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李翊云这位作家，始终是陌生的。
我之前从来没有阅读过她的任何书籍，无论是中文版的还是英文版的。
如果不是她的第二个孩子身亡的事件上了热搜，也许我根本不会注意到她。
搜了一下简介，才得知上天对这位作家实在太过残忍。
7年前，她16岁的大儿子自杀身亡，这一悲恸还未过去，就在前几天，她19岁的二儿子又被火车撞倒身亡。
年过半百，痛失两子。这种打击，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一切事情真相还没有浮出水面的时候，一些人就开始批判她，批判她出生在中国，却用英语写作，批判她屡次拒绝把自己的英文小说翻译成中文。
（直到2023年11月份，她才首次授权将她的英文小说《我该走了吗？》译成中文出版。）
我下意识地想，这位作家这么做肯定有原因。
于是，翻来了GQ一个月前对她的一篇专访文章来看。
原来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的李翊云，从小有一个控制欲强的母亲，和一位隐身的父亲。
“歇斯底里的母亲+沉默的父亲”这是许多东亚家庭的经典组合，也是许多东亚人童年创伤的源头。
根据李翊云的自述，她的母亲强烈的控制欲和情绪化的性格给她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明明母亲在外人面前是一位受人尊敬爱戴的语文老师，回到了家却成了一个暴君和孩子的混合体。经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然后大声哭泣。
更甚的是，母亲还会经常翻看她的日记。
为了抵抗母亲这一行为，她发明了一种加密写法：看到鸟，偏偏写云、写天。
从这时候开始，她就开始隐藏真实的自我。
后来，她是英语彻底阻挡母亲对她的窥视。
因为她母亲看不懂英文，所以她开始用英文写作，并由此获得了部分自由。
之后，她定居美国，彻底逃离了母亲和母语。
但是，这种“被窥视”的恐惧始终伴随着她。
于是她在小说写作中隐藏真实的自我，甚至想在在潜意识里篡改自己过去的记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确成功了。“李翊云发现，哪怕在梦里，当她回到儿时的北京，里面出现的熟悉面孔也说着英语；她记得美国教授打来的长途电话，却不记得和姐姐在某个新年前夜在电话上聊了什么。”
这种隐藏真实的自我的写作方式也给她带来很大的社会成就。
2010年，她被《纽约客》评为最值得关注的年轻作家之一。
但是两年后，她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她再也无法写作。
如果说，当初母亲的控制欲令她窒息，那么之后，她对自己记忆力的压制同样令人窒息，你能感觉她好像给记忆上了一把锁，要把过去的记忆牢牢锁在里面。
但是，只要有一些蛛丝马迹，过去的记忆就会卷土重来，洪水般的淹没了她，最终令她精神崩溃。
其实，她用英语写作除了是一种为了逃离母亲掌控的自救，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陌生的第二语言给了她自信。
在外界看起来云谈风轻的她坦白：一旦进入“我”的叙事中，我的信心就会土崩瓦解。
当她的抑郁症渐渐好转之后，她写了一本自己抑郁经历的书：《亲爱的朋友》。
在书中，她袒露“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无法抗衡那种空虚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你什么都不是”。可见，原生家庭的创伤完全摧毁了她的自信心。
至于这种原生家庭的创伤给她成年后组建的的家庭以及她的两个孩子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只知道，在她换上严重的抑郁症时，她的大儿子11岁，她的小儿子7岁。
2017年，她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刚出版几个月后，她16岁的大儿子自杀。
一直避而不谈此事的李翊云，两年后，决定不再继续那种隐藏真实自我的写作方式。
这期间，她写了一本书《理性终结之处》，书中是一个用英文写作的母亲和一位16岁的儿子在自杀之前的数次对话。
这是李翊云第一次用这种“自传式”的方式写作，她以这种方式直面大儿子的死亡。
也许，人可以一段时间靠虚构的自我生活，但是没有办法一直扮演虚构的自我生活。
有时候，生活会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迫使你面对自我。
这就是生活的残忍之处，也是个人的无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