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航运丹尼斯，续 2024-01-15 周一 和 2024-02-03 现实发展仍在最航运预测和推演路径当中，今天中午抖音直播也讲了目前偏离中枢过低和3月4月船公司挺价的预测，不在这里过多展开，懂得都懂。今天主题我来系统地科普下红海火药桶与全球海运贸易博弈的背后，巴以冲突之外。
1/ 写得深刻一点，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攻击揭示了一个不少人还看不明白的现实：在全球化紧密联系的今天，即使是非大国的行为体也能通过干预重要的经济动脉来展示其影响力，进而利用这种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体系作为一种策略性的武器。这种行为不仅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也突显了国际社会在维护重要航道安全方面的脆弱性。这些行为体就像是蚊子一样，看似虽小不堪一击，却能让人难以忍受且难以彻底根除。面对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智慧和努力，深入理解其行动背后的动机和根本原因，而不是仅仅依靠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
2/ 在2020年，新冠疫情已经暴露了全球海上贸易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一年后，2021年3月苏伊士运河的堵塞再次敲响了红海作为该贸易关键瓶颈的警钟。如今，胡塞武装对红海瓶颈地区的攻击展示了新型安全威胁如何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关于相互依赖经济的武器化的辩论往往集中于大国竞争。但红海的情况表明，一些地缘政治小角色在海上贸易方面同样具有巨大的破坏潜力。
3/ 在2008年，红海地区的海盗活动激增，这是最常见的海上安全威胁。索马里“海员”利用小型武装快艇劫持并勒索更大的船只，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电影《菲利普船长》背后的历史也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2009年4月8日索马里东部450公里的印度洋海面上，美国旗马士基·阿拉巴马号集装箱货船被海盗劫持。当时国际反海盗的响应可以说引人注目，因为它跨越了地缘政治的分界线，西方国家与红海沿岸国家通力合作，协调他们的军事和安全努力，共同应对这一威胁。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也以一种互补的方式参与到这一对付索马里海盗经济勒索的合作中。2008年12月26日，由武汉舰、海口舰和微山湖舰组成的首批舰艇编队从三亚启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我国首次使用军事力量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和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到了2017年，索马里的海盗活动几乎完全消失。
4/ 需要再次提醒的是，现在的红海危机，也门胡塞武装虽然采用了与索马里海盗相似的不对称战术。但是，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了安全威胁形式和严重性的根本性转变。为什么？因为加上了政治和宗教维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未明确要求以及要求以色列结束加沙战争，此外他们也被作为一个武装的非国家代理人部署，背后是伊朗，还有背后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方便在这里写，我只能写到伊朗。在增加了这个维度后，全球就不容易快速出现像应对索马里海盗这种单一维度的”统一战线”。
5/ 更为重要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骚扰行为反映出红海地区充斥着国家间紧张而复杂的关系和愿意充当代理人的行为体，可不只有也门胡塞武装一个代理人。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行动也预示着该地区将会出现进一步的动荡。上周五几乎所有媒体特别是只知道搬运的媒体充斥着什么现在被证伪的所谓停战的文章和弹窗，我当时就在群里讲了然后又重复了观点。
6/ 从去年12月初我就讲这一事件的引火因素是非常复杂涉及多方且交织割裂的，要从根本上解决红海地区的安全威胁，关键在于深入研究和应对那些导致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深层次国家间对立，而不仅仅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应对表面的威胁，需要更加复杂的外交策略和国际合作，以促进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与外部大国之间的对话和和解，从而在根本上减少红海地区冲突的可能性，这一过程是漫长的。
7/ 首先，海湾国家间（包括埃及和土耳其）的竞争呈现出一种反复交织的态势，这种竞争将非洲之角的国家视为战略棋子，目的是为了在红海非洲岸线争夺海军基地、监听站和商业港口的优势地位。非洲之角指东非包括以下国家：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这个地区因其形状类似犄角而得名，位于非洲大陆的最东端，紧邻红海、印度洋和亚丁湾，是连接非洲与亚洲的重要地理战略通道。
8/ 这一格局在2014年的也门战争，胡塞叛军与沙特支持的政府间的冲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开启了这一系列动态。沙特阿拉伯及其主要盟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在红海非洲沿岸寻找前哨基地以便于对也门进行军事行动，比如在厄立特里亚获得基地权利，并对也门的佩林岛等地进行了军事考察，以便进行无人机和空中突袭。然而，卡塔尔（以及土耳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其它成员国之间的冲突，特别是2014年的GCC内部冲突，为海军基地的争夺添加了新的竞争动因。土耳其在索马里确立了显著的军事足迹，2014年获得摩加迪沙港口的使用权，并在2017年建成了其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同年，土耳其和卡塔尔试图通过开发苏丹的苏瓦金港来扩大他们的海军力量。海湾其他国家将这些行动视为GCC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同时，UAE对海军基地的兴趣不止于军事需求，还涉及商业扩张，这一点从其准国有的港口管理机构DP World对索马里兰的Berbera港的商业伸展可见一斑。卡塔尔和土耳其可能将这解读为对抗的又一轮升级。尽管GCC内部的矛盾在2017年得到了缓解，但UAE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很快又涌现出新的竞争局面。
9/ 其次，政治碎片化、联盟的交织割裂以及轻易诉诸代理人冲突是非洲之角各国关系的特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非国家行为体善于首先鼓励外部参与，然后在自己的冲突中利用这种参与来获益。例如，埃塞俄比亚依赖阿联酋和土耳其的武器来平息其与提格雷地区非国家团体的内部战争。虽然海湾国家最为积极地介入这些动态，但红海的战略重要性也吸引了更远地区的参与者，它们都在非洲之角运营海军基地，具体哪些国家大家自己查。厄立特里亚、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最近被认为是独立的索马里兰，都在争取与相互竞争的海湾以及其他当前的大国的接触。例如，厄立特里亚从2015年开始就将其海岸线借给阿联酋用于其在也门的目的，但也长期为伊朗提供“监听站”，然后从2016年开始为以色列提供。其联盟从阿联酋转向了沙特阿拉伯。在苏丹，巴希尔政权促成了非法的伊朗武器转运至哈马斯通过苏丹港，到2017年时，苏丹在考虑俄罗斯在该港建立海军基地的同时，鼓励土耳其开发苏瓦金港。沙特的压力导致苏丹与伊朗断绝关系。但在当前内战中，苏丹的一个交战方——苏丹武装力量——已经恢复了与伊朗的联系。此后，伊朗的无人机已经出现在苏丹。
10/ 简而言之，海湾国家（包括土耳其）间不断重现的紧张关系在非洲之角的体现，构成了红海冲突的一个驱动因素。伊朗-苏丹关系则阐释了第二个因素：外部竞争如何与非洲之角国家分裂的政治互动。目前的红海危机，无论是地区调解者还是来自更远地方的调解者，似乎都难以从根源上遏制这些冲突动态。再次，经济越打越强的俄罗斯对在苏丹港建立海军基地的兴趣引起了欧洲和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红海所谓更深层次威胁的关注，认为更多易爆混合物正在酝酿之中。
11/ 因此，红海危机暂时无解，充斥着各方利益交织割裂，其解决方案需要跨越传统的地缘政治界限，依赖于既强大又独立，同时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秩序持有深切关注的多个国家的共同努力，通过智慧和创新的外交策略，推动红海地区乃至全球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塑造一个更加和谐、互利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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