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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上海提篮桥监狱内,一位中年女囚犯向狱警提交了自己的一份申请。在申请中,这位女囚犯主动要求前往苏北地区的我党组织农场,进行相关改造。可在综合考量之后,狱方却最终拒绝了她的请求。
在被拒绝之后,这位中年女囚犯竟然试图通过自残来表明自己的决心,甚至表示:“如果不让我去,我就绝食!”
这位一心想要前往苏北农场接受改造的女囚犯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
陈璧君究竟有着怎样的离奇人生?为何她坚持要去苏北农场改造呢?
点个关注,一起走进陈璧君的人生。

追随革命
陈璧君,1891年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富商家庭。因为家境优越,陈璧君从小便接受了优良的教育。在马来西亚当地读书之时,陈璧君因其聪明伶俐,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马来西亚虽然位居东南亚,但同样受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思潮影响。东南亚因华侨众多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规划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陈璧君得以在马来西亚的槟城见到了汪精卫。彼时的汪精卫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左右手,在整个东亚、东南亚的革命圈子里享有很高的人望。陈璧君初见汪精卫,便被其出众的外表和对革命的坚定信仰所吸引。
本就思想进步的她,迫不及待的加入同盟会位于马来西亚的分部,开始追随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展开民主革命活动。此时的她,年仅16岁,但其心中的志向却远胜过大多青年人。
而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陈璧君也没有忘记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在加入同盟会后,陈璧君利用自家在马来的富商身份,开始担当起汪精卫了解当地具体情况的向导,不断增加二人之间的接触机会。为了能和汪精卫在一起,陈璧君甚至向父母提出解除自己与表哥的婚约。可陈家父母认为,汪精卫所做之事实在太过危险,是个十足的亡命之徒,坚决不同意女儿嫁给汪精卫。
可陈璧君似乎认定了此生非汪精卫不嫁,她在此后仍旧主动示好汪精卫。甚至在汪精卫再次来到马来西亚之后,主动向其写了一封求爱信。尽管陈璧君对汪一见钟情,爱的十分深沉,但汪却对她没有多少兴趣,断然拒绝了她的示爱。
可即便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她却依旧不打算就此放弃。在汪离开马来后不久,陈打听到他已经陪同孙中山先生流亡日本,在日本当地组织规划对清廷皇室的刺杀任务。可因为计划的不断失败,同盟会已经失去了不少人的支持,海内外同胞捐献的资金远远不够组织所需。
陈当即便利用自家富豪家庭出身的特殊,将父母给予自己的所有珍贵的首饰物品都典当一空,将换取的钱财全部捐献给同盟会,作为活动的经费。她的慷慨解囊,瞬间便让处于半瘫痪状态的同盟会再次活了过来。
陈也因此原因,提出加入到汪精卫组建的暗杀团中,缩近自己与汪的距离。汪本打算拒绝,但因为活动经费的原因,最终只能将其吸纳入暗杀组织之中。为了能让汪对自己高看一眼,陈璧君在加入暗杀组织之后,便开始了四处学习暗杀技巧的旅程。她不仅向日本当地的武术大师学习了如何使用剑术、柔道等技巧,更通过拜访奇人,了解了炸药等现代武器如何使用制作。
1910年,陈璧君与其他几位暗杀高手随汪暗中返回北京,计划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可最终因为计划暴露,汪精卫与另一位杀手被捕。为了救出自己的心上人,陈四处打点活动。可因为汪所犯的罪行实在太过巨大,没有人敢于冒着杀头的风险,将其释放。因此,陈璧君也也能通过买通狱卒等手段,向狱中的汪精卫传信。
汪在被捕之后本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但陈的来信却不断鼓励他活下去,同时表达了自己对汪的一片爱慕之心。监狱中的汪深受感动,终于打开了自己心中的那道枷锁。而十分巧合的是,因为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各省纷纷开始了自治,脱离满清政府的管理。清政府在岌岌可危之下,宣布释放汪一类的革命党人。汪因此得以出狱,由北京前往上海。
1912年,汪精卫与陈璧君于上海相会,并在上海举行婚礼,正式结为夫妻。

