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熬苦盼总算熬到的1970年的冬季,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到春节了,我们知青点的十一名北京知青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心里能不高兴吗?

我们是1969年1月中旬离开北京来到的陕北延川县李家沟插队落户的,在陕北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生活的苦和劳动的苦我们基本都尝遍了。要问我们在陕北插队落户的切身感受,那就是两个字:苦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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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1970年的春节我们是可以回北京过年的。可就在我们准备回北京过年的时候,上级突然传达了口头文件,号召我们在陕北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就地过年,上级的要求是让我们北京知青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以此来加深彼此的感情,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情别提有多难受有多失望了,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离开父母两年了,真得很想念亲人很想念父母。我们回家探亲的礼物都买好了,还有乡亲们送的红枣和粉条。

虽然只是口头传达下来的信息,可大队书记韩明渠也明确告诉我们都不要回北京过年了,他还答应到时给我们知青分猪肉,他亲自和我们一起过年。我们都不死心,借故去邮电局往北京邮寄土特产,几个人一起结伴去了县城。

到县城一打听,确实有这么回事,长途汽车站都接到了通知,不准卖给我们知青回北京方向的车票。无奈,我们把一部分土特产寄回了北京,留下了一部分准备过年的时候自己吃。

不能回北京过年了,当时队里也没啥农活,大队书记韩明渠就组织一些嗓子好的老乡和我们知青一起排演节目,陕北老乡唱信天游,踩高跷,我们北京知青唱革命歌曲,还排演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片段。有了这些活动,我们想回北京过年的愿望也就不那么强烈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韩书记果然让李队长给我们知青送来了一块猪肉,我数了一下,有五根排骨,提起来掂了掂,足有八九斤重。有了这么大一块猪肉,过年时我们就能美美吃一顿了。

那天一大早,李队长就他让婆姨帮我们发了两盆白面,要过年了,就算再穷,也要吃几顿白馍。李大妈(李队长的婆姨)还说要帮我们蒸一锅枣花馍,她把红枣在家煮好了再拿过来。

最后那锅枣花馍出锅的时候,已到了晚饭时间,捡出热气腾腾的枣花馍,李大妈放到碗里三个,让我们端到窑门口的供桌上,给神灵上供,敬畏天地,是淳朴善良的陕北人民祖辈传下来的习俗。

李大妈帮我们蒸白馍、蒸枣花馍忙活了一天,我们原本想留李大妈在我们知青点吃晚饭,李大妈却笑着说:“哈呀!这点小事情,不用吃饭哩。”李大妈说完,匆匆忙忙回他家做晚饭去了,她连一口水都没喝我们的。

腊月二十九那天刚吃过午饭,李大妈给我们端来了一大碗剁好的羊肉馅子,她笑着对我们说:“我家买的羊肉多,剁了半盆肉馅,给你们端来一碗,年三十你们好包饺子吃。”

近两年的时间里,李队长一家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和关爱,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李队长一家人。为了对李队长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我和周茂祥专程跑到公社供销社,给李队长买了两瓶烧酒和一条纸烟,还有半斤糖块和几挂鞭炮。李队长的孙子特别可爱,他天天都长在爷爷奶奶家,我们也特别喜欢他。

除夕那晚,韩书记没到我们知青点和我们一起过年,我们知道他不光是大队书记,还是一家之主,人家一家人也要一起过团圆年,我们不怪他。

快要吃年夜饭的时候,李队长端着一碗油糕来到了我们知青点,他把那一碗油糕放在窑门口的供桌上,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口中还念叨着保佑北京娃娃们平安的话语。那一刻,我们心里虽然感觉有点发毛,但更多的还是温暖和感动。那顿年夜饭,李队长只喝了两盅烧酒,没动筷,说了几句过年的吉祥话,还安慰我们不要想家,然后他就回家去了。李队长也是一家之主,一家人还等他吃团圆饭哩。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十一名北京知青都穿上了新衣服,拿着烟酒和糖块鞭炮就去了李队长家,大年初一,我们一定要第一个给李队长和大妈拜年!表达我们对李队长和大妈的敬意和感激,在陕北,李队长和李大妈是我们知青最亲的人。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对我们也很关照,乡亲们都是我们的亲人。

县委申书记和北京知青在一起(图片来源网络)

看我们来拜年了,李队长和大妈特别高兴,很热情地让我们到窑里坐,李大妈端出红枣炒瓜子(南瓜子)让我们吃,李队长在炕席下面摸出一个用旧布缝的钱包,掏出钱来给我们发压岁钱,一人两毛,谁不要都不行,大妈还要留我们吃午饭。

我们离开李队长家的时候,李大妈把我们吃剩下的红枣和瓜子都装在女知青的衣兜里,李队长问我去韩书记家拜年了吗?我摇摇头说:“他家在三队,我们就不打算去了。”李队长啥也没说,笑着把我们送到院门外,一直目送我们走下他家的土硷畔,走上了坡下的那条小路。

