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军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年前，我和两个老表聚餐，席间不约而同地感叹了村里父辈间糟糕的关系，乡里乡亲的，都一把年纪了还是动不动就为了一点小事就互相谩骂，村里本来就没几户人家了还彼此间勾心斗角、互不往来。而且，在我们那个自然村里，血亲和姻亲关系交叉，基本上每家每户之间都沾亲带故，但是父辈们的关系要么剑拔弩张，要么貌合神离、面和心不和，血缘越近的亲戚之间反而越容易为一些利害关系反目。而我们年轻一辈的人还是比较向往保持亲戚之间的正常往来，但行动上或多或少地被父辈间的矛盾所束缚，因此感到一种“亲而不近”的别扭和尴尬，尤其是在重大节日和人生大事需要亲戚间互动的时候。这种“亲而不近”的局面主要是由两种力量造成：一种是父辈间多年的利益纠纷形成的阻力，使人锱铢必较，妨碍亲戚间的正常往来：另一种是亲戚伦理与利益无涉形成的推力，使人不计前嫌，促进亲戚之间特别是长辈与晚辈间的正常往来！
一、亲戚间交往的阻力：未解决的利益纠纷
在农村，分家意味着亲密关系的一种断裂，利益和责任划分割裂亲情。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纷争和冲突，而且利益越多，纷争和冲突越多！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农村人丁兴旺，对骂和打架闹事也很常见，亲戚之间的纷争比非亲戚间的纷争有过之无不及！而且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封闭且流动性小，亲戚间的利益冲突历时积累且容易反复，因此即便是农民进了城，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也就是亲戚关系仍然在农村，随着晚辈的成长和长辈的老去，曾经的反目的亲戚也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重新展开社会交往！兄弟可以反目、姐弟可以失和，父子之间都能拳脚相加，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总能在时间的催化下淡化恩怨，即便不能淡化也有机会搁置，如果说没有，那只是时间和机遇还不够！血缘伦理也会在婚丧嫁娶等重大人生事件上像“一只无形的手”将仇视的双方拉到沟通的桌上。
据我父亲讲述，在集体生产时代刚刚解体的时候，我的叔伯四兄弟和我的舅舅四兄弟为了争夺一块菜地展开了一场3:3的家族对决，因为我父亲和一个舅舅年龄尚小，开打之前达成了做做样子的默契协议，实际上是在一旁成为提心吊胆的“吃瓜群众”。田野作战场，双方成年了的兄弟先后上阵，山下的叔伯手持柴刀往上冲，山上的舅舅一边飞身下山一边往下扔石头，短兵相接后又赤手肉搏，在村干部的即时介入之下才没有出人命。经此一役之后，双方都害怕对方报复而不敢独自出行，兄弟之间达成了空前的团结。双方的对峙关系持续了很多年，直至我的父亲娶了我的母亲，两个家族才化干戈为玉帛！但双方的仇怨并没有被联姻根除，而是随时间缓慢地淡化。
上阵父子兵，打架亲兄弟！乡村社会重男轻女，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增强自卫能力，捍卫家族安全、防止被外姓氏族欺负，并在村庄械斗中不吃亏。所以在传统农村，男丁代表着劳动力和战斗力，也就意味着经济财富的创造及其安全、意味着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和势力。但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械斗属于那个集体时代的产物，集体时代结束后，至少在我的家乡很少听到家族间斗争，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家庭间斗争！因此，一旦外部矛盾解除，内部矛盾就逐渐成为主要矛盾，亲戚之间特别是分了家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越发普遍。
随着集体公社时代的落幕，土地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又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形式。家庭经营通过鼓励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刺激他们的私利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断刺激着农民的欲望。但是在2000年以前，农民的保守性使他们的利害关系还大量存留在土地上，尽管也陆陆续续有不少农民男性去县城“搞副业”或“打临时工”，但土地还是生计的核心依托，被市场经济激发的欲望大多靠土地产出来支付和满足，无论是种植出售粮食还是用粮食饲养牲畜再去售卖，都得以土地为经济基础。因此将土地看得极其重要！土地是最重要的财产，每当子女结婚成家，土地的承包使用权就从男女双方的大家庭中分割出来组成小家庭的生产基础，然而在紧张的人地关系下，土地的继承和分配就在分家时子女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集体生产时代，土地财产都是共有的，生产队内部很少为土地归属和边界发生冲突，而到了家庭承包时代，土地虽然仍然由集体所有，但承包权和使用权兄被分离出来在家庭之间流动。