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一直想说一下莫言，不吐不快。
虽然是小老百姓，但我誓死捍卫说话的权力。
为啥要说莫言，看他“睁眼说瞎话”，实在看不下去了。
如果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去澄清，就默许外国人认为莫言说的是“真话”，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形象受损不少，官家不管，但匹夫有责。
这就是体制的一员，他当过兵，做过军队干部，是中共党员，却没有党性。
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拿着体制内工资的，获得诺贝尔奖后更是影响力巨大的公众人物。
这样一位人物，是有责任说真话的，而不是通过小说或公开的谈话，严重抹黑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历史和老百姓，反而极端美化日本侵略者和洋人及洋教。
而且莫言堂而皇之在各个场所不顾事实地大肆攻击过去四十年的社会，莫言一篇文章《毛主席老了》里面极力嘲讽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死冷嘲热讽，刷新三观。
他对毛主席的态度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他认为解放后的几十年还不如民国，甚至不如日伪时期，他的这一看法，同时代的张承志、高晓声这些所谓伤痕文学的代表都有这个毛病，“咬着牙”把中国人的火热的时代，写成了一个吃人的社会。
莫言说他写作不唱赞歌，这是莫言把文学无限窄化，他不仅仅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和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毫无感情，而且狠狠的泼出污水。
赞歌不能给负面人物倒是真的，我们勤劳的中华民族和优良的历史传统文化也不配么？
但在莫言眼里，这些都不配，在他作品里，中国人都成了愚昧、恶人、下作的群体。
哪怕在《丰乳肥臀》里，以他母亲为原型的上官鲁氏更是如此，莫言昧还没良心说上官鲁氏是中国母亲的代表。
可是你看小说里的上官鲁氏，生的八个儿女，分别找了7个男人借种。
1、老大、老二是母亲与母亲的亲姑父的私生女；
2、老三是母亲与卖小鸭外乡人的私生女；
3、老四是母亲与江湖郎中的私生女；
4、老五是母亲与光棍汉的私生女；
5、老六是母亲与和尚的私生女；
6、老七是母亲被四个败兵强奸后所生；
7、老八是母亲与瑞典洋牧师的私生女。
生的7个女儿都是性子淫荡，反而跟洋人私通生的上官金童，被莫言描写成一个英俊和高智慧的代表。
莫言就是这样描绘他无私的母亲？伟大的母亲？
莫言把一个勇于、乐于跟各种男人私通的上官鲁氏说成中国人的女性皆是如此，莫言心够黑、够狠、够贱的。
所以《丰乳肥臀》一出版就被列为禁书，讽刺的是靠这个作品居然获得了“大家文学奖”。
在莫言的其他作品里，中国人也基本上是矮穷矬瘸，很少有正面形象。
八路军被他描写得连匪都不如，在莫言作品中，各色人物排位是这样的：
洋人＞东洋人＞匪徒＞国民党＞八路军。
就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三观，有关方面居然让他堂而皇之当了作协副主席，忝居高位。
无法了解莫言为啥恨透了中国人和解放后的社会，莫言说是因为饥饿，是饥饿和贫穷让他走上了文学之路。
按理莫言一家都是解放后的幸运儿，社会待他们不薄的。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一直是公社的会计，主席时代，这个岗位可不差工分的，能够养家的。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196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过去上学都是大队推荐的，这个跟莫言的父亲是大队会计息息相关。毕业后到沈阳军区旅大警备区守备三师锻炼一年，后在湖南浦沅工程机械厂工作了十七年，当过工人、子弟学校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
莫言的二哥是农业机械工，工厂工作，脱离了农业劳作。
莫言自己，人民公社也没有亏待他。
莫言生于1955年，1966年（11岁），辍学回乡放羊。
1973年（18岁），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加工厂工作（农民合同工）。
1976年（21岁），莫言开始了军旅生涯，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2年，莫言被提干，历任排长，少尉，少校。
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86年（31岁），发表《红高粱》，莫言获得巨大名声。
这一路走来，莫言走得很顺，特别是1973年开始就跳出了农门。
