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一天，毛主席差人将五万美元交给宋庆龄。
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巨款，宋庆龄感到迷茫，疑惑自己什么时候借出过这笔巨款，直到毛主席派来的特使提醒，宋庆龄才恍然大悟。
毛主席何时向宋庆龄借了五万美元？这笔钱又用于何处？
五万美元的故事
1949年8月28日下午，在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伴下，宋庆龄来到阔别多年的北京。
在多年前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这座千年古城便成了宋庆龄的伤心地，而今朝前来北京，却不再是送别爱人，而是为了见证新中国的成立。
列车缓缓停靠，月台上的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已等候多时。
见宋庆龄走下车厢，毛主席主动上前迎接，他紧紧握着宋庆龄的双手说道：“欢迎您，一路上辛苦了！”
跨越22年，两位大革命家再次重逢，而此时的中国已然换了人间。
其实早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毛主席便与宋庆龄相识。
由于国共合作的缘故，毛主席在国民党一大、二大期间均被推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度比蒋介石还高。
当时毛主席便与宋庆龄有过几面之缘，互相知晓彼此。
1927年8月1日，在汪蒋集团大肆清党的白色恐怖下，南昌起义爆发。
当日，宋庆龄、毛主席在内的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向全国揭露汪蒋背叛革命的真相。
而在南昌起义后，宋庆龄也被推举为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
只可惜在反革命势力的围剿下，南昌起义部队损兵折将，被迫化整为零，改变斗争路线，宋庆龄也被迫流亡海外，前往苏联为国内革命争取援助。
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宋庆龄便一直与我党暗中保持联系，与毛主席也有书信来往。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宋庆龄一直秘密支持我党，并在经济层面给予我党不少帮助。
1936年初，红军东征讨伐阎锡山等地方军阀并大获全胜。
期间，红军从银行缴获大量地方纸币，却因货币流通问题无法花出。
于是我党只能求助于宋庆龄，宋庆龄通过国际友人的渠道，辗转太原多家钱庄，才成功掩人耳目，换出可用的钞票。
随后宋庆龄又将这笔钱补足至1万元，并冒着巨大的风险，通过张学良身边要员送到陕北。
同年，随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军费支出激增。
当时最紧张的时候，军费仅剩余一千多块大洋，尽管战士们节衣缩食，但开销问题依旧难以解决。
无奈之下，毛主席只得写信给宋庆龄，希望她能以个人名义向宋子文借一笔钱。
毕竟当时宋子文一度掌握国民政府财政大权，哪怕后来卸任财政部长职务，但他的个人财富依旧难以估量。
毛主席有所不知的是，宋庆龄早就因革命理念不同，与弟弟宋子文分道扬镳，自然不可能从他手中借到钱。
而且此举还极有可能引起宋子文怀疑，从而暴露宋庆龄与延安之间的联络通道。
但宋庆龄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毛主席不可能开口向她借钱。
于是，宋庆龄只得拿出国民政府发放给她的抚恤金，并将自己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寓所抵押出去，勉强凑齐五万美元送往延安，这才解了毛主席的燃眉之急。
虽然宋庆龄淡泊名利，没有告诉我党这笔钱其实是她自掏腰包凑出来的，甚至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淡忘此事，但毛主席却始终牢记这份恩情。
1954年，毛主席特地让人将当年借的五万美元还给宋庆龄。
起初，宋庆龄一脸迷茫，却问什么时候借的，直到毛主席的特使提到具体年份，宋庆龄才想起这件往事。
但宋庆龄高风亮节，并没有接受这五万美元，转手又将这笔钱送还至上海市政府。
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人们才得知当初那五万美元并非来自宋子文，而是宋庆龄拿出她赖以生存的抚恤金才得以筹齐，对她的崇敬也就更加深刻。
国母的诞生
大实业家宋嘉树膝下育有儿女六人，但支持中共革命者，却只有宋庆龄一人，这份选择与宋庆龄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白手起家，从普通学徒一路成长为江浙一带赫赫有名的民族资本家。
在多年闯荡中，宋嘉树见证了清政府的腐朽，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受到的屈辱令他愤慨，底层百姓流离失所使他目不忍视。
1894年，宋嘉树结识了尚在为革命奔走四方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对民族危机的深刻认识以及对革命的热忱打动了宋嘉树。
自此，宋嘉树将孙中山视作中国的华盛顿，也成为了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
而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宋庆龄也自发地对革命事业心生向往。
1913年5月，20岁的宋庆龄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毕业，正准备回国的她收到父亲急电，将行程转到日本。
原来，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而袁世凯不仅用卑劣手段干涉民主选举，还试图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势力。
1913年7月，孙中山号召南方各省武力讨袁，但各省联军不敌北洋军阀，孙中山、宋嘉树等人被迫流亡日本。
