军队资历很浅的关光烈，后来能一跃成为“铁军师”127师政委，跟此前的秘书经历不无关联。关光烈在案发后配合调查，最终获刑10年，到八十年代才重归社会。经查实，计划中火焰喷射器的用途是“袭击专列”，好在关光烈并没有提供这种东西，不然他的责任会更大。
关光烈9月进京的事情，很多人都能证实，所以他在审查期间没有任何隐瞒，交代了这一过程。未真正提供武器，还会被判刑，是因为关光烈作为师级干部，他没在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那些人的图谋，这同样是有问题的。关光烈解释说：我有错误，向中央汇报肯定是必要的，但我当时没有明确的证据，只被当成“棋子”；离开北京多年，并不熟悉情况，若凭只言片语就去举报，后果难以预知。谁知几天后便出事了，变化太快。除了关光烈外，时任127师师长张万年也是老四野出身。所以在案发初期，他跟关光烈一样受到怀疑，处境很不好。
事实上张万年长期在一线工作，相关集团对他并无多少了解和信任，没有找过他。张万年和关光烈不同，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牵连。但整体形势很紧张，张万年一时间无法完全恢复名誉。他在部队里十分苦恼，隔三差五就有专案组的人来师部，张万年的情绪和工作都受到影响。
关光烈的性格还是很磊落的，他与张万年在127师共事期间，曾是一对好搭档，彼此有过不少帮助。关光烈实事求是地对审查人员讲：张万年同志是个很好的师长。据我所知，在这件事上他没有犯任何错误，希望组织能够调查清楚。虽然关光烈是“戴罪之身”，但作为当事人之一，讲话还是有影响的。
他的直接证词，加上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杨得志将军的帮助，使得张万年最终恢复了清白，后来的军事生涯越来越好。1979年，张万年成为对越反击战的名将，立下赫赫战功，九十年代更是官至中央军委副主席。关光烈吃了教训，出狱后非常低调谨慎。他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洛阳龙门石窟附近开了字画店，晚年生活无忧。另外，张万年也对关光烈进行过关心，不管怎样，曾经多年共事的战友情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