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6年,日本孝德天皇颁布诏令进行大化改新,全面向中国唐朝学习,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推动国家从奴隶社会向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过渡。随着中日两国贸易交流不断加深,大量唐钱开元通宝输入岛内,由此开启日本的货币时代。日本古代金属铸币发端自7世纪下半叶,最早的铜币是出土于奈良县飞鸟池遗址的富本钱,同时期还有一些表面贴银片的无文银币。

公元708年,武藏国进献秩父郡山中发现的自然铜,元明天皇改年号为“和铜”,当年开铸和同开珎。这是公认日本官方发行的第一种法定货币,银铜两铸,文字、形制、工艺都模仿唐开元钱。此后天皇政府又接连发行了等十一种铜币(以及金银币各一种),它们与和同开珎一起共称“皇朝十二钱”。由于当时技术还很落后,随着自然铜、氧化铜等易冶炼的资源日趋枯竭,铜产量逐年减少,开始熔旧钱铸新钱。钱币尺寸变小,含铜量越来越低,质量远不如前,加之政府不合理的定价策略,使得社会大众对皇朝钱的信心崩塌。公元958年,日本政府停止铸币,之后一直到到室町末期,①六百余年都没有铸过自己名号的铜币,即使到后来冶铜技术发展,开始对周边国家输出铜材时也依然如此。这段时间日本学者称之为“公货不在时代”。

“公货不在时代”日本流通领域充斥着中国铜钱,这些海外“渡来钱”通过赏赐、勘合贸易和民间私自交易流入岛内,极大填补了官方法币断铸之后的空缺,推动当地货币经济发展走向成熟。16世纪中期,中日朝贡关系结束,中国停止向日本输出铜钱。日本社会流通货币不足,好钱被富人们大量囤积,市面上通行的多是一些劣钱,各种名目的金银铸币开始出现。公元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开始着手改革币制。1606年铸“庆长通宝”铜钱,1617年铸“元和通宝”铜钱,1626年铸“宽永通宝”(古),1636年起在全国多地设立钱座大铸“宽永通宝”(新)。这期间多次颁布“撰钱令”②,对市面上流通的铜钱进行整顿,限制使用以永乐通宝为首的中国钱,中国铜钱因此逐渐退出日本流通领域。公元1670年,幕府下令禁止“宽永通宝”之外的一切铜钱使用,日本币制统一并彻底独立。

关于鐚钱

据日本境内考古发掘统计,中国“渡来钱”主要由唐、宋、元、明钱组成,其中北宋钱占绝大多数,明钱次之排第二。它们都是小平钱,青铜质地,没有折二以上的大钱和铁钱,这可能与当地的使用习惯有关。从周边一些海底沉船遗存来看,输入铜钱中本来也有大钱,到岸之后大概都被回炉了吧。

借助中国铜钱的高信用,日本国内也仿铸了一些中国年号的“鐚钱”,其铸造来源包括民间以及地方豪强势力,数量远少于“渡来钱”。“鐚钱”又称“地钱”,日本解释为本国所产工艺粗糙、铜质不佳的私铸钱,实际也有一些质量尚可的品种。九州的筑前、加治木、长崎等贸易口岸是主要的铸造地,这些地方在当时有大量中国海商聚集。日本钱币界将“鐚钱”视为本国古代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十分深入,总结出一套通过铜质、形制、文字、工艺来区分“鐚钱”和中国“渡来钱”的方法。如吉田昭二所说:“日本的古钱收集家,如不能区别这种鐚钱,是不能算作古钱家的。”

“鐚钱”铜色灰白、红褐、玳瑁色都有,铜质普遍偏软。从工艺类型上划分,用中国铜钱为模直接翻铸的叫做“铸写鐚”,用中国铜钱加刀再翻铸的叫做“加刀鐚”(可能是为了母钱易于拔模,文字常有断笔或变形),完全新作母钱铸造的叫做“改制鐚”。一些可能是由不理解汉字的工匠制作、钱文书体混乱的“岛钱”,被认为是最早期仿铸的产物。多数“鐚钱”面文模仿中国宋、明钱,其它如唐开元、金大定、元至正之类也有涉及。仿造宋钱的品种很多,如“叶手元祐”、“天下手祥符”、“山头手景德”等等(这里日文手是类的意思)。仿明钱年号最晚到嘉靖,本文所述“加治木洪武”和“中正永乐”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名物。

