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成科
特区政府正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提出立法规管五大范畴罪行，其中一个最受外界关注的是新增“境外干预罪”，禁止任何人以不当手段配合境外势力，干预国家和特区事务，包括影响中央或特区政策、干预选举、影响立法会及法院履行职能、损害中央与特区关系。
咨询文件亦提及除了犯罪行为，作出关键失实陈述、使人精神受创伤或过分受压、使人蒙受财政损失等，均被界定为不当手段。有人认为新增的“境外干预罪”定义太过广泛及严厉，容易令人跌入法网；有人更认为香港一向与外国的不同组织有密切往来，有关法例会损害香港的自由。欧盟发言人回应时亦称，与《香港国安法》的规管范围与严苛措施相比，今次立法部分定义和条文看齐甚至超越，担心进一步削弱本港仅存的自由云云。
设立“境外干预罪”引来境外势力的反对以至攻击，这是十分正常，因为该法例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及规管这些境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他们对此反应激烈不足为奇，但就是反对也要提出理据，而不是一句削弱香港自由就完事。设立“境外干预罪”既是23条立法的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更符合国际社会近年不断加强防范外国干预的趋势。全世界的国家包括英美欧盟，对于外国的各种干预都是严防死守，绝不容外国势力介入其内政，亦不断对有关法例“加辣”。与西方国家相比，“境外干预罪”定义更加精准明确，入罪门槛更高，更加充分保障了外国组织的正常经营，这样一条法例竟然被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批评，这不是“双重标准”又是什么？
这次《基本法》23条立法，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立法是出于“防御性质”，不是要打击哪些势力，不是针对某些国家，不是针对哪些人，而是出于强化香港地区安全的目的，所以立法都是基于防范性、防御性，目的不在于惩治，而在于扎紧篱笆、鸣枪示警。所以在立法上着重精准、合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亦切实保障香港的特殊性。
就以“境外干预罪”为例，政府在具体立法建议上，已经明确指出针对的只是“配合境外势力使用不当手段”带来的五种“干预效果”。包括：（i）影响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区行政机关制订或执行政策或措施，或作出或执行任何其他决定；（ii）干预香港特区的选举；（iii）影响立法会履行职能；（iv）影响法院履行职能；（v）损害中央与特区之间，或中国或香港特区与任何外国的关系。
这五种“干预效果”都有十分明确的定义。如果要入罪，既要有犯罪意图，也要涉及使用不当手段，以及做成这五种“干预效果”，缺一不可，入罪门槛极高。而且，法例针对的并不是一般外国组织，而是“政治性团体”，入罪既要符合外国“政治性团体”的定义，又要符合违法的干预行为，如果有政治组织的所作所为全部干犯了这些行为，被依法追究又何来冤枉？这其实已经顾及了外资的顾虑，正常在港运作，正常交往合作，根本不会构成犯罪，所谓误坠法网并不存在。
国家安全法不是香港独有，是严是松应该横向作比较。美国自1938年起实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要求特定从事政治活动的外国利益代理人，需要定期公布其与外国委托人的关系、活动，以及支持这些活动的资金信息。该法旨在强制披露外国宣传和游说活动。违反FARA将被处以5年以下监禁、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两者并罚。从2017年开始，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FBI）更将外国恶意影响确定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并加大了对FARA的执法力度，FBI更成立了一个针对外国影响的特别工作组，对于所谓“外国代理人”严格监管。比较而言，香港并没有设立外国代理人的登记监管制度，没有要求其定期公布相关资料，只是犯法才会追究，这样的法例还算严苛吗？
多个国家近年针对外国干预不断加大执法力度，澳洲更把协助外国势力做“商业间谍”定为刑事罪。而新加坡《防止外来干预法》的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度自生效以来，日前更出现首宗针对个人的执法个案。新加坡内政部(MHA)日前发声明指，已向新加坡入籍公民陈文平发出通知书，指他是受外国势力影响，并会为对方谋求利益的人物。这样的执法为什么不见英美政客和媒体批评？
在国际地缘政治复杂的今日，各国都高度重视和防范外国势力的介入、干预，在法例上不断“加辣”，在执法上不断加大力度是大势所趋。香港回归以来政治风波不断，与外部势力的干预有直接关系，对于境外干预有切肤之痛，设立“境外干预罪”不单是必须，而且在内容上已经十分克制，着重防御、示警，平衡国安及自由，如果一些外国组织认为23条立法令他们在香港失去自由，这样他们在英美欧盟以至新加坡运作，又当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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