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遵义会议上投出关键一票，去世后妻子给毛主席写信，石沉大海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猝然逝世，享年68岁。

噩耗传到中南海，毛主席非常难过，悲痛地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是有功劳的。”

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王稼祥当选中央委员。不仅如此，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还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稼祥逝世后，根据中央规定，政治局委员要参加追悼会。不过由于毛主席年迈，再加上生病，遗憾错过了见老友最后一面。

追悼会上，周总理来到王稼祥遗孀朱仲丽身边，安慰她：“你要保重身体......我代毛主席向你问候！”

不过在半年后，仍处于悲痛中的朱仲丽突发奇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遗憾的是，这封信并没有交到毛主席手上，最终石沉大海。

那么，王稼祥与毛主席有着怎样的交情？妻子朱仲丽给毛主席写信，又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1906年，王稼祥出生在安徽泾县一个叫做厚岸村的偏僻山村。厚岸村很穷，可王稼祥家的日子过得不错，父亲王承祖在镇上经营着当铺和磨坊，是一个小商人。

在父亲的支持下，王稼祥7岁那年上了私塾，后来又考上了芜湖圣雅各做中学高中部。这是一所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传授的是新式教育，王稼祥也是在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不过到1925年，因为声援“五卅运动”，王稼祥被学校开除了。

这一年，在组织的安排下，王稼祥与张闻天、伍修权等人一起出发，前往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苏期间，他光荣入党，成为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30年，王稼祥回归祖国，先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一年后因为顾顺章叛变转移到中央苏区。当时，正赶上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青塘召开，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称红军应该到四川发展。这个时候，一位长头发、身材高大的代表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不同意。”

王稼祥定睛一看，发言的不是别人，正是红军领袖毛主席。王稼祥对毛主席仰慕已久，想听听这位红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毛主席没有推辞，对中央苏区的作战形势，以及为什么不到四川发展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分析。后来王稼祥回忆说：“我虽然不理解泽东同志的说法有何独到之处，但总觉得他讲得有道理，让人信服。”

这场会议后，王稼祥亲自到龙岗，与毛主席促膝长谈，直到天亮才离开。也是在那一夜，王稼祥被毛主席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观点深深折服，开始向毛主席靠拢。

因为是共产国际派回的代表，王稼祥在苏区的地位很高，当选中央红军政治部主任，进入最高领导层。可毛主席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失去红军领导权。只有王稼祥站出来支持毛主席，但他当时属于少数派，无力改变这一决议。

王稼祥真正认同毛主席的主张，是在1934年的广昌战役之后。这场战役红军损失惨重，造成5593名将士伤亡。王稼祥十分痛心，忍不住感慨：“如果按照泽东同志的主张行事就能胜利，否则必定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王稼祥遭遇敌人空袭，身负重伤，经历了8小时手术才逃出鬼门关。因此在长征初期，王稼祥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当时王稼祥伤还很重，警卫员担心他身体，提出放一天假。王稼祥很不满，骂了一句：“这么重要的会议，你让我请一天假？”警卫员不敢反驳，只好抬着他进了会场。

遵义会议上，周总理首先发言，随后张闻天作了反面报告，批判博古等人的错误军事路

线。最后，毛主席用一个多小时，详细解读了红军目前的处境，以及未来何去何从的想法。

在投票环节，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主席。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主席来领导红军。

这一次，王稼祥不再是少数派，除博古、凯丰两人外，会上大多数人都拥护毛主席来领导。最终，毛主席当选政治局常委，与周总理、王稼祥重组“军事三人组”，指挥中央红军行动。

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出第一票，毛主席一直记得这份恩情，后来评价说：“他是有功之人，是第一个从教条主义中站出来支持我的。”

1930年从苏联返国后，王稼祥都是中央最高层领导之一，可是在后来，他为何销声匿迹了呢？

有人认为，王稼祥性格内向，很难接近，缺乏群众基础。也有人说，他一度与王明等人走得太近，被视为教条主义的中坚分子。这些原因或许都没错，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伤病缠身，长期脱离工作岗位，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没有多少建树。

红军抵达陕北后，王稼祥被组织安排到上海秘密休养。可在1937年，他的伤病又出现反复，被迫远赴苏联治疗。1938年，王稼祥重回延安，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起草文件，成了配角。

1945年延安开七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只获得209票，遗憾落选。关键时刻，是毛主席替他说了话，对代表们说：“王稼祥在四中全会之前犯过路线错误，可在遵义会议上，他脱离了原来的路线，是有功的。”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帮助下，王稼祥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王稼祥又前往苏联养病。等他返回国内时，担任的已经是东北局城工部长这样不显眼的职务了。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投身外交领域，曾任驻苏联首任大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王稼祥又当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然而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王稼祥受到影响，被迫迁往河南信阳。在那里，王稼祥遭受身心双重折磨，患上了急性中毒性肺炎。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照下，他才回到北京，住院休养。

1972年，王稼祥的身体有所好转，迫切想复出工作。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想法，称：想做一点外交调研方面的工作。

很快，这封信就送呈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想起了这位故人，批示：同意。

1973年开十大，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王稼祥当选中央委员。王稼祥很高兴，回去后对妻子朱仲丽说：“毛主席身体很好。”

遗憾的是，仅仅过去几个月时间，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就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王稼祥逝世后，遗孀朱仲丽长期处于悲痛之中，久久难以释怀。同样让她担心的，还有毛主席的身体。于是在1974年秋，她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写道：

“稼祥已经去世六个月了，我却一天比一天思念。主席，你还记得你说的话吗？我愿加入您的医疗团队，日夜守护在您身边，直到您康复！”

朱仲丽写完信件，便贴上邮票寄去了中南海。她一直等待着毛主席的回信，每当空闲下来，就陷入对王稼祥的深深回忆之中。

说起来，比起王稼祥与毛主席的相识，朱仲丽要更早。她的父亲朱剑凡曾留学日本，与孙中山相识。回国之后，朱剑凡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支持革命，结识了湖南老乡毛主席。朱仲丽小的时候，就见过毛主席几面。后来她从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奔赴延安工作，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做医疗保健工作。

1938年，从苏联返国的王稼祥出席六届六中全会，与毛主席一起散步时偶遇了朱仲丽。毛主席有意撮合这段姻缘，介绍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别看她年龄不大，我们的健康都归她管哩！”

朱仲丽是大学生，有文化有修养，又是延安出了名的“美女医生”。王稼祥顿时动了心，向毛主席打听朱仲丽的具体情况。毛主席很高兴，但又不想以领袖的身份为难朱仲丽，便说：“你找萧劲光问去吧，萧劲光是她姐夫。”

王稼祥是中央的大人物，又有留苏的背景，萧劲光自然乐意促成这段姻缘。就这样，在毛主席和萧劲光的撮合下，王稼祥与朱仲丽相识相恋，于1939年结婚。

结婚那天，毛主席也到了，笑着对王稼祥说：“你现在成了我们湖南女婿，要好好照顾我们长沙小妹哩！”

朱仲丽与王稼祥携手走过36个春秋，在特殊时期相濡以沫，感情深厚。王稼祥逝世后，朱仲丽无事可做，愈发思念丈夫。这时，中央传出毛主席身体不好的消息，朱仲丽长期从事医疗保健工作，于是致信毛主席，希望到主席身边去，执行为毛主席服务的光荣使命。

然而朱仲丽左等右等，始终未能等到毛主席的批示。她一度以为信没寄出去，或者记错了地方。她跑了北京的各大医院，大家都没有毛主席的消息，她想去中南海，因为种种原因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1976年9月9日，朱仲丽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顿时泪洒当场，瘫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