其酋长喜中国古书,不能读,不识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已。亦用铜钱,只铸洪武通宝、永乐通宝,若自铸其国年号则不能成。③ 明·朱国祯

加治木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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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年间施行海禁政策,中日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虽也有以铜钱赏赐日本来访僧人的记录,④但洪武通宝大量流入日本是在永乐朝以后的事情,在流通中的地位也不及永乐通宝。公元1485年大名大内政弘颁布的“撰钱令”中规定,“鐚钱”只有永乐、宣德可以流通,洪武钱不允许使用。1500年室町幕府“撰钱令”允许使用洪武通宝,每一百文不得超过三十二文鐚钱。“加治木洪武”有的钱谱称“梶木洪武”,⑤钱背分别有加、治、木三字之一,代表九州大隅国加治木地区,如此做法之前未曾有过,显然是受到明铸洪武记地钱的影响。通常认为,“加治木洪武”是当地私铸用于对外贸易的铜钱,时间大约在永禄、天正以后,最晚到宽永十三年(1636)结束。⑥本文开篇所引朱国祯关于日本仿铸洪武、永乐钱的描述撰写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⑦时间与此相吻合。另有一些资料将下限延至元禄年间(1688~1704),相当于清康熙时期。

加治木靠近九州鹿儿岛海湾,属战国大名岛津氏领地,当地还有一座加治木城。公元1605年,岛津家第十六代当主岛津义久在加治木的春日寺祭祀父亲岛津贵久(法号大中庵),铸大中通宝背治钱作为上梁供奉品。这些新铸的大中钱没有以明大中通宝作为模本,而是用本土的洪武背治钱变造面文后翻铸而成。名古屋古泉会研究资料称,大中新钱其后还进入流通,与洪武钱并行铸造,已经习惯使用洪武钱的通商口岸不太愿意接受这些新钱。⑧这次改铸看来并不成功,留存至今实物寥寥无几。

“加治木洪武”总体存世数量很多,版式变化繁杂,被日本古钱家视为学习进阶必须研究的品类。它们中绝大部分是用明洪武通宝做模改范加铸背文,借用的明钱本体包括浙江版、福建版以及一些中期的洪武光背小平钱。还有一些是重新制作母钱的“改制鐚”,文字书体与明钱没有直接联系。洪武背治钱最为常见,铸造精度优劣不一。洪武背木钱很难得,有“大木”、“小木”、“草木”等变化。洪武背加钱极罕见,系利用浙江洪武小平改制,背文草书“加”字在穿右笔力不俗(背上加者见有拓片真伪存疑)。几乎所有日本古泉谱都评价它为大珍,安达案生在其编撰的《穴之细道》中说:“至于背加,是古泉家渴望的屈指可数的大珍品,仅凭这一件就可享誉全日本。”⑨

中正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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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继位,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向明朝贡,成祖册封他为“日本国王”,并赐勘合进行贸易。中日关系一改洪武时期的窘境变得融洽起来,明朝以铜钱赏赐日本来使成为惯例,数量也越来越多。

永乐六年(1408)京师(即后来的南京)开铸永乐通宝,九年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钱。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禁止使用铜钱,只有安南特批允许自铸自用。这项禁令自洪武二十七年(1394)开始实施,一直到英宗正统年间才驰禁。中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明朝铸永乐通宝主要是用于对外贸易和交流,兼顾宣示国威、怀柔远人的帝国名片作用。从铸地分布也能看出端倪,京师宝源局自不待言,江西是明初主要的铜产地,浙江、广东、福建都是明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所在地,其中浙江宁波市舶司专为日本所设。自此,天量的永乐通宝随着马队、商船以及郑和宝船去往亚洲各国,甚至不远万里到达美洲和非洲。

