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老人家将问题放到武昌会议上进行讨论，进一步纠“左”。此后八届二中全会继续围绕当时的问题进行解决，遏制急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老人家在视察中又发现瞒产私分问题，于是再次召开郑州会议。

时间轴：1959

1959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开始发酵。

1958年因为“大炼钢铁”造成农业未能丰收，粮食、棉花、油料未能按时征购，很多地方开始出现缺粮缺油的问题。

农民为了自保，出现了瞒产私分的情况。

什么是瞒产私分呢？

举个例子，生产队实际收了1000斤粮食，瞒报只报800斤，余下的200斤生产队自己分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瞒产私分的情况呢？

因为地方干部搞了一套“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做法。

什么是一平二调三收款？

一平是指实行平均主义，在一个公社的范围内，将贫富差距无条件拉平，富裕生产队的土地、物资等，无偿地划拨给穷困的生产队。

这种做法无疑是打击了干得好的生产队，因为干了也是白干，干了也要被干得不好的队分占，同时也是造成土地和资源的浪费。

实际上，穷苦生产队占有了这些土地，未必能产出富裕生产队的劳动成果，这种做法就是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

二调是指无偿征调所属各生产队的劳动力及各种物资，无偿征调农民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

怎么无偿征调呢？

比如有的公社参与炼钢，征调你去参加，参加了却不一定有薪酬，就当是为人民公社做贡献，至于你耽误了地里的收成，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该交公粮还得交，这种做法显然不合理。

又比如当时大办公共食堂，既然你吃在食堂，那么你家的锅碗瓢盆就用不着了，都捐出来炼钢，既然是捐，那就不给钱了。

更恶劣的做法是，有些人将农民家里的家具也洗劫一空，用来作为炼钢的燃料，这种做法完全就是土匪恶霸，任何人在情感上都接受不了。

这就是当时一些地方干部干出来的事情，那些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政府官员，以及我们队伍里腐化堕落的干部，在“大炼钢铁”中趁机变相地抢夺农民，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这些恶劣的做法引起农民的不满，也破坏了我们的形象。

这些具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不仅瞎指挥，还用所谓的共产主义理论伪装自己。

他们把这种无偿征调农民的做法，说成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称今后大家都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交换的，你还想要什么报酬，那就是思想觉悟落后的表现，那就是身体进入了新社会，思想还在旧社会。

实际上，这种做法与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背离，其本质就是老人家后来要整治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是典型的扛着红旗反红旗。

三收款是指银行和信用社收回之前给农民的贷款。

这一点与我们当时的财政赤字有关，我们将财权下放给地方之后，有些地方就将此前贷给农民的钱重新收了回来，因为地方有权力支配财政。

但是，用这种做法对待农民实在不够友善，当时农民的收入本就不多，再让农民提前还贷，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地方干部这种做法无疑让党群关系变得紧张，于是有些地方出现了瞒产私分的情况。

1958年11月14日下午，老人家的专列到达湖北孝感，他在专列上听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长风公社党委书记和农民代表的汇报。

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老人家说：我不相信。

当听说妇女和男人一样干劲大，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时，老人家说：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嘛。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以上这些事实都可以在老人家的年谱上查到，谁实事求是，谁关心人民群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答案。

实际上，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前，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原定就在武汉召开，于是11月下旬召开了武昌会议。

11月21日至27日，老人家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两个文件，提交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修改审议。

11月21日上午，老人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八个问题。

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

第二、十五年规划问题。

第三、人民公社问题。

第四、划线问题。

第五、消灭阶级问题。

第六、商品经济问题。

第七、减少任务问题。

第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

老人家在会议上一再要求不能头脑发热，不能盲目表示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他指出从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具备五个条件：

1、产品极为丰富；

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

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

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

以我们当时的情况，一个条件都不具备，但是地方已经在大搞共产主义。

今天的佞人们将“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问题扣在老人家身上，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问题出在谁的身上，一目了然。

老人家说干劲要有，但不是蛮干，更不是这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乱干。

11月23日中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共讲七个问题。

一、写文章问题。

二、省市委的同志写报告问题。

三、指标问题。

四、作假问题。

五、破除迷信。

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七、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问题。

11月27日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三次草稿）》。

草稿第二部分中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完成这个过程将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老人家将“将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修改为“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1月30日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

关于明年计划安排，老人家说：北戴河会议时一股热情，提出明年搞三千万吨钢，现在来看，当中至少有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呀！我现在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在鼓气的条件之下。

