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了钢产量的任务指标，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方针，号召1958年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地方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出现了“大炼钢铁”的运动，那么“大炼钢铁”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轴：1958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召开。
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方针。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方针？我们在之前已经提到过根本原因。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这个方针在8月份提出来，而不是1月份？为什么全年都已经过去快2/3了，突然提出了这么高的指标？
为了把这个问题讲得更透彻，我们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讨论。
1945年，“二战”结束，发展工业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特别是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发展工业化更是立国之本。
然而，当时我们的钢产量极低，1949年，我们的钢产量仅15.8万吨。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向我们提供军重装备生产线，于是我们的工业化发展有了起步的基础。
1952年，我们的钢产量便达到了135万吨，仅仅三年时间，我们的钢产量就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钢产量。
民国时期钢产量最高年份是1943年，这一年距离民国成立已经21年，21年的时间，民国政府的年钢产量才92万吨。
这样的民国政府，现在依然有一群人妄图带节奏对其顶礼膜拜。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我们因此获得了苏联“156项重点工程”的援建项目。
鉴于我们当时的条件已经成熟，原本要花几十年的时间进入社会主义的规划，终于得以提前。
1953年之后，为了发展工业化，我们改变了原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变成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此我们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来与之配套。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
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1957年，我们的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五年中平均每年递增31.7%。
对比同一时期其他产值，钢产量的增长速度可谓是飞速。
“一五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0.9%，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工业生产中生产资料产品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5.4%。
1957年11月，老人家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
庆祝大会期间，苏共中央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人均占有量方面超过美国。
老人家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钢铁等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7年12月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的祝词中，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
这个目标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经过计算得出来的。
1941年，英国的钢产量为1251万吨，1956年达到2099万吨，1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5%；按照这个速度，再过15年，即1972年的钢产量将达到3646万吨。
我们在15年后即1972年要达到这个产量，需要每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3.8%，而“一五计划”我们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31.7%。
因此，老人家当时提出15年之后，年钢产量达到4000万吨，显然不是今天的佞人们嘴里说的不切实际。
按照这个目标，平均每年递增230万吨，1958年的钢产量目标应该是765万吨。
因此，1958年最初定的目标是620万吨。
3月成都会议之后，根据《工作方法六十条》提出的经济建设要有两本账的意见，将冶金部提出的1958年钢产量达到700万吨的指标，作出中央“第二本账”的计划。
5月，钢产量指标由700万吨提高到了711万吨。
5月底，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钢产量指标提高到800万-850万吨。
那么，为什么最后又增加到了1070万吨呢？
因为，195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1958年6月开始，苏联与我们就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进行谈判，分歧在于归属权问题，老人家不同意在主权问题上共享。
如果当时奉行后来的买办思想，那么一定可以达成这笔合作，一旦签订协议，我们就将成为日本和韩国那样，被苏联当做远东军事基地。
谈判到8月时，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中苏关系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正因为这个直接的原因，老人家为了防范战争的风险，在北戴河会议上，征询了几个部委负责人，最终将1958年的钢产量定在了1070万吨，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
这就是为什么1958年的钢产量不是在1月制定出来，而是在8月份制定出来的原因，而且一定就是翻倍。
8月份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距离年底只剩4个月，而当时的产量只有400万吨。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产量只有400万吨，却要向1070万吨进军？
因为赫鲁晓夫在没有跟我们谈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之前，我们原来制定的1958年的目标是620万吨，到8月份完成400万吨是按原来的计划在生产。