当时孙中山等人悲观地认为，革命事业似乎无望，而陷入低谷的不仅仅是中国革命，还有孙中山飘零的人生。
在孙中山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宋庆龄接替姐姐宋霭龄的职务，正式担任孙中山的秘书，陪伴他度过这段艰难岁月。
时间流转，两人逐渐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最终在1915年10月25日结为夫妻。
此后的岁月里，宋庆龄追随孙中山经历了护国运动、一次护法、二次护法、粤军叛乱在内的多次战争，一路南征北讨。
他的欣喜与悲愤，他的振作与失落，宋庆龄都看在眼中，对革命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屡屡斗争失败令孙中山对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失去信心，而国民党内部分化的苗头也愈发明显，孙中山曾在私下向宋庆龄坦言：
“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接触苏俄，并打算开启国共合作的原因。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同时也为中国革命踏出历史性的一步。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只可惜北伐尚未取得成果，孙中山先生便在北京与世长辞，
甚至在孙中山先生生命最后一段时光，他都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抱病赶赴北京，最终客死他乡。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悲痛之余，也扛起了革命大旗，坚持孙中山先生生前制定的三大革命政策。
而孙中山的离世也使得国民党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各大派别的矛盾迅速激化并走向分裂，最终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道路，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值此中国革命危急存亡之际，却有一位巾帼英雄站了出来，她便是宋庆龄。
伟大的诠释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抬头，真正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宋庆龄，在第一时间被边缘化。
饶是如此，宋庆龄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中国革命。
除了自掏腰包为我党筹措军费外，宋庆龄还对根据地医疗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年仅24岁的美国青年马海德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影响下，马海德重新认识了中国革命，并决心投入这项伟大事业。
1936年，马海德与埃德加·斯诺辗转千里来到延安，并将自己一身精湛的医术带到这片根据地，而后来的白求恩、柯棣华等援华医生，都是在马海德的协助下前往各根据地开展医疗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宋庆龄赶赴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事业，为我党争取到许多国际援助。
1938年7月，国际和平委员会在伦敦和巴黎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宋庆龄向大会提议，在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
该提案通过后，宋庆龄便决定在晋察冀边区原有医院的基础上扩建为国际和平医院，由白求恩出任院长。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领导的保盟持续为国际和平医院提供经费和物资援助，光是1942年至1945年，保盟为国际和平医院的捐款就达到65万美元和1.7亿元法币。
由于年代太过久远，还有许多物资上的援助已经难以统计明确数据，但足以看出保盟对根据地医疗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许多年后，马海德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时特别提到，当时医院药房就像国际联盟，储存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药物。
有印度捐赠的脲锑胺，美国赠予的吐根碱和磺胺之类的特殊药物，加拿大提供的胂凡纳明，还有英国捐助了许多日常使用的医药制剂。
这些由全世界爱好和平和人类自由的人所凝聚的心意，都是通过宋庆龄和保盟的渠道，冲破重重封锁送进根据地。
由于根据地没有专门的医学学校，导致医疗人才匮乏，有时首长生病也只能请当地的赤脚大夫来看。
为此，我党建立了八路军卫生学校、陕甘宁边区医药学校等医学院，而在医学院建立之初，宋庆龄和保盟利用捐款采购了一批中英文教科书和医学刊物，为学校解决教材问题。
直到抗战临近尾声时，几乎每一个边区都能看到根据地医学院走出的医学生。
1939年1月，为解决根据地用药紧张的情况，八路军制药厂成立，而在筹建期间，宋庆龄特别出资五千元推动建成，并在随后将制药设备和配方源源不断送入制药厂。
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努力下，我党根据地逐渐建立起覆盖全体军民的现代医疗体系，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在艰苦漫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宋庆龄就如同一颗闪耀的恒星，为革命燃烧自身，她的光芒也将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