而兄弟姐妹从主干家庭继承而来的土地往往相互毗邻而存在诸多边界，一旦土地边界模糊，他们就很容易为了方寸之地而大打出手。分家不仅是划分财产权利也是划分责任义务，兄弟姐妹之间为了赡养老人的责任划分而心生嫌隙，这在农村屡见不鲜，比如兄弟之间通过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父母的养老送终，谁从中多占了便宜多吃了亏便记恨在心。分家后的兄弟大多比邻而居，孩子之间不免打闹，一旦各自互相指责，兄弟之间也容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利益和责任被分割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手足之间的亲情被搁置一旁，幼时的守望相助也被通通遗忘。
二、亲戚间交往的推力：事件机遇和村庄伦理
重大节日和人生大事，是亲戚间交往的关键机遇，特别是子代间的纯粹交往能够弥合亲情，村庄伦理秩序要求亲戚之间展开人情互动。
在矛盾发生之后，几乎没有人主动沟通化解：旁观者唯恐惹火上身、怕吃力不讨好；矛盾双方中沟通之所以无法开启，多数情况是一方以长者自居，强调长幼秩序，而不论事情和行为本身的是非对错；而另一方则据理力争，强调行为本身的对错。但这种亲戚关系僵局有可能由于婚丧嫁娶等人生大事而松动：一方面，叔伯姑与内侄或舅姨与外甥之间血缘情感被红白喜事重新激活，俗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斩不断的是血缘之情；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有一套不成文的基本礼仪伦理，它虽然零零散散不成体系，但在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中潜移默化，并通过无形的舆论迫使亲戚之间妥协退让。比如：死者为大，主动吊唁曾经反目的兄弟姐妹以免外人说闲话——狠心；长辈为大，晚辈成婚前主动去曾经反目的亲戚家认亲以免外人说闲话——没有礼貌教养。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闲话会在村民之间迅速传播以形成“村庄舆论”，所谓人言可畏，人们在村庄舆论压力之下，会努力“做人”！
面对父辈亲戚之间的纷争，不同年龄段的子女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较年长的子女由于社会化较早，卷入父辈纷争的程度较高，一般无条件维护自家的立场，复刻了父辈的冷漠敌视态度和言行，并将父辈的僵化关系平移到同辈的堂（表）兄弟姐妹之间，比如80后以及95后；较年幼的子女由于社会化较晚，卷入父辈纷争的程度较低，却能与有家庭过节的长辈及堂（表）兄弟姐妹和谐地沟通相处，比如95后和00后，他们之间只存在纯粹的儿时友谊和回忆，所以具有较强烈的维持关系和联络的期望。然而，一旦交往延伸到人生大事上来，子辈之间的个体交往行动便不得不重回家庭间的关系结构，并与父辈之间的长久以来的僵化关系形成了矛盾和张力。
一方面，父辈之间积怨已深，长久以来互不往来各自安好，突然冰释前嫌、回到正常的亲戚关系轨道既尴尬又困难，双方都碍于面子尊严不愿率先低头；但另一方面，年轻子代之间正常交往，父辈并不反对而且支持，在赞同子代层面的交往上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们老一辈的恩怨归老一辈，你们年轻一辈之间该怎么交往就怎么交往，遇到长辈一定要规规矩矩地称呼，保持最基本的礼貌”。从这种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代内平等关系和代际尊卑关系决定了两种不同的行为态度，并在有过节的长辈之间产生一种人格分裂——作为平辈，他们人格平等，无法包容忍让曾经有过节的兄弟姐妹；作为长辈，他们又叮嘱和要求子女在有过节的叔伯姑舅姨面前有礼有节。为何会产生这种矛盾的态度和行为？笔者认为，这种矛盾张力可以从根源上归因于半瓦解的乡土伦理秩序——现代社会的平等的思想率先打破了平辈之间的长幼秩序，但尚未瓦解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尊卑秩序，中国的传统礼仪退守在代际之间，规范着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
反观年轻子女，他们对于长辈之间的恩怨过节既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每当父母碎碎念这些旧账新结，他们多半不愿听也不想干预。父辈不干预年轻子女之间的友好交往，年轻子女也不干预父辈之间的恩怨过节。父辈不干预的教育理念被子女习得反过来作用于自身，在亲戚关系错杂交叉的社会网络之间，形成两条显著的关系平行线——父辈历史恩怨线和子辈和谐交往线。因此，家庭成员并非铁板一块，行为态度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之间呈现出差异和对立，父母并不道德绑架子女与自己站在同一立场。这是大概是因为，我的家乡属于原子化的农村，宗族组织和力量薄弱，个人具有较大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而不必与宗族集体行动保持完全一致，而小家庭也是由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体组成，由此形成自由裁决的父母和自由裁决的子女，他们各自对各自负责。
