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父亲洪君彦（1932年3月8日——2012年9月6日），籍贯浙江省慈溪，于杭州出生，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等。1993年退休，后定居于香港。
洪晃与父亲
我爸爸是个乐天派，就是在文革最艰苦的时候，他都能从生活中找到乐子。
记得有一年秋天，他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晒得特别黑，我们大家都心疼他这个旧日的上海公子怎么成了农民，而他却高兴地操着上海口音的英文，装成巴基斯坦人，跑到外宾供应站去给我们买了好多大虾吃！还笑呵呵地说：“要不是晒这么黑，谁会信我是巴基斯坦人！”
我小时候爱吃山楂片，直到现在我爸看见我还送我山楂片。我现在不爱吃，觉得跟纸壳贝儿似的。但小时候实在没什么零食，就觉得山楂片是最好吃的东西，他到现在还是转不过弯。
在有了巧克力冰激凌奶油蛋糕的时代，山楂片实在是不好吃，但在他脑子里就不是这样，每次见到我就跟我说，给你带山楂片了！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
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
洪君彦与章含之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学教经济的，据他的学生说，他能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据他的同事说，他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别人都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而他老人家却退休了。
我小时候记得我爸爸教我骑自行车，带我去圆明园。还有就是他跟我妈妈离婚那一天，他把我送到史家胡同，就在11路车站（现在的111路）跟我说，我跟你妈离婚了，所以今天不回史家胡同了，你今天自己回去吧！
我刚要过马路的时候，他说等会儿，我带你过去。他带我过完马路，看着我回去，然后再坐公交车原路回北大。这时候难受真的没法说，你就觉得这个人就这么没了。
洪君彦与章含之
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那时候坐11路，到动物园倒车，再坐332在魏公村下车，下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车带我进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觉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洪君彦与章含之
文革时期，我爸和我妈离婚以后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吹了之后她去领导那里告我爸，那时候想整人就提“作风问题”。一整一个准儿，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又是离过婚的人。
领导找我爸爸谈话说：“老洪啊，你怎么犯这种错误呢？本来都要让你复课教学生啦。”我爸闷头不说话。
领导又说：“老洪啊，干校的苦你还没受够吗？你要是再受一次处分那可就又得回干校了。”我爸听了有点动心了，大概干校挺不是待的地方，于是笑眯眯地对领导说：“那我怎么办呢？”
领导看我爸有悔改的意思，就比较高兴，建议说：“老洪啊，这么着吧，我和党委再说一说，你就跟这个女的结婚吧，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啦。”我爸一听，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算了吧，我还是回干校吧。”
领导没有见过如此不知好歹的，气愤地问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不顾全大局的决定，我爸理直气壮地解释说：“你想想，她没结婚就这么整我，那要是结婚了，还得了！”
洪晃与父亲
就这么着，我爸又回干校放了几年鸭子，前一阵子，我爸爸住进了朝阳医院换肾，他乐呵呵的，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后妈一起下馆子吃饭，然后又去看老朋友，气得我骂他们两个人怎么都这么不懂事，然后把他们赶回了医院。
开刀的当天我们都坐在医院里等候他的体格检查结果，手术大夫来了，身后跟着心脏科主任，他们说我爸的心脏不好，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要他再考虑一下，然后又把我和我后妈叫到走廊里，仔细地解释了一遍。
我后妈立刻眼泪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间问我父亲是否坚持做手术，我爸斩钉截铁地说： “做，做，做，要不然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
我告诉护士我爸爸坚持换肾的原因，她们都笑了，说：“这是什么逻辑。”
洪晃与母亲
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活得比较自在的一个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
那时候我才15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的挺好的。
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继承我爸的逻辑，虽然毛病多了点，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活得挺自在的。
父母、亲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话题，我能留下的记忆就那么一点，不想再被人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