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军时期，陈伯钧曾任红6军团军团长，抗战时期是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又是兵团副司令。以这样的资历和战功，陈伯钧被授予开国上将实至名归。
然而，陈伯钧领取军衔后，回到家闷闷不乐，难过了一晚上。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上将不该是我的，应该是吕赤同志的。如果当年不是我打了那一枪，他活到建国后，应该是上将！”
陈伯钧在深夜的一番感慨，揭开了一段尘封数十年的往事，吕赤同志之死，也成为他一生之痛.......
参加秋收起义，毛主席麾下得力干将
1910年，陈伯钧出生在四川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尽管家庭条件不好，但陈伯钧勤劳刻苦，成绩突出，13岁考上了省立第四师范。不过在1925年，因为声援“五卅运动”，陈伯钧被学校开除了。
这次经历给陈伯钧造成很大打击，他审视时局，决定弃笔从戎投身革命。于是在1927年初，他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按时间来算，他是黄埔六期的学员。
陈伯钧就读黄埔期间，有幸听过毛主席的演讲。当时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毛主席受武汉分校总教官恽代英之邀，到学校给学生们演讲。当时毛主席没有注意到陈伯钧这个17岁的学生，但陈伯钧对毛主席印象深刻，被毛主席的雄伟气魄和渊博知识所折服。
1927年9月，陈伯钧与毛主席又见面了。当时的陈伯钧在贺龙的20军独立团当副官，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便来到湘赣边参加秋收起义。他率部驻扎在江西铜鼓时，毛委员来了，与大家讨论起义事宜。此后，毛主席与陈伯钧单独见面，鼓励他说：“你要好好工作，为革命做贡献！”
秋收起义后，陈伯钧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当上了红4军的连长。1927年底，陈伯钧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毛主席到茶陵，赶到时发现敌人正在围攻茶陵县城，只好撤回井冈山。回去的路上，毛主席问陈伯钧：“如果敌人追上来怎么办？”陈伯钧回答：“我和警卫员拖后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就行了。”
毛主席十分看重陈伯钧，以至于陈伯钧误杀上级被枪毙，也是毛主席及时出面，枪下留人。
误杀队长，毛主席：枪下留人
1927年底，红4军成立了教导队，是我军第一所干部学校。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支队伍，把吕赤派去当队长，陈伯钧任副队长，陈士榘任教官。
吕赤很不简单，毕业于黄埔四期，参加过北伐战争。如果他活到建国后，可能和陈伯钧，陈士榘一样，也是开国上将。然而悲剧在1928年春发生的。
当时，教导队协同红4军主力作战，攻克了湖南酃县。当时驻扎在酃县的，是国军的一支正规部队，因此攻下县城后，教导队缴获了不少武器。
陈伯钧也有收获，缴获了一支名为“曲天”的旧式手枪。在那个年代，只有军官有资格配备手枪，陈伯钧很高兴，拿着手枪到吕赤那里炫耀。陈伯钧与吕赤是四川老乡，又都上过黄埔，此时一起共识，感情深厚。
不过，吕赤拿过手枪一看，发现上面锈迹斑斑，还不能连发。吕赤有些嫌弃，说：“这么一堆废铁，还不如扔了算了。”
陈伯钧哪里肯听，回去后重新组装了手枪，又蘸着煤油反复擦拭，弄掉了烦人的锈斑。美中不足的是，手枪的扳机锈住了，不用力根本扣不动。
几天后，陈伯钧听说吕赤回了井冈山，又带着手枪去找他，笑着说：“你看看这支枪，还是你说的破烂玩意吗？”
陈伯钧一心想让吕赤认可自己，在吕赤面前演示起来。然而他忘记枪里有子弹，扣动扳机后，子弹竟直接击中吕赤头部。吕赤倒在血泊中，陈伯钧跪在地上查看时，发现吕赤已经停止了呼吸。
当时，陈士榘正在执勤，亲眼目睹了这令人震惊的一幕。他连忙安抚陈伯钧，随后向士兵委员会作了汇报。
士兵委员会是三湾改编后成立的机构，专门负责部队纪律，有处分、处决干部的权力。主任张令彬得知此事，立即派人把陈伯钧抓了起来，准备枪毙他。
对于吕赤之死，毛主席也很痛心，可毕竟陈伯钧是无心之失，如今枪毙他，红军又少了一位年轻干部。于是，毛主席把张令彬请过来，征询说：“我们已经死了一个黄埔生了，不能再死另一个了，我看还是不杀为好。”
张令彬理解毛主席的想法，可是手下人意见很大，有人公开质问：“杀人偿命，难道就这么算了吗？”为了平息众怒，毛主席亲自给大家开会，说：“这样的干部我们很缺啊，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不要为另一个人追悼了？”
毛主席顿了顿，接着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陈伯钧犯了错，就打他100大板吧。”
陈伯钧也为误杀队长自责不已，主动趴在凳子上挨板子，打得屁股开花。打到20大板时，陈士榘求情说：“一板顶五板，就这么算了吧。”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关照下，陈伯钧逃过一劫。不过对于吕赤之死，他始终抱有深深的遗憾，后来直言：“我这个上将应该是他的.......”