三、利益在村还是利益在城：生存处境影响亲戚关系
行文至此，似乎我们年轻一辈就比父辈农民豁达，他们天生就爱斤斤计较，凭什么我们就有这种道德优越感？实际上我们这辈农民子弟不是不计较，而只是不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计较，但在城市里的职场上照样计较利益得失、计较看不惯的人和事！
60后和70后这辈农民，人生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农村度过，而且他们在农村生产生活的时段里，人多地少的格局持续紧张、农民的生计艰难——一边是农业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民失去集体支持，农民只能靠个体自身养活家庭；一边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由造成消费需求和家庭支出迅速增加，虽然家庭收入也增加了很多，但是多数家庭和多数年份只能达到收支平衡，入不敷出的情况是常态，所以这代农民不得不在一切利益上计较，由此造成亲戚关系的破碎。而我们90后和00后这代农民子弟，大多只在村庄度过了童年，父辈们争田夺地时，我们还懵懂无知，丝毫不影响表亲和堂亲之间玩耍嬉戏；当我们对人情世故有所感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在寄宿学校里接受教育专注于学习成绩，哪管村里洪水滔天；当我们深谙世事的时候，我们更是远离村庄赴大城市求学和工作，一切利益纷争都在城市的企业、工厂、学校和机关里面展开，村庄是魂牵梦绕的故乡，是一幅挂起来的画，是身心疲惫了一年后休养生息、安放灵魂的山水田园，所以我们回村后只想纯粹地感受家庭和亲戚间的温情，消费与发小玩伴间的童趣回忆，而选择性地逃避老辈们往日的过节或新近的纠纷！
时至今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陆陆续续进城、农村逐渐空巢。就我所在的自然村而言，一部分能力较强的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奋斗或经商进城安居，一部分农民在国家的帮助下通过异地搬迁进城或集中安置在靠近城市的乡镇，而剩余的农民大多靠近乡村主干道，因此继续留守在村庄务农，他们基本上可以通过亲戚关系取得无偿取得进城务工农民的使用权并获得规模效益，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从留守亲戚的农产品回赠中获得实惠，同时也避免了土地抛荒，以便将来返乡务农可以随时收回、即时耕种！城市化一方面缓和了农村的人地紧张关系，大大减少了农民争地的冲突，另一方面进城农民与留守亲戚之间的互惠让利使得亲戚关系进入了良性循环：使原本闹过不愉快的亲戚之间冰释前嫌，让原本亲近的亲戚之间的关系锦上添花！
城市化在使农村人去楼空的同时，也带走了矛盾和冲突，因为矛盾的一方或双方都离开了农村这个曾经的是非场，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即便是深仇大恨，也随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而不了了之。但是，仍然在村生产生活的村民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纠纷，比如拜年期间就听闻村里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为了村里水池的收益权闹得邻里关系十分不愉快。起因是我老家的村子几年前修建了一家葛根初级加工厂，需要大量用水，但是村里本来就缺水，于是工厂就近向农户的私人水池每年支付5000以获取生产用水。但这个水池是国家援建的，且水源地在另外几家农户的山林里，沿途铺设的管道也掩埋在这几家的山林中，因此这几家农户凭借对山林的使用权、经营权要求对水池的收益。混杂的权利归属和公共收益的分配不均，导致了村里剩下的农民之间经常因分利产生冲突！
最后，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说，人是有社交需求的群居动物，空心化村庄中的村民也渴望与人交流谈话，因此他们对回村的亲戚比往日更加热情，短暂的相聚里茶饭不停、寒暄不尽！相比在村的村民之间“亲而不近”，进城的村民与留村的亲戚之间反而更加亲近，空间距离的拉长淡化了利益纠纷，再次印证了“距离产生美”这一亲密关系定律。
随着90后和00后的成家立业，其主体性不断增长，在亲戚关系的维护和改善面前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应该且正在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新时代新思想，青年人应该既体谅父辈的生存处境和思想局限，避免激化亲戚间的矛盾，同时也应充当代际、代内沟通的桥梁，积极维系亲戚关系，从中创造和吸收人生意义！
彭海军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2024.2.14 于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