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第127师政治委员关光烈到北京“开会”,见了林立果等人。进京前他不知道那些人的真实意图,但当听到“准备火焰喷射器”的要求时,关光烈吃了一惊:火焰喷射器杀伤力很大,又不是作战部队,要这东西干什么?出于婉转角度,关光烈找了个理由:我在师里主要管政治工作,接触武器的机会少,等回去问问师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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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比较合理,没有人质疑。就这样,关光烈回到了127师驻地。警觉的他没有提火焰喷射器的事,只要对方不催,他就不会再过问了。但几天之后,他跟师长张万年一起,被上级组织严肃约谈,事后关光烈便失去了自由,隔离审查数年。众所周知,这一年的9月13日,三叉戟飞机坠落于蒙古,关光烈受到严重牵连。

为什么是关光烈呢?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给四野首长当过多年秘书,深受信任。一线军队资历很浅的关光烈,后来能一跃成为“铁军师”127师政委,跟此前的秘书经历不无关联。关光烈在案发后配合调查,最终获刑10年,到八十年代才重归社会。经查实,计划中火焰喷射器的用途是“袭击专列”,好在关光烈并没有提供这种东西,不然他的责任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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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光烈9月进京的事情,很多人都能证实,所以他在审查期间没有任何隐瞒,交代了这一过程。未真正提供武器,还会被判刑,是因为关光烈作为师级干部,他没在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那些人的图谋,这同样是有问题的。关光烈解释说:我有错误,向中央汇报肯定是必要的,但我当时没有明确的证据,只被当成“棋子”;离开北京多年,并不熟悉情况,若凭只言片语就去举报,后果难以预知。谁知几天后便出事了,变化太快。除了关光烈外,时任127师师长张万年也是老四野出身。所以在案发初期,他跟关光烈一样受到怀疑,处境很不好。

事实上张万年长期在一线工作,相关集团对他并无多少了解和信任,没有找过他。张万年和关光烈不同,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牵连。但整体形势很紧张,张万年一时间无法完全恢复名誉。他在部队里十分苦恼,隔三差五就有专案组的人来师部,张万年的情绪和工作都受到影响。

关光烈的性格还是很磊落的,他与张万年在127师共事期间,曾是一对好搭档,彼此有过不少帮助。关光烈实事求是地对审查人员讲:张万年同志是个很好的师长。据我所知,在这件事上他没有犯任何错误,希望组织能够调查清楚。虽然关光烈是“戴罪之身”,但作为当事人之一,讲话还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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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直接证词,加上武汉军区新任司令员杨得志将军的帮助,使得张万年最终恢复了清白,后来的军事生涯越来越好。1979年,张万年成为对越反击战的名将,立下赫赫战功,九十年代更是官至中央军委副主席。关光烈吃了教训,出狱后非常低调谨慎。他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洛阳龙门石窟附近开了字画店,晚年生活无忧。另外,张万年也对关光烈进行过关心,不管怎样,曾经多年共事的战友情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