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千里挺进大别山。这一战，对于我党战略布局从“防守”转为“进攻”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然而，在这些年里，关于“挺进大别山”却是出现了一些让人意外的说法。
其中在畅销书《邓小平时代》中，作家傅高义就曾表示：刘邓大军在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的辎重，在战力方面与陈粟大军相比起来差得太多，而且对于后续的淮海战役出力并不大。
这一说法，有人认同，但更多的人却是持反对的态度。
就拿郭汝瑰在晚年时的回忆来说，他就曾表示：“如果没有毛主席指挥了这场作战，那么解放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只用了短短4年就结束。”
这还只是当时国军将领的描述，还有其他的我党将领对于此战的看法更是从诸多角度都有叙述。但无一例外都与傅高义所说的不太相同。
这是为什么呢？傅高义为何说刘邓大军对淮海战役出力不大？郭汝瑰又为什么会觉得如果没有挺进大别山这场举动，解放战争就不能4年结束呢？
刘邓大军对淮海战役贡献不大？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间是在1947年，也就是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而傅高义对挺进大别山的看法之所以会引起热议，拆开来看，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刘邓大军与陈粟大军的战力相比如何？
在中央挺进中原时，我军实行“三路”呈品字形朝中原进发，另外“两翼”从东西两面牵制敌军，在外线配合“三路”。
这三路分别就是刘伯承与邓公（刘邓）、陈毅与粟裕（陈粟）、陈赓与谢富治（陈谢）。
三路经略中原的过程中，刘邓大军所遇到的天险以及损失的兵力毫无疑问是最多的。从人数上来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刘邓大军的人数就从12万降低到了6万。
期间，刘邓需要闯过黄河、沙河、汝河等数道天险，同时在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朝着大别山方向前进后，又要面临国军疯狂的追击。辎重与人员数量的急速缩减是必然的。
而陈粟大军曾被毛主席称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部队”，曾以极少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因此在与刘邓大军相比较的时候，二者所留存的兵力自然是有着差距的。
第二个方面，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淮海战役的影响不大？
这一点，其实也是议论最大的地方。有的人认为，刘邓大军在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由于兵力急速缩减、很多重装备与物资都在路途中流失。
正因此，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歼灭战中，刘邓大军才无法单独对付黄维兵团。尽管最后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将其歼灭，但是也反映出刘邓大军对淮海战役的贡献有限。
这个说法如果抛开解放战争、抛开其他作战部署不谈，只说淮海战役的话，似乎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到作战全局部署来看，傅高义的说法就似乎有些站不住脚了。
如果真的要说到挺进大别山的意义，目光还是要从全局来看。这其中包含的不止有作战思维、还有在不同国家的文化之下，人们的行为逻辑。
而这一点，无论是亲历过解放战争的国军将领，还是我军大将，都有不同的看法。
国军将领对于“挺进大别山”的思考
就拿国军来说，曾经在国军中担任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他在新中国成立多年后曾接受过采访。
当被问起他对挺进大别山的看法时，他只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指挥的这一场挺进大别山，那么解放战争不可能4年的时间就结束。”
从1945年8月的抗战结束后没多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
而在郭汝瑰看来，一般大的战争都分为四个步骤，先是一方进行全面进攻、然后局部进攻、紧接着双方僵持、最后就是反攻。
而在挺进大别山中，却是直接省掉了局部进攻的一部分以及双方不相上下的僵持，直接就以挺进大别山为突破点，将国军对我军的局部进攻升为我军直接反攻，打了国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让中共中央进入中原的速度瞬间提了上去，为后面的作战打下了根基。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郭汝瑰对于挺进大别山的看法，是有着较为“全面”的基础的。在1928年的时候，郭汝瑰曾加入过我党，后来因为战乱的缘故跟我党失去了联系。
后来在抗战初期，他进入了陆军学校学习，并在此期间颇受蒋介石的拉拢与喜爱。在他毕业之后，蒋介石也将他往嫡系方面去培养。