现在谈判没有达成一致，老人家为了防范战争风险，征询部委意见将钢产量指标提高，有什么错误呢？
这些底层的逻辑，历史资料中没有提及，也没有人能理解老人家当时的考量，而他也不能告诉别人。
作为决策者，他必须要尽到自己应对最坏情况的责任，而这些决策，即使无人能理解，他也必须这么做，因为一旦最坏的情况发生，远比这个决策失误更严重。
战争不是简单地输赢，而是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
战争首先要比的就是钢铁，因为所有的武器都是用钢铁生产出来。
今天的佞人们表示，老人家认为战争随时都会发生是对国际形势的误判。
显然，说这番话是典型的事后诸葛，如果老人家不做应对战争的最坏打算，恐怕这些佞人们的父母早就亡于战争之下。
那么，老人家真的当时对国际形势误判了吗？看看之后发生了哪些历史事件？
1960年，岸信介修订日美安全条约。
1961年，蒋介石开始谋划“反攻大陆”。
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2年，苏联策动我们的伊犁、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地区6万多居民逃亡。
距离1958年不到5年的时间，在我们的周边就有各种战争威胁。
因此，当时提出“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并不是空穴来风，都是为了应对战争而作的准备。
然而，1958年的前8个月只完成了400多万吨，平均每个月才50万吨，后4个月要求完成600多万吨，平均每个月要完成150万吨，是之前的3倍。
这样的指标看似不合理，但是也是随随便便就提出来的，更不是完全不切实际，也不是毫无准备。
1957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完成65.5亿元，建成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包括本溪钢铁公司，黑龙江钢厂等，新建城的这些钢铁企业，钢材生产能力达到48.5吨。
1958年计划新建和扩建的567个中央部属工业建设项目中，冶金工业部就有57个项目，占了十分之一，另外加上地方新建和扩建的14个项目，共达71个之多。
其中重要的有鞍山、武汉、包头三大钢铁工业基地，以及太原、石景山、重庆、昆明、大冶、马鞍山等钢铁厂。
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可以使冶金工业在1958年内新增生铁生产能力188万吨，钢生产能力116万吨，钢材生产能力76.2万吨（《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5期，第16页）。
因此，这个指标的达成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动员全民力量去完成。
不过，由于时间紧迫，完成这个指标还是有难度。
当时完成钢产量指标的本应该是各大钢铁厂，比如像鞍钢、武钢、包钢这样的企业，但是即使这样的企业，还是存在指标缺口。
于是，存在的指标缺口就只能交给各地方想办法解决，因此这个经过部委和钢铁大省负责人确认过的指标，最终变成了对各地方干部的压力。
当时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高级合作社进入了人民公社，土地和劳动力都集中了起来，市场也统一了起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也避免了资源浪费。
以上这些措施，按理说为更大规模建设创造了条件，理应能够完成更高指标的生产，然而实际情况却出现了偏差。
当时我们的干部很多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不知道怎么从技术的角度去完成炼钢的指标，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借助手中的权力去完成，借助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去完成。
于是，有的地方开始盲目地架起小土高炉和小土焦炉大炼钢铁，其他地方也都纷纷效仿，大批兴建小土炼铁炼钢炉，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势头，进而掀起了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由于确定了“以钢为纲”的方针，而当时全国各地对钢材的需求量也确实很大，各行各业都需要，而且很多地方要先有钢材才能开工。
另外，我们的国防科研项目中也同样需要钢材，武器、设备、弹药全都是钢材制造。
因此，地方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发动群众建起了几百万座小土高炉和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
据统计，到8月底全国已建成炼钢转炉974座，已建成炼铁高炉24万座，其中仅河南一省就达到了3.5万多座（《人民日报》1958年9月13日），超过8月份以前全国小土高炉的总数。
炼钢需要原材料和能源，这原材料便是铁矿，这能源便是煤炭和树木，要炼钢就要有人去找铁矿，并且还要把铁矿开采出来运输出来，还要有人把炼钢时烧的煤炭和树木从山里拉出来。
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建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由第一书记挂帅，配备了干部进行组织领导，从各行各业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组成了一支大炼钢铁的庞大队伍。
各行各业“停车让路”、“保钢铁元帅升帐”，工人、农民、士兵、机关干部、里弄居民、大中小学生，全民上阵，大炼钢铁。
据统计，9月份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达到5000多万，已建成的小土高炉激增到60万座。
到10月底，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达到6000多万，到年底，全国直接参加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000万，加上其它战线直接间接支援的人数，大约有1亿人左右（胡惠强《大炼钢铁运动简况》、《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3期）。
为了完成这个指标，不仅是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他部门也加入了进来，比如电力、煤炭、运输、文教等，有些地方连教师和学生也加入了炼钢的行列。
这时候带来了另一个致命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后面详细介绍。
然而，9月上、中旬的生产情况并不理想。
计划在9月份完成的198.9万吨生铁生产任务，到9月20日只产出71.5万吨，只完成了计划的36%（《人民日报》1958年9月23日）。
为了扭转钢铁生产完不成计划指标的局面，中共中央书记处于9月25日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汇报和研究钢铁生产问题。
会议要求，各地要抓紧最后几天时间，力争把9月份的任务多完成一些，并强调，到30日如果不能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是不行的。
1958年中央书记处书记包括：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李富春、李先念等人。
