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搜图编辑搜图 尽管袁世凯和康有为都热衷于改革，但他们的理念在本质上却有着三大分歧。首先，关于改革所需的官员特质，袁世凯倾向于选拔稳重老成的官员，如张之洞，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推进改革。而康有为则主张迅速果断地进行改革，展现出大刀阔斧的决心。
其次，袁世凯作为朝廷的二品官员，深知权力的运作和力量的平衡。他的改革方案注重与当时的权贵阶级达成共识，共同推进改革。然而，康有为却将权贵阶级视为改革的阻碍，甚至主张“杀一两个一、二品阻挠变法的大员，就无人敢反对变法了”。编辑搜图
再者，袁世凯的改革理念来源于他从基层崛起的经验，他的建议更加务实。而康有为作为读书人，其理念较为理想化，提出的改革方案更偏向于理论。由于整套变法方案包含近200条内容，使得当时的大清地方官员感到困惑，无法明确操作方式。
综上所述，尽管袁世凯和康有为都是改革派，但他们的本质差异明显。袁世凯并不认同康有为的改革理念，两人的理念并不相容。这表明他们并非同路人，袁世凯也不会支持康有为的变法。
在9月18日夜晚，维新派的谭嗣同悄然造访法华寺，与袁世凯展开了一场密谈。据谭嗣同和康有为的记录，袁世凯当时应承了他们的要求，同意派兵包围颐和园并刺杀荣禄。康有为的描述尤为生动，他描绘袁世凯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犬尔”。他们都深信袁世凯会参与这次行动。编辑搜图
然而，袁世凯的记录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他提到谭嗣同展现出近乎疯狂的激动，出示了一个所谓的“衣带诏”，但诏书之上并无任何人名落款，这使得袁世凯对其真实性产生了质疑。为了安抚谭嗣同的情绪，袁世凯表示，除非得到光绪皇帝的明确指示，否则他无法轻易对荣禄下手。这无疑是在委婉地拒绝谭嗣同的要求。
相较于其他两方面的记录，袁世凯的记录显得更为可信。毕竟，袁、康二人并非同路人，甚至袁世凯对康有为的改革持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为何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协助维新党呢？这确实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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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大家熟不熟悉清史，一定都听说过那段波澜壮阔的“百日维新”。那是一段由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引领的历史，他们怀揣着挽救大清的决心，立志推动改革。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却仅仅持续了百日，最后在慈禧太后的再度“训政”中黯然落幕，宣告改革失败。关于这场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有人将矛头直指袁世凯的背叛。然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
这起事件的起因，源于清朝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心爱的三大支柱——装备精良的淮军、号称远东第一水师的北洋水师，以及被誉为远东第一军港的旅顺港，都在这次战役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令人惊讶的是，当时淮军、北洋水师和旅顺军港所配备的武器装备，在质量上都要优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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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之后，许多人都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整个朝廷的体制问题，而并非武器装备的优劣。于是，朝野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改革。其中，袁世凯、康有为和孙中山是改革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与其他两人不同，他依靠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通过武装起义来推动体制改革。由于他的改革与维新改革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在此暂不详细阐述。
现在，让我们重点关注袁世凯和康有为这两位对于“体制内”改革思路。
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被迫背负起战败的责任，黯然离开了朝廷。随着李鸿章的失势，他的部下袁世凯想要推行改革，却发现道路被堵。为了达到目的，袁世凯不得不将改革方案呈递给李鸿章的对头，清流派的领袖翁同龢。然而，翁同龢并未将袁世凯的条陈转交给光绪皇帝，因为其中涉及到复杂的派系之争。
这份条陈被誉为"乙未条陈"，其洋洋洒洒1.3万余字，深入浅出地探讨了教育、经济、军事与外交等诸多领域，详尽地阐述了他对当时中国所面临问题的独到见解以及解决之道。透过这份条陈，我们可以窥见袁世凯的雄心壮志：他主张借鉴日本的宝贵经验，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以期推动中国的变革与富强。
康有为凭借公车上书，直抒己见，向光绪皇帝进言。他热衷于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力主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并主张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他的条陈内容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和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
后来，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那样，变法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朝廷陷入了一片混乱。变法推行仅四天，支持维新改革的翁同龢就被解职回乡。失去了翁同龢的支持，维新派立即陷入了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决定采取极端手段，试图刺杀慈禧，这一事件史称“围园杀后”。
此外，袁世凯也指出了两个他们必须面对的困境。首先，虽然他掌控着7000人的小站练兵，但他们的武器和弹药都受到荣禄的严格控制。其次，慈禧在变法期间已经调集了17万大军拱卫京津地区，一旦对慈禧不利，后果不堪设想。
这份记录充分显示了袁世凯婉拒了谭嗣同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袁世凯是否真的出卖了维新党，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事实上，真相始终被迷雾笼罩，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线索中寻找到答案。
我们先从慈禧这方面说起。在18日的夜晚，谭嗣同秘密拜访袁世凯之后，19日慈禧便早早就从颐和园撤出，重返紫禁城。紧接着，光绪皇帝也从那天起被迁居到了瀛台。
到了20日下午，当光绪皇帝会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时，慈禧便悄然隐藏在屏风之后。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19日那天，慈禧已经萌生了重新执政的打算。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早在翁同龢被开缺的时候，慈禧就已经在心中酝酿这个计划了。换句话说，无论是否发生过“围园杀后”的计划，慈禧的再次掌权都是注定要发生的。
那么我们再看袁世凯这方面。袁世凯要告密，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他没证据啊，20日光绪召见第三次袁世凯，压根就没提到过“衣带诏”的事。一个官场打滚多年的人来说，没实证就去告密，无疑会让人怀疑他的用心？
其次，袁世凯没有告密的条件。虽然他的官职看似显赫，但实际上在慈禧眼中，他还不足以引起她的注意。袁世凯无法直接见到慈禧，同样，慈禧也没有理由主动召见袁世凯。更为关键的是，清朝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记录慈禧与袁世凯在这段时间内有过任何会面。
而且事后看来，慈禧的“后党”是十分提防袁世凯的。20日袁世凯回天津见荣禄，荣禄便给了他“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职，但是不许他回小站。看似是升了，实则是剥了他的兵权。
20日晚，荣禄回京，向慈禧告发光绪帝欲软禁慈禧。
21日，慈禧政变，维新失败。三天后，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由荣禄接管。十天后，袁世凯回小站，发现小站夹在赣军等两支军队之中，明显是在提防袁世凯生变。中间的原因，极可能是荣禄知道谭嗣同密访袁世凯的事。
从结果来看，倘若袁世凯曾向慈禧泄露秘密，他恐怕会被划归为“后党”一派，然而事实上，袁世凯却一直受到提防，甚至险些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袁世凯告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康有为指责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但此说法的自洽性却有待商榷。这其中疑点重重，难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