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1997年10月20日，星期一。
在很多香港市民眼里，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大家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该谈生意谈生意，似乎与平日里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对于香港股民来说，这一天太阳的升起却让他们如坐针毡，因为股市马上又要开盘了。
果不其然，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一”，当天恒指跌了4.63%，怎料这只是一道开胃小菜。随后恒指连跌三天，10月23日当天大跌1211点，跌幅达到10.4%；10月25日稍加缓和后，又再跌两天，10月28日的恒指直接暴跌1438点，日跌幅深达13.7%。至此，仅仅过了7个交易日，恒指就从13473点一路狂泻至9059点。
那时的互联网资讯远不如今天这般发达，人们的信息获取途径十分有限，港股的剧烈震荡，让很多股民根本来不及反应，无数人的财富也因此被洗劫一空。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香港楼市和汇市也绷不住了，其后果便是香港房价腰斩，民众排队挤兑美元，有的为了换取现金，甚至抱着“给钱就卖”的悲壮心境……整个香港社会一片哀嚎，惨不忍睹。
面对这一切，执掌港府财政大权的曾荫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这也为后面的一系列故事埋下了伏笔。据采访他的某位记者透露，那阵子曾荫权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雕像，雕刻的内容大概是武士杀死类似鳄鱼的动物。
而曾荫权本人直称，这条鳄鱼，就是乔治·索罗斯。
1
索罗斯何许人也？
他是国际金融界赫赫有名的“金融巨鳄”，其事迹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最典型的便是1992年9月16日，豪赌英镑下跌的索罗斯看准时机，一口气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并买入60亿美元的马克，同时又卖掉了巨额的德国股票，买入了大量的英国股票。紧接着，国际资本疯狂跟进，纷纷抛售英镑。尽管英格兰银行动用了高达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甚至以一日内两度升息的极致手段表示决心，但最终还是惨遭失败，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这一天，被英国人称为“黑色星期三”。
经此一役，索罗斯声名鹊起，据公开信息显示，索罗斯一人动用了100亿美元，并于当天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豪取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经济学家》杂志盛赞索罗斯是“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1994年，索罗斯又瞄准了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和墨币比索的弱点，在期权、期货市场大规模卖空比索，致使墨西哥国家外汇储备短时间内告罄，引发了比索大幅贬值与本国股市的一泻千里。而翻云覆雨的索罗斯，又再度赚得盆满钵满。
索罗斯兴风作浪的投机行径，以及他嚣张跋扈、残暴无情的投机风格，令各国政府闻风丧胆，同时也对其恨之入骨，诸如“金融流氓”、“金融恶棍”、“金融魔鬼”之类的谩骂声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索罗斯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
时间来到了1997年，索罗斯敏锐地发现了东南亚各国的汇率体系漏洞，于是故技重施，从大量卖空泰铢开始，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而危机很快波及到其他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的货币相继成为攻击对象，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和股市悉数崩溃，最终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凡索罗斯所到之处，无一不是地动山摇、血雨腥风。
然而索罗斯并未满足，因为他还有一块巨大的肥肉没有吃到，那便是我国的香港。
2
1997年7月1日，是所有华夏儿女永生难忘的日子。
历经百年沧桑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振奋和喜悦当中，而整个回归过程的平稳顺利，更是让各界对于香港经济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这充分反映在港股的走势里：从1997年4月开始，恒指一路上行，从12000多点直逼18000点，港交所里排队买新股的香港市民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更何况，当时的香港还是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第六大外汇交易市场、亚洲第二大股票交易市场，并且楼市也在不断创下新高，一片“乐观向上的氛围”。
可是在繁荣盛景之下，却鲜有人注意到，一条名叫索罗斯的巨鳄与他的量子基金，正带着大量国际炒家悄无声息地游到了香港市场。
终于，巨鳄在10月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了尖利的獠牙。
10月21日深夜，香港金管局接到驻美国办事处打来的密电，称有炒家在纽约外汇市场大量抛售港币，涉及金额多达1000亿。这一看便是索罗斯的惯用伎俩，即通过大规模抛售当地货币迫使其贬值，再从中谋取巨额利润。受此影响，港股接连大跌——本文开篇描述的内容，便是当时香港社会的真实写照。
要知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巨大。想要保持香港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优势，汇市汇率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国际炒家抛售出来的这么多港币，如果不及时应对，势必会引发汇率贬值，其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最初选择用“拉高利率，抽高息口”来应对，也就是一边尽可能买入炒家抛售的港币，一边抽紧银根，提高香港银行借钱的利率，以此来拉高拆借成本，并打击恶意借取港元的海外银行。该方案在被金管局拿来对付国际炒家时曾经屡屡奏效，任总裁也因此获得了“任一招”的外号。
但这一次，“任一招”未能成功抵挡住国际炒家们的汹涌攻势。