当硬性指标下达之后，地方的钢铁生产中开始了“放卫星”、创高产等浮夸虚假风，钢铁战线上最早放出高产“卫星”的是河南省鲁山县。
1958年9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鲁山县已经建成的1300多座炼铁炉投产，在8月28日那天创日产生铁1068吨的记录。
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该县负责同志关于创高产纪录的经验介绍，即“书记挂帅、大辨大论”、“全民动手、全面协作”、“措施具体、革新技术”。
原来这个县在8月上旬定下放“卫星”的计划后，动用了近万台车辆和近4万劳力，用半个月时间突击采矿石备燃料，然后在28日那一天一齐投料点火集中出铁。
这样高产“卫星”的产量统计是否真实？产品质量是否合格？而且这种突击备料、集中点火，一起开工出铁一起停产待料的做法，是否是最佳的方式？
9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河南省有8个县竖起了日产千吨以上生铁的红旗，其中禹县创造了日产4000吨的新纪录，河南省也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主要依靠小土高炉达到日产生铁万吨以上的省。
9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河南商城县创造了日产生铁6000多吨的全国新纪录，河南信阳专区成为全国第一个日产生铁万吨以上的专区。
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以后，各地都开展了创高产的活动，使钢铁产量的统计数字有了明显的增长。
从9月1日到25日（即电话会议前）的9月份全国平均日产量，与8月份相比，生铁增长了47.6%，钢增长了12%。
9月26日到28日（即电话会议后)的全国平均日产量，与8月份相比，生铁增长了162.5%，钢增长了20.9%。
到9月29日，全国出现了9个生铁“万吨省”，73个“千吨县”，全国日产5.8万吨钢，29万吨铁，已经分别接近和超过了25日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提出的目标。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作了上述报道后指出：“9月份的钢铁产量是步步高升的，而进入25日以后，就成为大踏步地前进了”。
进入10月份以后，“十万吨生铁县”出现了，广西寨县日产生铁20万吨、河南禹县日产生铁30.7万吨、河南安阳县日产生铁32.9万吨。
然而，全国18个重点钢铁企业没有一个完成钢的月生产跃进计划，包括地方生产的土钢在内，9月份产钢90多万吨，1至9月份累计达530多万吨。
但是，地方小土高炉生产的生铁，大都是含硫含磷高而含矽含锰低的不合格的土铁、杂铁，用这样的不合格生铁来炼钢，钢的质量无法保证。
为了把钢产量提上去，从10月份开始，报纸连续报道各地土法炼钢的进度和所谓经验。
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炼钢的群众运动”的社论，介绍了河南、山西两省采用小（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的办法，取得钢产量迅速增长的经验，并强调指出：钢产量能不能飞跃，关键就在于是不是采取小、土、群的办法。
10月5日，河南省信阳专区放出了采用炒钢炉、坩锅、焖钢炉等土法炼钢的途径取得日产钢9000吨的“卫星”。
注意，这为之后的“信阳事件”埋下了伏笔。
10月10日，河南许昌专区又创造了日产1.25万吨钢的纪录。
10月15日至21日，各省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土炼钢炉和炉群，动员了更多的劳力上阵，涌现了一批高产省份。
山西省平均日产钢接近1万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达到平均日产8000-4000吨，山西和山东还曾分别创造了日产钢2万多吨的新纪录。
全国“高产周”后，各地钢铁产量的统计数字继续高速增长，尤其是用各种小的土的炼钢炉炼出的钢，比9月份剧增了5倍多，全国出现了7个日产钢的万吨县市，以及一批“千吨县市”和人民公社。
全国生铁日产“千吨县”也由9月份的70多个发展到160多个。
11月3日，《人民日报》公布10月份钢铁生产情况，10月份钢产量比9月份增长91.7%，全月总计达187万吨，使全年累计钢产量达到720多万吨。
被称作大炼钢铁运动“关键月”的10月份取得钢产量的重大突破后，报章公布的钢产量的统计数字几乎是直线上升。
11月15日，《人民日报》宣布，11月上旬产钢78.9万吨，全国钢产量突破800万吨。
11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到11月中旬我国钢产量累计接近900万吨，已完成全年计划的83.4%。
12月5日，《人民日报》宣称，到11月底全国钢产量已达969万吨。
12月22日，《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印出，“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胜利实现”的消息称，据冶金部12月19日为止的统计，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
这场全民运动的“大炼钢铁”的影响有多大呢？
1958年2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45.8亿元。
3月召开成都会议时，为落实关于“第二本帐”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29.2亿元，共计达175亿元。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提出的《关于增加基本建设投资25亿元分配意见的报告》，其中直接用于冶金工业的达4亿元，其它如铁道、机械和电力部门获得的各3亿元的追加投资中，很大部分也是用来为钢铁生产的跃进服务。
各地区和部门在安排“第二本帐”的基本建设计划时，比6月27日中央批准的追加投资额又多了30亿元，使195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总额达到230亿元（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第121页），超过年初计划58%。
这一年的预算内基本建投资实际完成214.4亿元，加上各地为适应大炼钢铁而大量增加的计划外投资，全年基本建投资共完成269亿元，比1957年增加了126亿元，增长87.7%。
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多达1587个，比上年增加595个，积累率由上年的24.9%猛升到33.9%。
1957年财政结余5.9亿元，1958年出现了21.8亿元的财政赤字。
这就是“大炼钢铁”的来龙去脉，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大锅饭：平均主义》。
参考文献：
1、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58
2、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3、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述评．史柏年．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07-02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房维中．1984年10月
5、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