从1949年--1976年，莫言所处的山东高密县，并没有亏待莫言一家，除了他父母，他们三兄弟都跳出农民，是他的大队会计父亲有关系的结果。
就这样得到实际利益一家子，莫言却对高密县东北乡非常恨，理由是1966年他辍学放了几年的羊和在公社参加了劳动。
让他参加劳动，他估计认为是可耻的，他认为他应该过人上人的生活，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地主生活。
后来莫言回忆这段经历：
他写道：“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
讽刺的是，大把的城里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劳动，本身是农民出身的莫言却不乐意了。
莫言应该感谢他不是地主出身。
莫言把自己想的太高贵了！
也可能自己生的不帅气，他自己说，“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
其实莫言说不上丑，他的同辈有没有嘲笑他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莫言承认自己小时候话太多，话多的人，一般很少能被人嘲笑，大概他老编排人家，人家说不过打他是可能的，莫言讲故事的能力可是一流的。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获得巨大名声的莫言，还是改不了胡说八道的秉性。
他获得诺贝尔奖后，还不爱惜自己的名声，时刻诋毁毛时代。
他说他自己：
1、15岁还没裤子穿。
2、饿得不行，靠吃煤充饥。
关于没裤子穿，他在作品里是这样写的：
知青都穿着衣服，不但穿着裤子，而且还穿着褂子，不但女的不光膀子，连男的也不光膀子。我们光着屁股去知青点看热闹时，女知青都不敢抬头。村支部书记往外轰我们：“滚，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东西！”我们被轰出来，低头看看自己，然后看看别人，尤其是看了司令之后，才感到问题严重，不穿褂子可以，不穿裤子是绝对不行了。
穿不起裤子，饿了吃煤，他不仅在香港说，还在美国说，他编排的这个事情，在外国人面前胡言乱语，他认为是骄傲的。
莫言15岁说他不穿裤子，他绝对是胡说八道，半大小子，毛都长齐了，他还不愿意穿裤子，真是奇葩中的奇葩，他绝对是天体行为艺术家，莫言脸皮厚到这个程度，怪不得作品天马行空，现实采访也天天公然说谎了。
网友挖出莫言小时候的照片，莫言和表姐在照相馆照相，莫言穿得厚厚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棉衣棉裤全部齐全，根本不像莫言说的那样15岁还光着屁股到处跑，一点都不知道羞耻。
而且照片上的莫言长得白白胖胖，一点都不像营养不足的样子。
这个时候的莫言大概7岁左右，也就是1962年的样子，1958年--1962年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连续三年是百年难遇的大旱，苏联又逼债（国家用农业物资还债），很多人确实饿的面黄肌瘦。
就这么困难的三年，莫言还吃得白白胖胖，莫言应该感谢他那个会计老爹。
所以莫言昧着良心说自己没裤子穿，饿了吃煤，国内造谣也就算了，还到香港、日本、美国说这样莫须有的故事，摇尾乞怜，洋人一个赞许的眼神，让莫言在黑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亏莫言受军队多年的培养。
亏莫言是党员。
亏莫言是作协副主席，担任多个大学的教授。
莫言在诺奖致辞上分享了他母亲给他赶制棉衣的故事，就是打他自己的脸：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
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子，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是传统的产棉区，旧时的妇女个个是纺织能手，莫言把母亲写得那么伟大，他母亲怎么舍得莫言15岁还光屁股？
山东棉花产量最低的时期是1959年--1963年这几年困难时期，莫言15岁的1970年，山东棉花产量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按莫言说的15岁还光屁股，这个年纪可是要参加公社劳动的，一堆不穿裤子的男人在野外劳动，大家自行脑补一下那个场景吧。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代，全国各地粮食亩产已经平均达到300斤左右。
从山东省层面来看，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从1965年的85.56%降至1975年的83.31%，经济作物及其他农作物所占比例分别从11.07%、3.37%增至12.56%、4.13%。
