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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谦(1956年12月—),又名谢不谦,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年攻博,没有今日这些荒唐无聊的要求,全副精力就集中在学位论文上,提前完成初稿,交导师启功先生审阅。半月后,启先生笑咪咪点评:“论文写得很有趣(不谦按:不说很有开拓很创新),做些修改(毛笔圈点),补充些材料(举证),即可定稿。”我唯唯。启先生又说:“你的字,可写得不怎样啊。有些字太潦草,我都认不出来。”指点若干处,连我自己也辨认不出来。最后叮嘱:“不谦啊,你得好好练一练字!”我唯唯。

然后日夜奋战,两个月后交出定稿,一笔一划,一丝不苟,虽然笨拙,但小学生都认得。启先生笑咪咪问:“你想申请提前毕业?”我点头道:“启先生,您看我都老大不小了,想早日回成都,与妻儿团聚。”启先生扳着指头想想,商量似地说:“就定在明年元月中旬?”然后在我的答辩申请表上签字画押。然后中文系与研究生院审查我的学位课程等,也一路绿灯。

我就去打印论文,寄送校外专家评审。因我系提前毕业事出非常,启先生担心评审表不能及时返回,延误我答辩,就亲书短柬一封,让我复印若干份,随论文寄出。信写得很恳切也很直白,信末曰“所附评审表,请于某月某日前掷还”云云。记得启先生握笔沉吟片刻,才写下“掷还”二字。我想“掷还”也许比“寄回”更有感召力,因为,京内外评审表,皆提前回笼。

前排左起:邓魁英、启功、聂石樵 后排左起:谢谦,刘石,吴龙辉

收齐评审表,去见副导师聂石樵先生。聂先生说:“不谦,你的论文不是论文学,却偏重历史文化,请谁来答辩,得请启先生定夺。”我很忐忑,见启先生就说:“启先生,我心里好紧张啊!”启先生还是笑咪咪:“紧张什么?”我说:“我的论文是考史,听说史学专家都忒严肃,喜欢提怪问题,我咋能不紧张?”

启先生“哦”一声后,讲起一件往事:前些年,师大历史系教授赵光贤先生,让启先生出面,请中华书局编审杨伯峻,来主持他的研究生答辩。杨老先生连珠炮,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问得该生张口结舌狼狈万状。坐在答辩席上的赵先生,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冲杨老先生吹胡子瞪眼:“你以为你有学问,干脆问我得了!”杨老先生一愣,回过神,也吹胡子瞪眼:“明明是你自己请我来主持答辩的!你这是什么态度?”提起拐杖猛敲桌子:“我是答辩会员会主席,我不通过!”说完,拄着拐杖,愤然退场。

可怜该生竟未能如期获得学位。赵先生找到启先生诉苦:“启功啊启功,你怎么跟我请个书呆子来啊!”启先生狡黠一笑:“他不是斥人家杨伯峻是书呆子吗?我这回有个好主意,就请他先生来做你的答辩主席。如何?”竟摇头晃脑,哈哈大笑:“嘿!看他赵光贤是不是书呆子!”

赵先生是著名秦汉史专家,四十年代辅仁大学研究生,师从陈励耘先生,当然不可能是书呆子。当日晚上,即怀揣论文,去拜见赵先生。赵先生面孔清癯,胡须飘飘,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与启先生性格迥异。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在这位大专家眼中,绝对是野狐禅。心中惴惴,呈上论文,向他请教。赵先生随便翻翻目录,抬起头说:“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秦汉史,有意思。”不带感情色彩,也不知是褒扬还是批评。

随后去城里某街某号拜见张政烺先生。张先生在考古学界大名鼎鼎,但已垂垂老矣,行走都须搀扶,但却谈笑风生,见我面就问:“听说启功现在写一幅字就是上千上万?还捐了一百万?”我说我不知道,小心翼翼地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答辩?”张先生爽朗地说:“没问题!”又去北大朗润园拜见陈贻焮先生,陈先生把我论文放在茶几上,连声说:“好好。又能跟元白先生一起饮酒论诗了!”三先生皆已作古,但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

答辩前三天,请系办公室联系校车,接送校外专家。办公室王主任说:“何必我们出面?就说是启先生用车,他们保证随叫随到。”我就去校车队找到队长,以第三人称,说是启先生博士弟子答辩须用车。果如王主任所言,队长不仅爽快答应,还主动问需要多少辆。我说两辆足矣,队长就说他亲自出马,再安排另一老司机。答辩当日,师弟刘石和同系高丙中分兵两路,接送张、陈二先生。

回来,刘石告诉我,启先生封了两个红包,每人二十元,让他上车前送给车队师傅,嘱咐道:“这是咱私事,不能让人家白辛苦。”后来得知,按学校规定,以启先生副部级以上官品,校车可随意调遣;但即使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只要用车,启先生必给师傅小费。刘石感慨:别看启先生表面马大哈,其实他内心很懂人情世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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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启功、曹道衡、赵光贤、张政烺、陈贻焮 后排左起:聂石樵、邓魁英、韩兆琦、谢谦