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他说：还有个作风问题，一个是强迫，一个是造假。要拣那严重的典型搞几个，教育大多数。

12月9日下午，老人家讲了十二个问题。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人民公社出现是1958年4月，河南最先搞了人民公社，到了8月才做出决议。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是自下而上出现的，只不过最终通过决议确定下来，并不是一开始的顶层设计。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问题。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

七、十五年纲要问题。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问题。

九、教育制度的改变问题。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

十一、 关于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

十二、 国际形势。

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这里节选部分供大家参考。

“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

这里实际上回答了为什么1958年8月提高钢产量的指标的原因，因为老人家认为战争随时可能会发生。

第一次郑州会议，旨在纠正地方干部大跃进的错误，纠正他们不切实际地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但是，即使老人家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纠错的阻力依然很大，这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原因，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那些政府办事员和堕落腐化的干部从中作梗。

由于地方干部虚报产量，导致我们认为当年的粮食产量富足，因此我们就可以将原来的粮库中存粮出口多一点，获得的外汇来购买苏联援建的设备和技术，于是我们在1959、1960这两年便出口了过多的粮食。

然而，地方干部虚报的粮食产量，最终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突显，同时还有为了完成由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任务，导致有些生产队本来是高产，却瞒报低产，然后自行私分多出来的粮食，导致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没有真正得到缓解。

为了弄清瞒产私分问题，1959年2月下旬，老人家南下视察河北、山东、河南等省，开展调查研究。

老人家从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发现人民公社所有制存在的严重问题。

看到这些问题后，老人家认为要彻底解决党群关系紧张，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必须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的问题，特别是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于是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召开。

出席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共计47人。

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的基本政策，形成并下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郑州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是分批开的，没有开过全体大会，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会议地点分两处，即老人家乘坐的专列上和省委第二招待所西楼会议室。

会议开得并不像老人家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对老人家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纠“左”遇到了阻力，既有来自协作区主任和省委书记的不同意见，也有来自基层干部的不同意见。

面对党内干部与部分群众的不理解和难接受，为了贯彻落实人民公社调整方针，做好同各级干部的政治沟通，老人家作出了巨大努力，既作了自我批评，又对那些想不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说服工作。

老人家对“人民公社”的态度是肯定其成绩，保护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是要整顿其中出现的问题，这一点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的态度一样。

老人家对瞒产私分和本位主义的态度不是简单粗暴的批评，而是认为“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

老人家认为，我们的干部自己出了问题，“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他认为，“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今天的佞人们污蔑诋毁老人家极“左”，然而我们查阅当年的文献资料，看不出“左”在何处？

关于“人民公社”中出现的“共产风”，老人家在会上指出，“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

关于“人民公社”未来搞什么，老人家也有提及，“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关于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今天的佞人们说是老人家极“左”饿死了人，然而当年的讲话中怎么老人家处处都在为人民群众切身考虑呢？到底是谁在造谣污蔑呢？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会议期间，老人家指出：

“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

老人家甚至在讲话中严厉说道：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只要睁眼看看历史的真实情况，就知道到底是谁在推“左”，又是谁在纠“左”。

第二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为了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老人家两次召开郑州会议，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两次郑州会议，老人家坚持了群众路线，坚持了实事求是，坚持了调查研究，坚持了自我革命。

到这里纠“左”就算结束了吗？

实际上并没有，接下来的上海会议还在继续纠“左”，可见当时的“左”倾问题有多严重。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上海会议召开。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

关于人民公社，老人家在会上谈了12个问题，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

纪要指出：

“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

人民公社应“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又要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建立新账”，“原则上过去的旧账都要结算，有些不易算清或者无法处理的，算一算也有好处，对群众有个交待”。

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召开两次郑州会议，中间还有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上海会议，为什么召开这么多会议，原因还是在于阻力巨大。

佞人们说老人家暴政，既然是暴政，那么召开一次会议就应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召开这么多会议？为什么纠“左”的阻力依然很大？

1959年4月18日至4月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老人家不再担任国家主席，退居二线，不在一线指挥。

但是，对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老人家依然继续纠正，一直持续到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批判，被后来的佞人们认为老人家晚年犯错误的开始，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2、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58年12月

3、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58年12月

4、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59年2月

5、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6、两次郑州会议的历史考察和启示．朱佳．河南党史方志．2023-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