监狱逞凶
陈璧君早年相识汪精卫,在其带领之下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可在此之后,二人逐渐走向歧途。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汪陈二人迎来末日。她会遭遇怎样的可悲境地呢?她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1944年,汪精卫前往日本治病,但因为病情实在太过严重,最终在名古屋铅毒发作死亡。陈作为其夫人,并没有前往日本,而是留守在其汪伪政府之中。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其侵略中国的计划也彻底告破。早已见势不妙躲避的广州地区的陈璧君,心中更加惊惧。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她主动联系汪伪政府的重要人物褚民谊,希望他作为中间人,与蒋介石暗中联络。陈此举虽然让人奇怪,但自然有着自己的考量。她虽然在名义上为所有中国人所不容,但她十分清楚蒋介石此人对“汉奸”并没有多少抵触,只要对其有用,便能够在蒋的帮助下,躲过人民的审判。而陈便利用蒋介石的这种心理,以曾经的反共举动作为“投名状”,希望蒋氏能够将其收纳,提供一定的庇护。
可陈向蒋介石发出的电报,却没有引起一丝一毫的波澜。蒋介石在此后,没有向其回复一封电报。
但陈璧君却很快与蒋介石手下著名的军统头目郑介民相遇。郑彼时正任军统广州站长,奉蒋介石的命令,前往与陈接洽。在见到陈璧君后,郑介民便表示他是遵照戴笠的指示,迎陈前往重庆,会见蒋介石。陈得到此消息后大喜过望,甚至与褚民谊二人购买了许多水果,希望能够作为见面礼送给宋美龄。
在离开住所之时,郑介民指示手下随行的军统特工坐在陈璧君等人身边,将其包围起来。陈、褚以及秘书几人没有感到有何异样,只当是对方在保护自己的安全。谁知道陈、褚二人及随行的秘书在登上军统众人的汽艇之后,便在武力威胁下遭到囚禁。1945年10月,陈璧君被关押进了南京的看守所内。可即便是进入监狱,她也依旧没有丢下自己“汪夫人”的派头。监狱之内的大小汪伪官员们,依旧称其为“汪夫人”或是“陈先生”,对其点头哈腰,吹捧不断。
在被关押的过程中,曾经有不少国民党要员或是普通的狱警对陈有过不敬。陈璧君这位阶下囚徒在听闻他人的不敬言论之后,竟然当众呵斥对方,指责对方没有规矩。例如在南京关押期间,一位在西安工作的少将来南京公干。听闻大名鼎鼎的“汪夫人”被关押在南京看守所内,于是便刻意前来参观。
在抵达监狱之后,这位神气的少将便站在监狱内呵斥道:“陈璧君关在哪里啊?”陈听闻此言当即暴怒,对这位国民党少将大喝道:“我就是!你凭什么这么称呼我。就连蒋委员长见到我也要称我为‘汪夫人’,你怎么能直呼我的姓名呢?”
陈的声声怒喝,让那位少将不知所措,呆楞在原地许久才悻悻离开。在转移至苏州关押后,面对直呼其名的狱警,陈再次怒声发问:“即便是你们国民党的国父孙中山先生见我也不会直呼其名。你们这些国民党的下人也配直呼我的姓名吗?”
狱警们不想与这位臭名昭著的罪犯纠缠此事,在其发泄一通后便主动退让,不再直呼其名。
1946年4月,陈璧君接受江苏法院公审,最终被判转移至江苏监狱服刑。在法庭之上,这位罪行累累的罪犯依旧嚣张狂傲,大喊大叫称:“我有被枪毙的勇气,可没有坐牢的耐心!”
陈璧君如此顽固,始终不愿接受现实,到底怎样才能让她幡然醒悟呢?

临终悔悟
陈璧君犯下累累恶行遭受监禁,但她却始终保持嚣张姿态不愿认错。她究竟能否醒悟,能否找回
1949年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不断推进,蒋介石独裁中国的梦想彻底破灭。眼见自己的江山不保,蒋介石便开始暗中计划转移,对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监狱关押的汪伪成员,蒋介石也做出了自己的处理。他将所有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汪伪官员全部释放,仅将那些被判无期的汪伪大员们保持关押。陈因其特殊身份,早已被判无期,因此未能得到释放。
同年4月,陈监狱所在的苏州城解放,我军正式接受苏州。陈作为政治犯被转移至公安局看守所暂时关押。在上海解放后,陈被我党转移至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
在关押初期,陈始终以自己“汪夫人”的名头自居,对我党有着极深的敌意。我党组织考虑到她身体上有许多毛病,因此在生活上对她多有照顾。在其半夜发病之时,监狱狱警甚至还特意去请医生为其诊疗。甚至为了不让她心情抑郁,导致病情恶化,监狱还特许亲属朋友对其探望。
陈也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对其的礼遇有加,相比于国民党不知高出了多少。但她却狭隘的认定,这是因为自己“汪夫人”身份的特殊,是共产党人给自己面子。
尽管陈璧君坚持与党组织与新中国为敌,但新中国的不少民主人士都念及其早年革命的功绩,希望毛主席能够宽恕她。宋庆龄、何香凝二人甚至还特意找到毛主席,希望主席能在新中国特赦之时,释放她这位政治犯。
毛主席在思考一番后表示:只要陈璧君公开做出认罪声明,那么国家和民族还是可以宽容对待她的,政府也会将其释放。
得到主席肯定答复的二人喜出望外,当即便写了一封书信寄给上海监狱内的陈璧君。但陈却坚持认为自己对国家无罪,自己是与汪精卫一起执行“曲线救国”的策略。自己之所以遭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押,不过是因为汪精卫最终没能取得胜利罢了。因此,无论宋、何二人怎样劝诫,陈始终以自己无罪为由拒绝公开认错,也就此拒绝了毛主席的特赦帮助。
陈不认罪的行为不仅体现在与宋、何二人的来信中。监狱内,每位犯人都需要对自己的罪行做一份书面交代。但陈却从来都以身体原因为由,拒绝书写任何罪行。
尽管在管教干部的不断催促之下,陈最终还是写了相关的材料。但这份足有两万字的材料,却是一份大谈其人生经历的革命史,而非罪行书。
看守们一旦对其有所轻慢,陈便端出自己当年“第一夫人”的架子,公开斥责管教:“国民党人都不敢骂我,你们共产党人竟然敢骂我,我要向你们的上级控告!”
尽管陈璧君的态度还是未有多少缓和,但我党细致入微的关怀和始终如此的优待,还是起到了作用。随着在监狱中待的日子越来越长,陈璧君不可避免的观察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相关作品。她的思想终于自主地发生了转变。
在后续的监狱工作中,她开始积极配合管教工作,在思想汇报中公开称赞共产党人的好。在听闻服刑人员可以到农场劳作,为人民做贡献后。她更是积极报名到苏北农场劳动。在管教们因身体原因拒绝后,她更是提出绝食作为抗议。
1959年5月,陈璧君身体情况恶化,在入院治疗后也不见好转。自知时日无多的她终于对管教干部们说出了心中的那句谢谢,在人生的尽头,她留下一封遗书给自己远在海外的子女。在信中,这位曾经的民族罪人感慨人民政府对她的无限厚恩,希望孩子们能够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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