答辩前夕,成都幽默大师陈永宁,下海赚钱,来京,邀狮山老友共聚北师大“实习餐厅”。他娃是个颤花,见美眉就精神亢奋,听说我翌日答辩,就说他要搞破坏。大家都惊讶:博士论文答辩,又不是舞会,咋个破坏?陈永宁笑道:老子动员一拨漂亮女生去旁听,绝对激发老先生的表现欲,抢着提问:“某本书读过没有啊?某问题,学术界是怎么看的?”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绝对把你娃问得瓜不兮兮。大家都说好主意。我笑道:“你以为天底下都是你这样好色的颤花?”陈永宁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跟我打赌:他花千元巨款,请不到百名美眉?那时人人见钱眼开,我不敢睹,就猛灌他二锅头,灌得他昏天黑地不知今夕何夕。翌日我答辩完毕,送走答辩专家,去师大招待所,他娃还躺在床上,说是浓睡不消残酒。

且说答辩当日,1991年1月17日凌晨,我奔赴答辩战场前,美国已抢先向伊拉克宣战。老布什虔诚地说:“希望美国公民暂停工作五分钟,向上帝祈祷……”两场战争同日打响,不知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全世界关注海湾战争,但我关注的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上午八点半,校内外答辩专家陆续赶到。一个个神情凝重,端坐答辩席上,空气紧张。副导师聂石樵先生走过来,关心地问:“不谦,准备好了吧?”我尴尬地点点头。

九点差一刻,启先生来了,看也不看我,只是双手抱拳,向校外专家致意,然后坐在答辩席最靠边的椅子上。当年没有回避制度,所以,导师副导师皆来扎场子,给我壮胆。答辩开始前,启先生笑咪咪问我:“打起来没有?”我发愣,刘石赶紧提醒:“美国打伊拉克!”我即兴高采烈地朗声回答:“打起来了!”全场哄笑,答辩委员也个个忍俊不禁。然后收敛笑容,开始提问,折磨我近三个小时。

当年博士还是稀有动物,论文答辩,非同寻常。校报特派记者前来,不断闪光拍照,一周后,校报即登出我提前答辩的消息,并配发现场照片。且说我答辩,词不达意,破绽百出,一会儿京腔,一会儿川话,双语交替,狼狈不堪。聂先生眉头紧锁,生怕我不能过关;启先生却笑容可掬,东张西望,像学前班顽皮的娃娃。时过十二点,答辩主席赵先生,还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对我“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观点大加质疑,我反复陈述,引经据典,却不敢强辩。启先生始终笑咪咪看着我,看我理屈词穷大汗淋漓,就回头对赵先生说:“儒教是不是宗教,下面交流?”赵先生一笑,好像在问:“我是书呆子?”赵先生绝非书呆子,他的质疑启发了我很多思想。三年后,我撰写《儒教: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一文,载中华书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后被任继愈主编的论文集《儒学问题争论集》收入,学界至今引用,皆得赵先生之赐也。

左起:启功、韩兆琦、曹道衡、赵光贤、张政烺、陈贻焮

答辩完毕,午餐,吃不吃饭?这在当年,却是个前沿课题。系上说不请专家吃饭,因没这笔开销,都是答辩完毕即走人。当然,绝不可能让学生掏腰包。那有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聂先生说:“咋办?”启先生说:“中国人,哪有请客不吃饭的道理?”答辩前夕,就让师弟刘石去安排,说是“菜要好,价不必论”。答辩投票后,刘石前面开路,启先生、聂先生与校内外专家尾随其后,当然还有我,步行到师大门外北太平庄某餐厅,饕餮一顿。记得那天,启先生微醉,畅论诗书画与文物,校外专家兴趣盎然,我一句也没听懂。最后,启先生摸出一叠钞票,笑咪咪,买单。

十六年过去了,至今唯一记忆:博士论文答辩,我未花一分钱。

附记:写到最后(“明清书话”:本文写于2005年),不知如何结尾。突然记起,1989我和师弟刘石去见启先生,他去里屋,拿出两迭钞票,塞给我们,说:“赶快逃命吧!”我说:“无须这多钱。”启先生正色道:“全带上!北京到四川,千里万里!”他可能是抗战中逃难的印象。启先生,平时嘻嘻哈哈的启先生,却握住我们的手,神情凝重地说:“太平时再见!”启先生,写到这里,学生怎能不热泪纵横?

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

再附记:师弟刘石告诉我,启先生(注:2005年)去世,有挽联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启功例外。启先生是人,能无缺点?我就和刘石想来想去,最后结论:无论旧道德新伦理,以我们的水平,公德私德,真找不到先生的缺点。

记一事:先生与师母相濡以沫,但在师母魂归道山时,先生连自己的一间房子也没有,寄住师母姐姐家。师大中文系派人送去50元钱,先生感动感慨,说一辈子都要报答。而在生前,捐资数百万,以恩师陈垣先生名义设立助学奖学金。任教四川大学16年,阅人无数,什么大师皆狗屁!怀念先生。唯一能让先生安慰的是:您的不肖弟子,谢不谦,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不能辱没先生的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