随着利率的不断抬升，香港银行同业市场利率一度疯狂飙升到300%。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媒体发布会上表示，“维持联系汇率是港府首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而导致利息飙升，实属无可避免”，并强调“港元目前已是处于历史最强水平”。然而利率急速上升的另一面，却是港股在持续承压，股市资金被大幅度抽离，同时恐慌性抛售也不断导致股价持续下跌，这一颓势到了1998年也几乎不见任何起色。
而就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资本市场上忽然传来了漫天的利空消息，包括“人民币即将贬值10%”、“内地银行不稳定”等等，有海外基金甚至开出了1998年8月12日香港联系汇率脱钩的期权，而诸如“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并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等传言也随之而来。
不用猜就知道，这是国际炒家们的妖言惑众，扰乱军心，其目的当然为了其狙击港币创造心理条件，卑劣手段真可谓无所不用。可是本就脆弱的市场信心，根本再也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1998年8月13日，恒指一度下跌300点，收盘直接破掉6600点关口，危在旦夕。而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们，一见到港股大跌，便立即通过抛售股票和期货来套取巨额利润，做空手法之凶残，与强盗没有任何差别。当时的华尔街甚至调侃香港股市是“自动提款机”，属实令人发指。
更要命的是，香港房地产价格也在持续暴跌，距离高点已腰斩有余，部分地区房价甚至跌去了70%。很多香港人都是贷款买的房子，原来手里价值500万的房产现在可能连200万都不到了，再加上高昂的贷款，一夜间变成“负资产”的人不在少数，有人因为无法承担巨额的财富缩水和负债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是惨不忍睹。
毫不夸张地说，香港正在经受着开埠以来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也面临着金融发展史上的最危急的时刻。
3
阴云密布大雨滂沱之时，必须要有人站出来撑伞，这个人就是曾荫权。
作为港府财政大权的执掌者，曾荫权深知，眼前的一切已经演变成一场残酷的战争，万万不能坐以待毙。可若是选择入市干预，不仅有悖于自己一直信奉的“自由市场”理念，而且没有必胜的把握——要知道，当时全球对冲基金手上的总资产高达3万亿美元，其产生的杠杆作用可达30万亿美元，相当于230万亿港元，而香港1997年底的外汇储备为928亿美元，如此悬殊的力量差距，“试问哪一个经济体系能够顶得住？”如果正面抗衡国际炒家，无异于是拿出全香港人的财富去殊死一搏，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曾荫权还是咬着牙下定了决心，若政府再不采取行动，股市就会因为被人操控而跌至不合理的水平、利息会持续高企、联系汇率不断受压，而经济复苏更只会遥遥无期。
更何况，“炒家所要拿走的不单是金钱，更是香港金融制度的稳定和600万人的信心！”
所以，这一仗必须要打，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于是他向时任特别行政长官董建华申请：“调用外汇储备，政府入市干预。”
董建华批复：“同意。”
据说，在做出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夜，曾荫权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香港，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
不过有报道称，最终让曾荫权铁了心去战斗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来自北京的支持。
早在几个月之前的1998年3月，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在人大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表过态：“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在1998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上，时任国家领导人在发表讲话时，特别阐述了这样一段内容：
“香港的命运从来就是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当亚洲金融风波袭来之时，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香港大局的稳定。”
伟大的祖国和中央政府，从来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这一次也不例外。数据显示，当时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约1300亿美元，高居全球第二位。
有了特首的批准，有了中央的支持，曾荫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战斗，平日里喜欢戴蝴蝶型领结的他，特意选择了红色的领结，因为“这是战斗的颜色，也是喜庆的颜色。”
他甚至立下军令状：
“如果政府入市还保不住香港，别说引咎辞职，我将以死谢罪！”
这是何其悲壮的气魄！历史上的很多危难关头，总是需要这样一些人，去承担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去做出前所未有的艰难决定，去壮烈地背负起超出个人范畴的前途命运。
不成功，便成仁。一场赌上香港命运的金融保卫战，就此打响。
4
1998年8月14日，曾荫权、任志刚等人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政府入市干预股票及期货市场。
当日，港府便首次动用巨额外汇基金进入市场，与国际炒家形成正面对抗，效果亦是立竿见影。当天收盘，恒生指数大涨564点并收复7000点大关，涨幅8.47%，创下6年来单日涨幅之最。
港府一反以往“积极不干预”政策，给国际炒家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沉重打击。特别是有代行中央银行职权的金融管理局直接托市干预期市股市，这在全球开放型资本市场上尚属首次。于是，国际炒家们再度鼓动如簧之舌，借助媒体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攻击港府的舆论大战。
与此同时，香港各界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有人认为政府入市是“病急乱投医”，有人认为这一举动“破坏了香港的自由市场形象”，还有人认为，在东南亚整体沦陷的大背景下，香港的逆风而上等于是“把好不容易攒下的外汇储备悉数送给国际炒家”。
当然也有支持的声音，毕竟国际炒家的行为已属超越自由贸易的恶意攻击，港府的入市抗击无可指摘。
不过在曾荫权眼里，外界的说法已经不重要，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要战，就必须战到底。
