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非洲地区,世界其他各地,都不约而同的有“史前大洪水”的传说,比如中国的大禹治水、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等等。

问题在于,亚欧美洲各地不同,很难在同一时间遇到大洪水,那么为何各地多有“史前大洪水”的传说,背后到底有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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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外学者有过不少研究,比如以下两个:

首先,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谭亮成,研究甘肃乌鸦洞石笋时发现,在距今4000年左右,黄土高原发生了持续约20年的极端强降雨事件。持续降雨,导致大洪水,于是才有鲧禹22年治水。科学研究的结论,与史书记载竟然高度一致。

其次,西方学者研究发现8000多年前,北大西洋巨大冰盖的融化曾使海平面大幅上升,导致黑海、地中海沿岸土地被淹,造成了14.5万农民迁移。英国学者克里斯·特尼认为,这些农民的迁移,将大洪水历史带到世界各地,由此造成世界各地皆有史前大洪水传说。

当然,受到一神教的影响,西方学者一贯是“一元观”,总要找出一个“唯一”源头,比如现代人起源、各种文化的起源等,非要认为只有一个源头。更为重要的是,黑海、地中海农民迁移导致世界各地的大洪水传说,背后暗藏的是“文明西来说”,而这与事实显然不符。

上述两个研究,或能解释单独地区的史前大洪水传说,就是谭亮成的研究或可以解释大禹治水的原因,冰块融化说或可以解释诺亚方舟的原因,但无法解释全球各地都有史前大洪水传说的原因。

既然不是持续降雨说、又非冰块融化说,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原因应与人类社会变革有关,即从穴居走向平原定居,往往就会遇到洪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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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不懂盖房,也没有能力盖房,只能居住在山洞等洞穴之中,以采撷、渔猎为生。因此,现代考古发现的远古人类遗址,基本都在地势较高的山洞之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水患对人类影响相对较小。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尤其是人工栽培农业的出现,于是就逐渐走向平原,也必须走向平原。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在水源更多的平原进行,于是人类就必须定居平原,而平原地区又容易出现水患。

也就是说,此时的人类,可以选择高处居住,但农业却会受到洪水影响。反过来说,就是水患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越来越大。

以中国考古看,史前大洪水可谓比比皆是,上古先民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与水斗”!

考古发现的湖南城头山遗址(上图),距今6000多年,被誉为“中国第一城”,不少学者研究发现此城最重要的功能是抵御洪水,而不是抵御敌人。

浙江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庞大水利工程(下图),但最终良渚遗址还是毁于一场大洪水,考古发现淤泥覆盖遗址就是证据。

湖北石家河遗址,被王城岗三期征服,极有可能是历史上的禹征三苗,该遗址地势较低,遭受过多次洪水冲击,如此选址的原因应与农业生产的需要有关。

河南山东的古河济地区,处于黄泛区,至今还能看到一些凸起的丘,部分地区淤积高达几十米。有史记载以来黄河决口就达1500多次、改道26次,那么史前黄河水灾次数肯定不会少。

由此不难看到,当人类发展出农业,定居平原之后,往往都会遭遇大洪水,这应该是世界各地皆有大洪水传说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史前很多大洪水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当人类进入某个时代后,某场大洪水被流传了下来,由此成为根深蒂固的历史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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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据此再看大禹治水的核心原因,不是为了治水而治水,而应该是农业生产的需要。

考古发现,在4000多年前,水稻种植已经进入山东河南一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龙山到二里头时代,河南地区的众多遗址,普遍开始种植水稻,其中新砦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走得更远,已经开始以水稻为主粮。

史书记载,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说明大禹在推广水稻种植(水稻需要大量淡水,但也不能太多)。孟子记载“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大禹治水之后是“人得平土而居之”。

考古与文献揭示了一种可能,就是大禹治水的真相或是一场大规模改造湿地沼泽、开发平原的活动,而这种工程量更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更符合当时的农业发展需求,故而新砦遗址与二里头才会以水稻为主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