“‘文革’后期，逐步恢复种子管理经营机构，人员逐步增加，县级种子机构全部恢复，发展了一批乡镇种子站。在推广玉米、高粱、水稻杂交种过程中，突破了生产队种子田自留自用的选种留种办法，实行以大队为单位建立专业队，统一繁育，统一保管，统一供应主要农作物种子，全省供种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说明粮食已经基本满足人民的需求了。
山东藤县1966年--1976年统计的粮食亩产水平，也是300--400多斤，这个水平足以让山东高密人吃饱肚子了，所以莫言说饿着吃煤就是胡说八道。
莫言一直被主流媒体和知识精英塑造为“敢言”的形象，莫言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违心的说：
小时候的他们春夏秋冬，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季节，才胡乱的穿上一件衣服，虽然有衣服可穿，但也是薄薄的一层。
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的小学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吃了起来,其他人看他吃的咯吱咯吱的响,想着应该很好吃，便蜂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吃了起来，最后被大人轰走才结束了吃煤。
莫言说：“那个时候，我们身上没有多少肌肉,我们的胳膊和腿细的像木棍一样,但我们的肚子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我们的肚皮仿佛是透明的”这种饥饿。
也可能莫言是异物癖，喜欢上了啃煤也不一定。
莫言面对这些争议，他我行我素，毫不在意，他说：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
莫言编故事完全偏离做人的轨道，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他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喜欢乱说话的天性，他取笔名“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他在香港说道：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对着社会讲的，这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因为刚刚说了真话，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
在莫言的眼里，中国人都没了人性。莫言有说：因为我喜欢说话，乱说话，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
看来莫言的父母是真了解自己这个儿子的。
一个胡说八道的莫言，抵得上日本在中国放几十万潜伏人员的舆论战，而且莫言的胡说八道已经影响到80后的青年对过去年代的误解。
怪不得李敖说，诺贝尔奖作家获得者必须出卖祖国，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苏联的作家是这样的，中国的作家也不例外。
民国那么多有才华的作家，鲁迅、沈从文、老舍、郁达夫等等都没有得到诺奖的眷顾，莫言凭借《丰乳肥臀》这样毁三观的颜色大作，捧得了诺奖。
西方也默契的把莫言作品大肆宣传到海外，外国人看到的是莫言笔中各式各样的“丑陋中国人”，女的如上官鲁氏，偷人偷上瘾，孩子都不知道父亲是谁，男人被莫言写成匪，还不如日寇那样慈眉善目。
莫言毫无底线的拉踩国人，对比一下民国时期投靠日本的作家--周作人。
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太太，不喜欢自己的亲生母亲鲁瑞（他常说鲁迅的母亲），爱日本文化，就这么一个文化汉奸，也没见他在作品里把中国往死里、恶里去写，他很少拉踩中国人。
莫言没有娶日本太太，但他最喜欢赞美的就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女人，北海道的日本老板娘让莫言难忘，为此莫言写了《北海道的人》，这是莫言毫不脸红的对日本人写樱花赞歌，说好的文学要揭露黑暗不管用了？
“接着出现的，是笑容可掬的绿球藻茶屋的老板娘高田郁子，一个羸弱的中年女子。她的茶屋，场面狭窄，一圈桌子，包围着工作台。房顶因多年的烟熏火燎，像涂了釉彩一样漆黑发亮。这样小的地方竟然挤下了我们十八个食客。围着她，看着她操作，等着她把美食分给我们吃。她既是老板娘，又是主厨，又是招待。当时的场景让我想起了一个母亲和他的围桌而坐的孩子，也想起了一个鸟巢，巢中有抻着脖子的小鸟，等待着母鸟前来喂食。”
我只能感叹，莫言毫无古代文人的风骨和品德，就算让他吃钙片都很难支棱起来，日本人最喜欢这样的作家了！
这样的莫言，你们怎样评价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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