于是在8月17日至8月27日的9个交易日里，旷世大战继续上演：
港府方面，依托以中银、获多利、和升等为代表的多家证券，大手吸纳恒生指数蓝筹股，不管国际炒家们的抛盘有多疯狂，照单全收，宛如铜墙铁壁一般，其目标是不计成本地将期指抬高超过7500点——这是国际炒家们的平均建仓价位；
国际炒家方面，除了大肆抛售之外，还祭出了“声东击西”的阴招：他们于8月16日迫使俄罗斯宣布放弃保卫卢布的行动，继而导致8月17日美欧股市全面大跌，想要借此来冲击恒生指数，然而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在港府的努力之下，8月18日恒指有惊无险，在收市时只微跌13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参战”的券商被香港媒体称为“御猫”，而他们的对手又是国际金融巨鳄，因而这场战争又被誉为“猫鳄大战”。
拉锯战持续到了8月28日，这一天是香港8月份恒生期货指数结算日，国际炒家们手中持有的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如果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向上突破，国际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10多亿美元的血本，反之港府之前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等于扔进了大海。
最终对决一触即发，不容有失！
当天上午一开盘，电视台证券行情频道就立即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盯着屏幕屏住呼吸，紧张气氛溢于言表。仅过了5分多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0亿港元。到上午收市时，成交额已经达到400亿港元之巨，接近1997年8月29日创下的460亿港元日成交量历史最高纪录。
下午开市后，国际炒家的抛售有增无减，香港方面则力接抛盘，只见屏幕上的恒指和期指宛如拔河比赛中的铅锤，始终在7800点附近轻微地摆动，但成交量却一路攀升。高手的对决，稍有闪失便无可挽回。所有人都屏息凝视，时间也过得前所未有的漫长。
终于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定格为7829点、7851点、790亿。
1998年8月28日，是值得载入香港金融史册的一天，也是令众多国际炒家无比心痛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港府保住了港元汇率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秩序，并迫使部分国际炒家在高价位结算交割8月份股指期货，巨额亏损离场。也就在这一天，曾荫权激动地宣布：
“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而后，国际炒家们还做了一番困兽之斗，他们意图将8月的合约转至9月，想与港府打持久战。不过士气大涨的港府立即做出决定，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宜将剩勇追穷寇”。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国际炒家的投机行为大受限制，当日恒生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再叠加当时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趋稳等一系列因素，国际炒家的亏损进一步加剧，眼看着大势已去，只得纷纷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对了，顺便提一句：据有关报道显示，“金融巨鳄”索罗斯在这场激战当中的损失金额，至少在7亿至8亿美元。
5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每次重温起这段金融史上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经典战役，我们总会有很多新的感触。
比如，面对敌对势力的恶意做空，以及资本市场的恐慌蔓延与非理性暴跌，究竟如何反击才是最有效的？
我的理解是，要从真金白银和重塑信心两个维度双管齐下。
真金白银方面，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年香港政府前后共斥资1181亿港元买入33只蓝筹股，最终成功抵御住了国际炒家的攻势，赢得了这场金融保卫战。而这1000多亿的资金，在当时无疑是起到了类似于“平准基金”的作用，即在股市出现非理性的剧烈波动时，必须要真金白银地进行逆大盘指数方向的操作，继而起到为股市托底并促使其止跌向上的作用，从而保护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
不仅如此，在极端情况发生之时，“平准基金”的使用甚至需要不计代价、不惜规模，并且要雷厉风行、速战速决，就像当年的香港，已属于明牌的金融战，面对这种局势，倘若稍有犹豫和顾虑，便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后果亦是不堪设想。
至于重塑信心方面，以曾荫权为代表的香港当局，其誓死一搏的气概固然令人倍感振奋，但更具分量的无疑是中央的态度。
在回忆起这场危机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深情地说道：
“我们很感激朱镕基总理公开表示：只要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会提供储备，帮助对抗投机者。在此非常时刻，中央政府承诺支持无疑是强大后盾，提振我们的信心和士气。”
另据坊间传言，当年索罗斯通过电视看到朱镕基这个讲话时，手里的水杯掉在了地上——这个说法的真实性虽然难以考证，但却能映射出讲话背后的强大力量。
那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厚重与坚毅，不容半点挑衅。
说到底，我们翻阅历史资料，拨开层层数据，无非只想证明一件事：我们伟大的祖国，任何时候都是香港乃至所有华夏儿女最坚实的后盾。尽管民族复兴路上总会遇到各种挑战，但大国崛起的浩浩荡荡，永远都应该是我们的信心之源。
当然，我们也应当坚信：祖国永远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母亲深爱着她的每一个孩子。当孩子遇到了困难，母亲绝不会放任不管，也一定会挺身而出，摆平问题，从来都不会改变。
哪怕时光更迭，岁月变迁。
谢谢读完。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香港金融保卫战》，吕萍，南风窗，1998年11月；
2、《香港金融保卫战：港府对决索罗斯》，鄂志寰，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9月；
3、《1998香港金融保卫战》，党政干部文摘，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