长征立功，又被毛主席批评
经历过这起事件后，陈伯钧作了深刻反省，也爆发出了巨大能量。每次作战，他总是冲在队伍的最前列，屡屡负伤，当上了红15军军长。1932年，毛主席“靠边站”，被迫离职，陈伯钧因为替毛主席说了几句话，也被免职，送去红军学校深造。
1934年红军长征时，陈伯钧再度被启用，任红5军团13师师长。他从江西出发，率部血战湘江，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前进。后来刘伯承元帅评价说：“陈伯钧的13师，是我最放心的一个师。”
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陈伯钧被调去四方面军，在红9军当参谋长。后来张国焘密谋南下，陈伯钧坚决反对，因此被撤职。提起此事，陈伯钧的同事、开国上将陈士榘回忆说：“陈伯钧作为军参谋长，能如此有气节，忠于毛主席，不得不说主席当年对他的处理，他一直感激不尽。”
后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陈伯钧又调任红6军团军团长。如此一来，他也成为为数不多的在红军三大方面军都担任高级指挥员的将领之一。
得知陈伯钧上任，毛主席亲自致信，在信中写道：伯钧同志，闻你在6军，为红军庆得干才！
不过，毛主席也有批评陈伯钧的时候。那是在1937年10月，陈伯钧在359旅当旅长，正好赶上根据地的学校要派车到延安办事。陈伯钧找到司机，请他将359旅的会计稍到延安 ，向中央申请经费，解决部队的冬衣问题。
不料，司机性格古怪，称：“这是我们学校的车，不管你们部队的事！”眼看寒冬将至，战士们的冬衣还没有解决，陈伯钧急了，打了司机一个巴掌。司机又气愤又委屈，只好照办。
结果这件事很快让毛主席知道了，把陈伯钧叫回延安，狠狠批评了他，让他反省。陈伯钧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久后离开前线，回延安搞教育工作了。
天安门上的问候：伯钧，听说你病了？
解放战争时期，陈伯钧奉命前往东北工作，历任东野一兵团司令员、12兵团副司令兼45军军长等职。四野大军解放湖南，陈伯钧留了下来，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抗战时期，陈伯钧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南京军事学院筹建时，校长刘伯承第一时间想到他，向组织推荐。就这样，陈伯钧离开军队，到军事学院任职，任军事学院副院长。
1955年授衔时，陈伯钧作为副兵团级干部，被授予上将军衔。授衔当晚，他又一次想起曾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吕赤同志，为此遗憾不已。
1962年，陈伯钧主持高等军事学院工作，也是毛主席亲自任命的。遗憾的是，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陈伯钧受到冲击，工作生活都陷入困境。
1967年五一劳动节，陈伯钧入选天安门观礼名单，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看他来了，问：“伯钧同志，听说你病了？”
陈伯钧很感动，回答：“谢谢主席关心。”
可以说，正是毛主席的一句问候，给了陈伯钧莫大的鼓励，也让他暂时脱离了险境。
遗憾的是，因为战争年代屡屡负伤，陈伯钧的身体很不好。1974年，他在病痛中离开人世，年仅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