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北平沦陷，百姓四处逃命。然而，又一个人逆流而上，冒死潜入被日军占领的清华园。
他就是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
而他拼死进入清华园的目的，就是为了存放在实验室的50mg镭。
这50mg镭不及指甲盖大，却是赵忠尧费尽千辛万苦从国外带回来的，对我国物理学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决不能落入日军手中。
好在，当赵忠尧进入实验室时，镭还没有被日军发现，他成功将其带了出来。
一走出清华园，赵忠尧立马找来一坛咸菜，将那管镭装入其中，又把自己打扮得灰头土脸，装作贫苦百姓逃出城。
出了北平，赵忠尧直奔长沙，马不停蹄地走了1400多公里，一直走到清华大学在长沙的临时校区。
然而，一个多月的跋涉让赵忠尧看上去与“乞丐”别无二致，以至于门卫不相信他是教授，拦着不让他进校。
就在赵忠尧与门卫纠缠不清时，梅贻琦校长恰巧路过，他看到衣衫褴褛的赵忠尧时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认。
而赵忠尧也同时看到了梅贻琦，他一下冲过去，死死抓住梅贻琦，激动道：
“我带出来了！我带出来了！”
正是这样一位无惧生死的科学家，培养了9名“两弹一星元勋”，改变了我国原子弹研究领域的未来。
然而，这样一名科学家却与特朗普的叔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人是如何相识的？特朗普的叔叔在我国原子弹研究历史中，又扮演者着怎样的角色呢？
这一切都与赵忠尧多次“远渡重洋”有关。
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1927年，赵忠尧还只是清华大学一名普通教师，但满目疮痍的国家时时让他感到无力和悲哀。
为寻找一丝出路，赵忠尧决定自费去美国留学，以期学得改变中国的技术，再为中国所用。
然而，求学之路并非一片坦途。
赵忠尧作为“外来者”，并没有受到教授密立根的器重，只分给他一些简单的课题研究。
起初，赵忠尧并不愿意做这些研究，他想做更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但密立根教授不以为然，觉得他太傲慢自负，想一步登天。
无奈，赵忠尧只能研究这些课题，但没成想真研究出了名堂。
在一次实验中，赵忠尧观测到了“正电子”的存在，这是物理学的重大突破，仅仅这一发现，就足以将赵忠尧捧上诺贝尔奖的宝座。
然而，当时赵忠尧名不见经传，再加上那个年代外国对中国人固有的轻视和偏见，使得他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受到重视。
7年后，与赵忠尧在同一所学校攻读的学生安德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正电子径迹”一说，瞬间引起整个物理学界的轰动，一举拿下诺贝尔奖。
等到诺奖颁发后，才有人注意到赵忠尧曾做过类似的实验，也有过相似的假说。
在人们的质疑下，安德逊承认他的研究是受赵忠尧的启发，参考了许多他的想法。
诺贝尔奖评委主任爱克斯朋也表示：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无法弥补的疏漏。”
然而，诺贝尔奖一经颁发，断然不会撤回，因此，赵忠尧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这不仅对赵忠尧来说是巨大的遗憾，对我国科研界来说也是一大损失。
但好在留学之旅并非全无收获，赵忠尧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也在国际学界站稳了脚跟，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可与尊重，归国后更是带领我国物理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为静电加速器奔波
1946年6月30日，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试爆原子弹，邀请各国名流、学者前往观摩，已经颇有名气的赵忠尧亦在其中。
当巨大的蘑菇云冲天而起，小岛发出犹如地震般的轰鸣声时，远处观众席上的人无不目瞪口呆。
短暂震惊后，所有人回过神来，纷纷站起身鼓掌，祝贺美国原子弹事业再进一步。
当欢呼与赞美充斥观众席时，赵忠尧内心五味杂陈。
他想到了我国原子弹领域的一片“荒土”，想到了依旧时时担心外敌入侵的国民。
要想摆脱终日惶惶不安的生活，中国人手中必须攥紧这种大杀伤力的武器。
然而，我国原子弹研究卡在了起步阶段，因为缺少一件必要的设备——静电加速器。
这种“加速器”以当时中国的科研水平，极难自己研究和生产，只能从国外购买。
然而，这种“高精度设备”价格昂贵，起步就是40万美金。
我国研究院竭尽所能，也只能挤出5万美金给赵忠尧，可以说，即使是稍好的“二手”也买不起。
不仅如此，当时中美关系紧张，即使赵忠尧能买到加速器，美国政府也决不会允许他带回国。
因此，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加速器显然是不可能的。
赵忠尧绞尽脑汁，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只买零件，把零件带回国后再进行组装。
这绝对是一个好方法，既能节约成本，又能躲过海关搜查。