永乐通宝流入最多的还是日本,在经历一段适应期之后,成为日本社会最受推崇的标准货币。一枚中国官铸永乐价值等同于其他一般钱四枚甚至更多,一贯当黄金一两。⑩《大献院殿御实记》云:“日本自中古以来皆通唐之泉货,中国年号尤以明之永乐钱在日本普遍通用,售田与人皆称地值永乐钱几贯,甚者单言一永字即为钱之代名词。”至于织田信长的永乐通宝军旗,更是广为人知的典故。永乐钱在日本持续流通两百余年,直到庆长十三年(1606),为保障新铸的庆长通宝顺利通行,德川幕府下令禁止使用永乐通宝,终于结束了它在日本的铜币王者地位。

“中正永乐”是日本仿铸永乐通宝中最受推崇的名品之一,据传由日本访明僧人仲芳中正所书而得名,铸造时间大约在天正至庆长年间,对应中国的万历时期。它的铜色青白,钱文笔画纤细,形制工艺中规中矩。与明永乐钱文庄重大气的馆阁体意趣不同,“中正永乐”书风秀丽隽永,在同时期的“鐚钱”中鹤立鸡群。此外还有一些文字风格与之相近的品种,统称“中正手”。古代中日两国交往过程中,佛教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随着中国文化的引入,中国书法也在日本落地生根,这其中一些名僧的引领和传播功不可没。平安时期入唐的僧人空海号称日本“书圣”,他在中国学习佛法,同时研习晋唐书艺,将大量唐人书迹、法帖带回日本。之后历朝历代,有很多善书的僧人往来于中日之间,各时期中国书法风格的变化无不影响到日本的审美风向,日本也在模仿、学习过程中创造出具有自己风格的“和样”书法。

日本出版的《日明勘和贸易史料》中收录有一则轶闻,讲僧人仲芳中正应永八年(1401)受命随使臣出访中国,恰逢明永乐帝即位改元,成祖欣赏他的书法,命其试笔御书院,写下永乐通宝四个字,并把它们铸到铜钱上。⑪这个故事被很多文章引用,当作中日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进行解读,却很少有人探究它的真实性。关于日僧仲芳中正访明的经过,清代出使日本参赞官黄遵宪编纂的《日本国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后小松帝应永八年,准三后源道义(时义满让职其子,削发称道义)遣使肥富及僧祖阿于明,上书并献甲、铠、剑、马、纸、髹器、黄金千两,还所掠人口。……九年,明建文皇帝遣僧道彝、一如赍诏书,并班《大统历》、锦绮。九月至,道义处之北山馆。是月,复遣肥富及僧中正上书,……明年十月至南京。时成祖既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往。将行,肥富等已达宁波,遂称贺即位。成祖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赍道义冠服、龟纽金章及锦绮、纱罗。……十一年中正等还,赵居任等随至。道义延之北山馆,旋遣使贺册立皇太子。⑫

《明太宗实录》里没有提到仲芳中正的名字,但对永乐元年八月命左通政赵居任等人出使日本,⑬九月日本使臣至宁波府,⑭十月接待日本来华使团,派遣使臣前往日本赏赐国王金印⑮等事件都有记录,与《日本国志》的描述基本吻合。从这些史料可知,仲芳中正到访中国是在明永乐元年,次年返回日本。此时距离永乐通宝开铸还有四年时间,成祖命他写钱文一事明显出于杜撰。以朱棣雄霸天下的个性,让一个外国人来书写自己帝国名片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或许是因为永乐钱在日本的传统地位过于崇高,日本文人希望在它身上加入本国文化元素来挽回颜面,才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吧。

小结

“加治木洪武”和“中正类永乐”是日本“鐚钱”中的佼佼者,它们身上所具有的某些特质,代表了日本社会货币独立意识的觉醒。“加治木洪武”主要用于对外贸易,输出对象包括琉球、吕宋、安南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在清代还曾和宽永通宝一起流入到中国内陆。在钱背加铸记地文字的做法开日本先河,可能是为了与其它一些加治木系光背劣钱进行区分,同时表明它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中正永乐”采用完全新作的母钱,以善书之人书写钱文,试图达到明官铸永乐通宝的高水准。如此繁复不计成本当然是为了牟取更高的利益,也彰显铸造者的财力和审美水平,想必不是一般的民间私铸可以企及的吧。