但是随着他跟蒋介石的接触越来越多，到了抗战结束的时候，他对于国军内部的腐败现象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那时候的郭汝瑰可以说是蒋介石面前的大红人。
郭汝瑰卓越的军事才能使得他在将领中职位越升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但是他也对蒋介石却越来越失望。
于是，他便屡次尝试重新与我党联系。经过我党多番考察之下，他最终成为了我党在国军中的线人。
可以这么说，无论从我党、国民党之间的阵营转换，还是看他本就卓越的军事才能，对于战场形势的判断，他是有自己的主见、以及有一定优势与准确度的。
再者，关于挺进大别山，国军将领胡琏也曾说过：“后面的乱子，就是出在没有防住刘伯承，让他进入了大别山，这才让我军作战计划被打乱。”
简而言之，就是因为有了挺进大别山这一举动，因此才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从这些话来看，亦是可以反向证明“挺进大别山这一举措对淮海战役影响不大”的说法，是有些不准确的。
从“内”走到“外”，从“安逸”走到真正的“解放”
如果说国军将领对大别山的看法，是属于“外”观的话，那么在我党内部，真实的亲历者毛主席、刘伯承、邓公，就属于是“内”观了。
从8月7日开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在战事上，并非是明智之举，因为前方有着无数天险，后方也没有兵力或物资的补充，而他们行进的方向却是敌人的战略纵深之地。
剖析得直白一些，这可以说是“孤军深入，兵家大忌”。但从全局战略来看，挺进大别山这一壮举却是历史的转折点。
大别山的位置很特殊，它不仅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而且环境来看还是属于“既难守又难攻”的类型，就连蒋介石都从未想过我军会去“啃”大别山这块“硬骨头”。
但是，一旦拿下，那么局面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刘伯承就曾说：“一旦拿下大别山，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有了一把直插敌人心脏的利剑。”
这么说，是很形象的。而在毛主席得知邓公与刘伯承用了二十多天时间，终于抵达大别山后，毛主席高兴不已的说道：“二十多年了，总算是熬出头了！”
在进入大别山以前，我党的革命斗争几乎长时间都处在“防御”的状态。尤其是在红军时期，无论是兵力、还是财力，都是严重缺乏的，即使想要进攻也是万分困难。
后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党的兵力与财力虽然从数量上来说，不能达到国民党的数字，但是从质量上来说，却是可以尝试开展从“防御”状态逆转为“进攻”状态。
而挺进大别山，就是一个契机。如果挺进大别山失败了，那么就还是如同郭汝瑰说的那般，只能按部就班的走完解放战争从防御到进攻的全阶段。
而如果成功了，那么对我党来说，即将开启的将会是一个新的局面。
邓公后来在写关于跃进中原的相关内容时，他就曾提到过大别山与当初在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时很大的一个不同点。
那就是大别山条件虽然艰苦，但却是挣脱敌人的包围，从“外面开始向内打”的第一步。
而在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时，我党却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中“从内向外打”，就连被迫走上长征路也是因为“从内向外打”导致的。
邓公曾表示，如果当初早早的就按照毛主席所说的从内转到外，那么也不至于走上长征路。
这个过程，其实与大别山是类似的。无论是走长征路、还是挺进大别山，其实都是摆脱现状，从安逸走向“主动吃苦”的阶段，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试想，如果安逸的被敌人围在圈子里，始终做防御状态的话，等到物资用尽，那不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挺进大别山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对于全局是有着非常大的贡献。
而这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壮举，如果要将其用来在黄维兵团的歼灭中说事，那就实在有些不公了。
结语
挺进大别山虽然因为行进过程中有过诸多的兵力以及辎重的折损，但是从全局来看，却是对历史起到“扭转”作用的一笔。
正如郭汝瑰所说，没有毛主席指挥了这一场作战，那解放战争定然不能在4年就结束。
而在傅高义的书中，关于挺进大别山的描述，其实前两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最后一句从“论功”的角度看，却就有些偏颇了。
这一点，其实也与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所致。倒是也不存在说一定要分个正确或者错误出来。
只是，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反而提醒了我们，在面对不同的信息面前，我们要更加理智、且全面的来思考问题。不以偏盖全、不随波逐流，才更接近历史的“真相”。