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康德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他出身的德国小镇，却能写下了哲学史上著名的“三大批判”，我们会明白，也许正是在哥尼斯堡小镇每个仰望头顶星空的夜晚，宇宙星空的璀璨神奇和博大深邃给了康德哲学上无与伦比的启迪。
这种心契幽微，异代诗人亦有同感。“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屈原《天问》为几千年中国史写下了向星空探索求知更是向人生和宇宙发问的第一篇。其实，在诗人发问的许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天文学的积累。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的许多科学技术其诞生和发展都有着很强的实用目的，天文学也不例外，它常常是和历法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最早期，天文学的产生发展也得益于占卜这个古老传统的襄助。
今天对古代占卜术的了解，一般就是卜筮之法，也就是白居易说的：“钻龟与祝蓍。”即用龟甲和蓍草，甚至可以说主要是用龟甲来占卜，比如说看龟甲的裂纹等来预测吉凶祸福。然而，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还有另一种占卜方法，即宿占，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的占星术。
占星术是我们都听说过的，比较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天上的星象，包括星宿、星座以及日月的位置、运行和变化等一切现象，都能够与古人生活的现实间产生对应的联系。比如古人认为水星逆行、日食月食、太白袭月、紫微星黯淡等等星变现象，都有着不好的寓意，象征着人间即将发生、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灾祸，古人认为这是上天给予的某种启示。
当然，这颇有迷信的成分，而且时常显得荒诞不经，从长远来看，观测天象以应人间世象，也很大程度地阻碍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在中国天文学初创阶段，星占之术或者说星占的观念颇有促进之功。并且，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可以说是在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阴阳，我们都知道指的是阴、阳二气，古人认为世间一切万物都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形成的，这当然有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芒在闪烁。运用阴阳学说，中国古代形成了《周易》，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的两仪就是指一阴一阳，八卦就是阴阳二爻配合形成的八种卦象，以应世间的八种物象——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后来又觉得八卦不足以表示所有物象，就重之而作六十四卦。然而，《周易》的画风在后来学者们的解释中就慢慢跑偏成了谶纬之学，违背了它哲学著作的本义。
至于五行学说，与星占的关联就更为密切。五行，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这五种元素从另一个角度构成了万物运行变化，后来司马迁出于他“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特地在《史书》中作了《天官书》一篇，并将地上的这五种元素与天上的五颗行星相配合，又经过《汉书·五行志》和《淮南子·天文训》等后世作品的进一步演绎和生发，五行学说变得越来越系统也越来越庞杂，还产生了五行相生相克说，五行学说与观测星象之间在当时的时代是很难相互脱离的。
告别这个神秘、蒙昧而又瑰奇的时代之后，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的另一个特点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常说天文历法，历法、算学与天文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比如说中国最古老的一本有关数学的书籍《周髀算经》，它就既是一本算数科学的书籍，同时又有关于天文测算的书籍，因为在当时，历法和天文测量都需要尽可能地精确，所以需要大量数学运算，也就由此推动了算学的发展，而算学进步又反过来推动了天文历法的进步。比如《周髀算经》里有句最有名的话：“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这是中国古代很长时间对天文学的核心观念。
当然，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对星空的探索，不过正像屈原一样，古老中国的诗人们对星空的浪漫想象也在一代代地进入更雄奇更深邃的领域。“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春星带草堂”之类的星空夜色已经惯看，李贺偏就不走寻常路，来上一句：“羲和敲日玻璃声。”谁说白昼的天空就不能想象呢？
（参考文献：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