参考文献:日本历代政权通货发行史概要 (日) 细川孝行/《考古与文物》1994年50期
试谈以中国钱币为基础所模造的日本钱 (日) 吉田昭二/《陕西钱币研究论文集》陕西钱币学 会2001年10月
宋明时期中国铜钱大量流人日本的原因初探 周爱萍/《中州学刊》1960年30期
中国货币向日本的流入与影响 周爱萍/《中国钱币》1950年40期
明钱的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 王裕龚、王廷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04期
中日交流史上的永乐通宝(1408-1608)吴起/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论文 2014年
试析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中国观——以《善邻国宝记》所收外交文书为中心 朱莉丽/《社会科 学辑刊》2009年06期
中国书法在日本(上、下) (日)中田勇次郎/《文史知识》1996年09期,11期
《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研究》 周爱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日本历史中世时代的一个划分,名称源自于幕府设在京都的室町,上承镰仓时代,下启安土桃山时代。
2.撰钱令,日文中“撰”与“选”同,撰钱令是用于制定各种货币汇率,规范在流通中刻意支付劣币行为的法令。
3.《涌幢小品》卷之三十明·朱国祯/中华书局1959年11月
4.《明太祖实录》卷之九十: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朔,日本国遣僧宣闻溪、业喜、春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诏却之。时日本国持明与良怀争立,宣闻溪等赍其国臣之书达中书省而无表文,上命却其贡,仍赐宣闻溪等文绮、纱罗各二匹,从官钱帛有差,遣还。……先是,上赐日本高宫山报恩禅寺僧灵枢袈裟,至是,灵枢亦遣其徒灵照谢恩,贡马一匹。诏赐灵枢衣履及文绮帛各二匹,灵照钱一万文,绮帛各一匹,僧衣一袭,遣还。
5.《昭和泉谱》九州地方钱泉谱(日)平尾赞平/历史图书社刊昭和十九年三月
6.《长崎加治木系诸钱图谱》加治木洪武(日)增尾富房/穴泉堂发行昭和四十年四月,原文引用远藤佐佐喜和濑尾向陵亭论述,永禄(1558年-1570年),日本正亲町天皇年号,天正(1573年-1592年),正亲町及后阳成天皇年号。
7.同注4,《涌幢小品》始撰於万历三十七年(1609),天启元年(1621)完稿。
8.《大隅国加治木村所铸·洪武及大中钱泉谱》加治木大中钱的种类/名古屋古泉会编
9.《穴之细道》(日)安达岸生/颂文社昭和四十六年九月
10.《日本国志》卷五邻交志上二(清)黄遵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庆长十一年,德川秀忠为将军,禁用永乐钱,犹用京钱。京钱,汉古杂钱也。足利氏时,屡乞钱于中朝,永乐钱铜质纯良,流通全国,以一当古杂钱四,一贯当黄金一两,而民间往往争取斗讼,沿用盖二百余年,至是停之。
11.《日明勘和贸易史料》(日)汤谷稔/国书刊行会1983年,补庵京华前集·诗江山小隐图诗后:应永辛巳,(仲芳中正)从国使而南游,盖奉均命也,时大明永乐纪元也。于是乎,我使者不通华言以牍奏对。天子以老人(仲芳中正)善于笔札,试御书院,遂命老人书永乐通宝四字,铸之铜钱。(应永,日本后小松天皇年号,辛巳对应明建文三年)
12.《日本国志》卷之五邻交志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3.《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二:永乐元年八月,己未,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使日本国。赐居任、洪各纻丝衣一袭,道成金襴袈裟及僧衣、锡杖、如意、净瓶、钵盂各一事,仍赐三人各钞十锭、铜钱一万文。
14.《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三:永乐元年九月,己亥,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国遣使使入贡,已至宁波府。
15.《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永乐元年冬十月,乙卯,日本国王源道义遣使圭密等三百余人奉表,贡马及铠胄、佩刀、玛瑙、水晶、琉黄诸物。赐圭密等文绮䌷绢衣并钱钞、纻丝、纱罗有差,赐其通事官带,命礼部宴之,仍命遣通使□圭密等往赐日本国王冠服、锦绮、纱罗及龟纽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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