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路口大爷
一个更加灵活的宏观政策环境
2024年，中国的宏观政策基调整体偏积极，GDP增长目标大概率会保持在5%左右，如果考虑到部分债务的风险释放，不排除会设置为4.5%-5%。
5%则意味着要比2023年更加努力。2024年没有了低基数效应，即便只是持平于23年5%的增速，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特别是财政支出的规模需要更大。
这就包括了赤字率突破3%的红线。不过，2023年增发的万亿国债大部分都要到今年才能落实为实际工作量，拉动经济增长，所以24年的财政赤字率并不需要过于激进。加上宏观基调上强调“适度加力”，因此这种增加财政支出强度的节奏，会更加趋向于“灵活”，使之看上去松弛有度。因此，赤字率较难突破23年上调的3.8%，大概率会维持在3.5-3.8%的区间，再组合使用专项债、国债等其他工具扩大财政支出。
央行的PSL工具也在2023年12月重启，净投放了3500亿。不过后续的拉动效应还需要看微观主体的传导效果，已经有经济学家发出担忧，货币最大的问题并非空转，而是不转。另外，在多重约束的作用下，信用环境时松时紧，也是表现出较为“灵活”。
放眼当下的宏观时局，造成“灵活”的因素或许有：
1、从中短期的内部风险来看：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政策则会趋向宽财政+宽货币+宽信用；地方债务风险，则会约束隐性债务，紧信用，但又需要通胀化债；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会驱动政策选择严监管。
2、 从外部风险来看：美国利率周期是否见顶、美国是否能顺利实现软着陆、美国是否快速开启降息周期，全球的金融环境并不稳定，因此宽松与否也不完全由己。
3、 从中长期的风险来看：“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意味着不能只盯着短期问题，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之下长期的供需矛盾、户籍制度之下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发展与安全才是持续存在的难题，只有更多的结构性改革才更能触达根源。
许多短期问题的背后，实则是长期矛盾的反应，靠短期的宏观政策，无法解决长期的改革难题。因此，在波诡云谲的时局之下，在多重政策目标的相互约束中，轻重缓急随时变化，政策也要不断重新组合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管理部门也需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做到稳定预期。
两大宏观调控手段的关系重塑
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经济命题是什么，或许湖北的领导层读懂了，在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中，有这么一句话：“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国企和民企、财政和金融的关系”。
前两者我们不陌生，第三个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我们正式告别了货币挂帅，迎接一个财政挂帅、货币支持的新时代。
当货币逐步让位于财政，将会发生什么？
1、杠杆从地方向中央转移，中央财政填补上位，比如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发国债。
2、财政赤字更加透明，隐性债务得到控制，因此，狭义财政扩张了，但过往支撑起经济的影子银行、隐性债务等一系列广义财政是在收缩的。
3、央行在经济决策中的角色发生改变，重要性和影响力下降。不过取而代之的不完全是财政，而是凌驾于两者之上，来自中央的集中领导，包括中央金融委，中央财经委。
4、财政有助于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平，短期在货币手段作用式微的情况下，能更为有效地拉动投资，但财政扩张一旦失控，也更加容易造成恶性通胀，与之不同的是，货币失控则更容易造成资产泡沫。
毫无疑问，财经金融体系的巨变已经在发生了。
不过，眼下经济学界还有一个分歧，能不能靠制造通胀解决眼下供需矛盾。
央行已经多次强调过，“促进物价低位回升”，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在近期提出“将通胀拉到6%可救中国经济“的政策建议，但各方争论不下，赞同声寥寥。
经济学家李井奎认为，这个药方仍然在相信，无论一个人病情具体如何，只要症状相似，就可以施以相同的药方，忽视了对企业家真正重要的主观方面的预期和信心的重视，没有洞悉人的心理和行为。
到底什么影响预期和信心，也许更该值得关注讨论。
三大发展梯队
今年的宏观基调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我们同样可以从地方省委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来看2024年的工作要怎么落实。
中财办提出过：
债务风险高的地区要边化债边发展，在债务化解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要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扩大利用外资。
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能快则快，特别是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这个思路也明确地体现到了各地的工作部署上，形成分工明确的三大发展梯队。
第一梯队“以进促稳”：长三角、珠三角承担积极发展经济的任务，这些省市都提出了“大省挑大梁”，未来也将更多承担在经济增长、财政方面的重担。上海强调“继续做大经济总量”，“自我加压”，就连不是大省的安徽也不愿意拖后腿，积极表态“跳一跳摘桃子”，自认“经济总量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第二梯队“稳中求进”：中部地区较为保守，比如经济大省河南没有提出“挑大梁”，湖南、湖北没有提出“以进促稳”，反而提出要“清醒”认识问题。这些省市的定位，更多是工业制造业方面的分工升级。
第三梯队“防范风险、兜牢安全底线”：西南债务高风险片区是求稳，任务是做好化债工作，比如贵州提出“在债务化解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且自认发展有“多重约束”；西北、东北的调门偏积极，不过定位是全国能源资源的压舱石，守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另外，山东、福建这两个同样没表态“挑大梁”的大省，都对风险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山东在防风险方面着墨较多，福建认为要“防止出现新的房地产风险”，这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信号。另外，山东也是少有提到“塑造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新优势”的省份。
整体而言，从宏观政策的思路、节奏、布局上，我们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不同于过去十年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