只不过实际操作起来并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
一方面，要想将一堆“碎片”组装成能用的实验仪器，就得知道加速器的运行原理，对其中各种细节了如指掌。
另一方面，绝不会有公司只售卖零件，所以要得到零件，还得找工厂自己做。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对从没涉及过“机器制造”的赵忠尧来说更是如此。
但他并没有放弃，有了想法后立即付诸行动，拜访了美国许多研究所，一边学习关于加速器的知识，一边找工厂帮忙加工零件。
在此期间，赵忠尧时常忙得忘了时间，每天连轴转，一门心思扑在加速器上。
他还不舍得吃穿，把自己的钱一分分攒下来，补贴购买加速器零件的经费。
但即便如此，赵忠尧依旧时时碰壁。一方面，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吃透这些知识太难，另一方面，由于赵忠尧想要的零件制作难度大、份量小，根本没有工厂愿意接。
计划一时间停滞下来，就在赵忠尧愁眉不展时，一个人伸出了援手，他就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叔叔，约翰•特朗普。
有惊无险的旅程
如果说唐纳德•特朗普是坚定的“反中主义者”，那么约翰•特朗普则完全不同。
事实上，约翰是特朗普家族中少有的不喜欢经商，也不喜欢政斗的成员，他的兴趣只有科研。
当初赵忠尧在美国留学时，两人就已经认识了，并一起共事了很长时间。
在那时，约翰是少有的不歧视中国人的外国研究员，反而对赵忠尧的专注与实力非常欣赏。
不仅如此，约翰还是一个十分温和、热情的人，曾亲切的称年长他几岁的赵忠尧为“哥哥”，两人一直是私交甚好的朋友。
当赵忠尧研究加速器时，约翰恰巧在麻省理工加速器实验室担任主任一职。
因此，得知赵忠尧遇到困难后，他欣然提出帮忙，不仅请来专业人士替赵忠尧解答困惑，还联系了一家工厂，以实惠的价格帮赵忠尧制作零件。
除此之外，当实验室的加速器需要换新时，约翰喊来赵忠尧，把旧加速器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赵忠尧，让他拿去拆卸、研究。
当赵忠尧研究方向出现偏差时，他也会适时帮忙纠正，一起讨论对策，甚至将自己的研究笔记分享给赵忠尧。
在约翰的帮助下，赵忠尧用了2年多的时间攒齐了零件，吃透了知识。
这一漫长的征程终于走到了尾声，而画句号的第一步，就是将零件完好无损地送回去。
这些零件在那时绝对算违禁品，一旦被查出，后果不堪设想，但为了千万国民的未来，赵忠尧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为了不被发现，他将零件分别藏在33个箱子中，再一一寄往中国。
当零件顺利寄达研究院后，赵忠尧松了一口气，随即申请签证，预备回国。
然而，由于时局动荡，签证申请了近1年才批下来，直到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才登上归国的邮轮。
就在他满心期待回家时，港口突然涌出一大批美国警察，二话不说就把他扣了下来，搜查他的随身行李，称他有“间谍”嫌疑。
但好在赵忠尧事先邮走了零件，没被发现“罪证”，这些警察只能不情愿地放他离开。
当邮轮驶入大海后，美国当局越想越觉得不对。
赵忠尧作为世界顶级物理学家，最大的财富就是他本人，放走他无异于将这财富直接送到中国手上。
想到这里，美国也不管合不合规矩，再度下令对赵忠尧实施抓捕。
当邮轮在日本横滨暂停时，美国特工冲上船，带走了赵忠尧，将其关押在日本巢鸭监狱。
赵忠尧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民众、学术界无一不谴责美国政府的野蛮行径。
当时，台湾瞅准时机，派出代表与狱中的赵忠尧交涉，称只要他去台湾，帮忙研究原子弹，就放他出去。
但赵忠尧坚决要回大陆，无论如何威逼利诱都不松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谴责声越来越大，许多与赵忠尧交好的科学家都站出来证明赵忠尧的清白。
周总理也发表了严肃声明，要求美国立即放人。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做出妥协，将关了2个多月的赵忠尧放了出来。
这两个多月，赵忠尧不仅没有被“吓破胆”，反而冷静地接受了软禁，甚至跟着狱友学会了日语。
出狱后，赵忠尧马不停蹄地赶回祖国，这一次总算没再发生意外。
归国后，赵忠尧很快投入加速器的组装工作，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诞生了。
这台加速器的背后，不仅承载着赵忠尧院士3年多的心血，还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希望。
1964年10月16日，第一朵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绽放”。
赵忠尧院士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求过人、当过“乞丐”、蹲过监狱，但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带来了物理世界崭新的未来，推开了紧锁着核武器的大门。
当我们深深记得钱学森、邓稼先等人时，也不要忘了，还有一位默默无闻的伟人值得尊敬。
【文｜干果】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