刚过完春节那两天,我们到贺家川和董家坪看望了几位好同学,大家还结伴一起去了一趟县城。那个春节我们虽然没回北京,可大家并没有感到太失落太难过,因为光李家沟就有二十多名北京知青留在当地过春节(也有一部分知青绕道山西或通过其他途径回了北京)。

过完破五(正月初五),乡亲们基本都串完了亲戚,韩书记就开始组织我们知青和各生产队的文艺骨干为乡亲们表演文艺节目。每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我们知青合唱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文艺表演一直持续到元宵节,元宵节那天还演了夜场,我们表演的《红灯记》片段成了压轴节目,最热闹的是乡亲的踩高跷和闹红火(闹秧歌),让一向腼腆害羞的女子婆姨们也参与其中,就连平常不太出门的大妈大婶,也都跑出来看热闹,虽然没有明亮的灯光,只有几盏昏暗的马灯和火把,还是把正月十五傍晚的演出推向了高潮(那天月光皎洁,特别明亮)。

那个春节我们过得很充实也很快乐,排演文艺节目愉悦了我们的生活,也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我们是一举两得。特别是能和乡亲们一起互动,也拉近了我们和乡亲之间的关系,我们和乡亲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文艺表演结束后的第二天,韩书记来到我们知青点,表扬了我们一队知青的精彩演出,还感谢我们说:“大年初一那天,你们让李队长给我送去的烟酒我都收下了,你们想着我,我很高兴,以后谁有什么困难,就去找我韩明渠,只要我能办到,就没二话。”韩书记还说,我们排演文艺节目受苦了,让队里给我们知青每人五天的工分。

当初我们都觉得韩书记是李家沟的一把手,怕他摆官架子,我们北京知青对他都不是那么热情,没想到韩书记也很淳朴很善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我们把他想歪了。

1971年的端午节那天,韩书记用水桶给我们知青提来半桶热乎乎的黄米饭(粘小米),里面还有红枣和小豆,每人大半碗黏米饭外加一个煮鸡蛋。韩书记说端午也是节,去年除夕那天他大哥和他三弟都在他家过年,他没能陪我们一起过除夕,端午节他陪我们一起过。

那天韩书记也吃了半碗黏米饭,还吃了我们的一个玉米面团子,就他一人碗里没有煮鸡蛋。我想把我碗里的煮鸡蛋给韩书记吃,他笑着说:“你吃,我在家吃过哩。”

一晃就到了1973年夏天,厂矿企业开始在我们知青中优先招工,那年我们李家沟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去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考虑到我是知青点的小组长,又是团员,韩书记就推荐我去供销社工作。我觉得我是组长,又是男生,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女生。韩书记对我的做法很满意,他就让一名体格弱小的女知青到供销社当了售货员。

过了不久,我们公社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那年推荐工农兵学员要增加文化课考试,好多插队知青都好久不摸课本了,在学校学到的那点知识基本都忘光了。韩书记知道我平时爱看书学习,他就替我争取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并鼓励我好好去考试,可不敢白瞎了这个名额。

那年,全公社就我一人通过了文化课考试,也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我成了李家沟第一个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顺利踏进了高等学校的大门。

离开李家沟的头一天,李大妈(李队长的婆姨)包了羊肉馅扁食为我饯行,那天李队长还把韩书记请到他家一起吃饭。韩书记离开的时候,硬是塞给了我两块钱,说让我到了学校买本本。

离开李家沟那天,是李队长帮我挑着行李一直把我送到的公社汽车站,李大妈给我烙了白面饼,李队长又给了我两块钱。我不要,李队长生气地说:“你这娃娃可是咱李家沟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这钱不多,你拿上,路上喝碗水,不要就是嫌少哩。”

带着乡亲们的祝福和鼓励,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插队落户生活了四年多的李家沟,回到了北京,后来成了国家干部。

我再次回到李家沟时,已经是2012年冬季了,那时我刚退休。回到第二故乡,看到了老队长和老支书苍老的面容,我禁不住泪流满面。那年老队长八十七岁,老支书八十三岁,他俩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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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过了不久,老队长就去世了。2013年初冬,八十四岁老支书也与世长辞了。现在再回第二故乡,我只能是给老队长和老支书上坟扫墓了。我最后悔的是之前的日子里,没能多回去几次看看乡亲们,看看可敬的老队长和老支书。好在之前我常给他们寄钱寄物品,要不然,我得后悔死。

过节的日子,我又想起了第二故乡的乡亲们,想起了老队长和老支书,我把曾经的这段知青往事讲出来,也算是对老队长和老支书的怀念吧。有生之年,我会经常回去看望乡亲们的。陕北,将是我今生都不会忘记的地方。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曹运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